徐世昌也能当博士_关于徐世昌的故事

徐世昌也能当博士_关于徐世昌的故事

北京，总算又一度平静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虽然依旧相处敌对，炮火是停下来了；和谈统一虽然困难重重，也还在谈判着；北洋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尚未发展到动武阶段；外国人尽管还是盘算着在华利益，也尚未采取武力冲开缺口或武力已经起到作用，暂时都还在“享受”。徐世昌就那么福气，当了个想“文治”又“稳治”的大总统。六十四岁的人赶上这节口，称心着呢！

为了区别徐总统与往届总统的不同，标榜自己浓郁的文治气氛，徐世昌在他的总统府特地设了一个“晚晴簃”诗社，与诗友樊樊山、柯劭忞、严范荪、赵湘帆、易实甫、吴辟疆、高阆仙、徐树铮等人每星期日聚会，饮酒赋诗，并铨选清代各家诗，刊印《清诗汇》一书，把自己写的诗汇编成集，命名为《水竹村人集》《退耕堂诗集》；又在他的画友周肇祥家成立了“画学研究会”，研究中国的国画艺术……诗文氛围浓了，诗文方面的朋友也渐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倒是为他在世界上扬了名。此人便是他在翰林院结识的，他的恩师李鸿藻的三儿子，一个革命党人李煜瀛（石曾）。

李石曾是留学法国的，曾以革命党人和以胞兄李符曾与徐世昌有结拜之谊的关系，去东北访过任着总督的徐世昌，并劝他转向革命党或树旗独立的。我们在前文中有过介绍。这位李石曾后来又去了法国，当他再次回到北京之时，徐世昌已经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且又是“文治”叫得最响的总统。李石曾忽然念起了“前缘”，决定去访徐世昌，并想加入他的诗社画会。好在“晚晴簃”诗社和画学研究会的成员中大多是前清遗老，与李石曾的老爹前翰林院大学士李鸿藻都熟识，便领着李石曾进了总统府。一到总统府见了徐世昌，自然是不必引荐就亲热起来。徐世昌拉着李石曾的手，说：“东北一别，竟是十年有余了，听说你又去欧洲，何时归来的？老师还好吗？”

李石曾忙说：“谢谢总统惦记，家严尚好，我嘛，也归来有月余了。听说阁下组织了诗社画会，又大倡文治，十分诱人，是开明之举，故而随友人来凑热闹。”(www.guayunfan.com)“中国人生活的气氛太紧张、太厮杀味了，应该有一片诗文清雅世界。”徐世昌说，“所以，我想领个先，开个头。”

李石曾说：“世界潮流亦是如此。我这一次回来，就想不走了。我已在北京办一座孔德学校和一座中法大学，传播西方的文明。”

“好事，好事！”徐世昌说，“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尽管明说，我会尽力的。”

李石曾表示了谢意之后又说：“阁下既然倡导文治，又那么热爱诗画，我想，对于一个东方国家的领袖来说，西方国家一定会另眼相看的。有这样一件事，我想你应该争取一下。”

“什么事？”徐世昌问。

“你应该在法国争取得到一个文学博士学位。”李石曾说，“一国领袖，再有这样一个学位，那你便是文明世界最具声望的人物了！”

对于“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到底具有多少含金量，徐世昌还说不清楚。但是，能取得一个外国博士学位，那肯定是一件荣誉崇高的事。据徐世昌所知，从慈禧太后派出留学生起，到今天，中国学子取得这个荣誉的尚无一人。他当然想有一顶“博士帽”罩顶了。但是，他又对着李石曾摇头了。“谈何容易呀！我所学的，全是“四书五经”的儒学，被西方国家视为‘后进’的东西。拿什么去取得人家的学位呢？”

李石曾笑了。“这不难。西方国家高层人士，正在花大力气研究欧战问题。中国是卷入欧战的国家，如能从这方面加以论述探讨，肯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课题。我看，就写一本《欧战后之中国》，便有希望。”

徐世昌沽名心切，当即便答应了。又说：“这就有劳阁下为之周旋了。”

“我会努力的。”李石曾满口答应。

从欧洲大战论及中国形势，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话题。可是，徐世昌不仅对欧洲大战知之甚少，而且对欧洲大战与中国关系知之更少，若杜撰成书，确不是易举。事情答应之后他感到为难了。这时，徐世昌忽然想起了总统府一位叫黄郛的咨议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便悄悄地找到他，把这件事对他说了。

黄郛，浙江绍兴人，字膺白，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再后来到北洋政府中从事外交工作，是个十分熟悉世界各国情况的人，自然对欧战也做过研究。听了徐世昌的希望，便说：“这事容易，交给我来写吧。”黄郛闷在一个秘密房中，根据欧战情况，结合中国史实，依据儒家的道理，夜以继日地写下去。写一章便送给徐世昌，徐世昌自知不是这方面的学问家，便让吴笈孙、曹秉章，许宝蘅和谢宗陶等人审核、修改。前后半年时间，书写成了，并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刊印出来。李石曾拿着这本书到了法国，替他大力宣传，果然被法国的巴黎大学器重了，这个大学立即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徐世昌高兴了，他是中国领袖人物第一个获得外国高等学府授予学位的高层人物，他的文才和文治的影响陡然高了起来。

有了学位，要去领学位证书。徐世昌是中国的大总统，不便轻易出国。于是，委派朱启钤作为他的专使，去法国替他领取。朱启钤携带一大批中、英、法文版本的《欧战后之中国》，在巴黎广为散发。于是，世界上有更多的人知道徐世昌了。

徐世昌没有忘了他的大作《欧战后之中国》的“操刀人”黄郛，于是，拿出美金万元，来到黄郛府上，千恩万谢之后，说：“膺白呀！这点钱作为游资，你出国去游历一番吧，也算散散心！”

周游世界黄郛何乐而不为。于是，携着妻子出游去了。谁知他一到美国，事情就发生了意外；外交场上那么多人称赞徐世昌的大作，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有学问的大总统”。黄郛心里有点不平衡：“这书明明是我写的，著上他的名字，他一下子名震世界，只让我出国游历一阵子。这公平吗？值得吗？”于是，黄郛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把《欧战后之中国》成书情况向世界做了宣告，再经媒体一宣扬，徐世昌便现了丑。“原来大总统还是个草包，学位是别人代取的？！”不仅如此，黄郛还把原书修修改改以《欧战后之新世界》为名，用自己的名字在海外重新出版了，更出了徐世昌一大丑。

这事只能算徐世昌大总统一段“轶文”，也就无须评述了。我们还是沿着“欧战”这个话题说点儿别的——

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欧战已近结束，美、英国家想与日本争霸东方，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都对徐世昌提出“在中国实行和平统一南北方”的劝告；接着，英、美、法、意等国协同日本共同向中国的南北双方进言，建议和平统一。徐世昌是想做和和平平的大总统，这些外国人的意见进言正合他的思想。于是，徐世昌大做文章了；他先让梁士诒组织一个和平促进会，又暗示南北方知名人士熊希龄、蔡元培等数十人发起和平期成会，他自己也在各种场合大嚷大叫“和平统一之时机已到，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在此一举！”

高调是如此唱了，可是，一旦行动，徐世昌便露出了狐狸尾巴——

1918年11月，他在发出和平令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当总统以来的第一次督军会商会议，张作霖、卢永祥、倪嗣冲、王占元、阎锡山、曹锟等以及各省区代表到会。段祺瑞也被邀参加了会议。

因为后台不同，徐世昌和段祺瑞已经貌合神离了；连捧着徐世昌登上总统宝座的安福国会，徐世昌也远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徐世昌是听英美洋人的，段祺瑞是听日本洋人的，英美洋人与日本洋人在瓜分中国利益上总也“分赃不均”，只没完没了狗咬狗。由于有了段祺瑞参加，督军会商会议便拘拘束束地谈论了些诸如“和平统一，南北方不可对等”，“议事不要涉及国会”，又是关于“督军各自势力范围”，等等。最后决议也是模棱两可。但是，在英、美、法、意、日五国的一再劝告下，会议倒是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服从总统，赞成和平。11月1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命令；南方势力也发布了“前方各军守防待命”的命令。其实，这个装模作样的和平、罢战、统一局面，拆穿开来，只能算是徐世昌集中目标对付南方革命党，其次是排斥段祺瑞的安福系罢了。随后，一个马拉松式的南北议和谈判便开始了……

就在徐世昌虚虚假假地大抓“和平统一”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该发一道命令，将张勋特赦了。”

——那一天，他和段祺瑞密谈之后，他便想立即下一道“总统令”，为他的门生清洗一下罪名，并且派他一个用场。可是，他发觉段祺瑞答应得很勉强。“做得太急了，会不会引起这个‘再造共和’的英雄的反感？”所以，他把这事暂放了一下。放是放下了，心里总不平静。现在，他决定不能再拖了。

特赦张勋的命令很简单，只表明张勋无罪了，发还全部家产。其余的，什么也没有说。

特赦令发布的第二天晚上，张勋偷偷地来到铁匠营徐世昌私宅。

六十四岁的徐世昌，当他再一次见到六十五岁的张勋的时候，他简直不敢认他了：矮小的身个由于消瘦变得更矮了，黝黑的脸上添了几分土色，眼神也灰灰暗暗，那身褪成灰白色的军装，简直告诉人们他是一个失落许久的散兵游勇。他没有辫子了，一顶大大的帽子罩在头顶（也许那里还藏着辫子）。他站在徐世昌面前，久久地呆望着，嘴唇只抽动着，却不张开——昔日那督军、巡阅使、一等功臣的雄伟气概一丝儿也不见了！

徐世昌朝他走近两步，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好久好久，才惊讶地说：“绍轩，你怎么这个模样？”

老门生望着小老师，痴呆呆地望着，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汩汩地往下流去，流过鼻凹，流过嘴唇，然后一滴一滴落在自己胸前灰白色的旧军衣上，那片军衣，顿时斑驳起来。

还是徐世昌开了口：“坐下，坐下。坐下说话。”

徐世昌为张勋送上一块毛巾，又递上一杯开水。说：“往事不必提它了，都过去了。一纸命令，一切都成了昨天。今天，一切都从头开始。偌大的国家，难道能没有你一片天地？你要从一个死胡同走出来，走向旷野！千万不能倒下去！”

张勋抹着泪水，叹息着，半天才说：“当初不听老师的话，栽了一个大跟斗。”他又叹息着，摇着头，“我把人都看得太正直、太君子了。堂堂的陆军总长、国务总理，我心中的神仙，怎么能想他是个耍权术的骗子？我上当了，那么轻易地上当了……”

徐世昌知道张勋说的是段祺瑞。心里也有内疚处，当初徐州会议也有他徐世昌的代表呀！只是张勋到了天津之后，徐世昌才态度大变，劝其不可复辟。张勋说的“骗子”“上当”，在徐世昌看来，那不过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不值得奇怪。要奇怪的只是自己权力斗争不成熟。所以，听了张勋的感慨之言，徐世昌只轻轻摇着头，说：“记在心上吧，许多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大风吹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历史会是公正的。你回来了，先好好理理家，养养身子，等一段，我会安排你去做适当的事情的。”

“老师费心了。”

“还有什么困难吗？”徐世昌又问，“我要帮你做些什么？”

“不用了，老师。”张勋说，“本来还想对老师诉诉苦，听老师一说，不诉了。是非功过都让后人去评吧。自己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楚的。”

“找医生，看看身子。”徐世昌在送张勋的时候又说，“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养好身子，再干一番事业！”

张勋离开铁匠营徐宅的时候，吴芨孙不请却匆匆来了。

吴笈孙是总统府的秘书长，诸多小事他完全可以代总统行事。可是，这段时间以来，总统府发生的事情都是大事，都是他秘书长代行不了的事。如南北议和，还有《巴黎和约》的签订等大事。秘书长匆匆来到总统私宅，就是为这些事。

“世缃，”徐世昌总是这样亲切地呼吴笈孙的雅号，“你怎么匆匆来了？”

“菊帅，”吴笈孙成为徐世昌的贴心，是从跟随他去东北三省做总督开始，从那时起，便称他为帅，一声“帅”字，双双心里亲切。所以，以后不管徐世昌在青岛、在天津、在辉县，还是在北京的总统府，他依旧呼“帅”，除了在公开场合呼“总统”。“议和问题十分棘手。朱桂莘（即议和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以代表团的名义提出辞职，请总统另派他人……”

“这怎么说的？”徐世昌是费尽心机要创一个和平盛世的。议和中辍了，战争再起，他不也成了好战总统了嘛！“难道唐少川（议和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就不做一点让步，非逼人无路可走不可？”

“是这么个势头。”吴笈孙说。

“复电上海，慰留桂莘。”

——南北议和，是徐世昌当作自己的“德政”来关注和努力的。南方的军政府坚持“双方各派同等代表”，最后达成“各派十人”协议。北方代表以朱启钤为首，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几经磋商，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议和会议。对于唐绍仪，徐世昌很相信他，觉得唐会给他留面子。徐世昌做东三省总督时，唐绍仪是他的属员，曾任奉天巡抚，徐很器重他；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唐绍仪又是第一任内阁总理，徐对他依旧亲密。他作为南方军政府的总代表了，能不给北方几分情面！

然而，偏偏事与愿违，上海会议之前，唐代表就首先提出了“北方对停战贯彻不彻底”的问题，指出具体的事实是政府派军援陕、援闽——原来段祺瑞确有此举：段在陕西调许兰洲、刘镇华等部援助督军陈树藩与国民军于右任作战；也曾派兵援福建李厚基与国民军陈炯明作战。但段称是“剿匪”。徐世昌也只好依段意复电南方，以“剿匪”搪塞。上海会谈开始之后，唐绍仪首先提出了“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及“宣布中日密约”三个问题。当朱启钤把这三个问题都电告徐世昌的时候，大总统竟一阵欣喜——原来这三件事都是段祺瑞的安福系干的，徐也有意解决。于是，复电朱启钤：“欧战已停止，参战各师均拨归陆军部直辖；借款问题，由英、美出面与日本洽商，除已交三百万元外，其余不再付。”关于中日密约问题，徐世昌令将《中日军事协定书》《中日陆军、海军共防敌》两项协定和《解释欧战终止日期补充文件》等四份材料寄送和会。徐世昌满以为这样做会使南方代表满意，使和谈早日成功。

但是，唐绍仪却不答应。他以“参战军俨在，军事协定不全，陕战未决及公债未止”为由，指责北方“无谋和诚意，勒限作复”，并且提出“罢黜陕（陈树藩）、湘（张敬尧）两督”之议。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于和谈本来就心存畏难苟安，想图迁就却又不敢折中。于是才提出辞职。

和谈的一方代表辞职不谈了，上海和会开始后的第十一天——3月2日遂告中辍。

徐世昌听了吴笈孙的详述，虽然果断地要“慰留”朱启钤仍做他的总代表，可是，朱启钤毕竟离开上海了，议和的上海会议毕竟中辍了。徐世昌只好深深地感叹说：“少川何悍！桂莘何葸！”

议和中辍怎么行呢？徐世昌是以“和平”修饰门面的，没有和平，他这个总统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徐世昌决心重提和谈，务要实现统一。

和谈中辍，已是天下共知的事。国人对此无不愤然责难。此时，英、美、法也向徐世昌和外交部提出劝告：“和平不能中辍，应该双方让步，以实现和平统一。”就连直称大总统为“东海先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通电徐世昌及国人，表示和平的殷切希望。桂系将领也向徐总统致电，希望重开和谈会议。

消沉中的徐世昌忽然又兴奋起来了：“国人友人均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和平呢？中国一定会实现和平，我一定把和平的旗帜高高打起！”

南方代表不是质疑陕西停战的事嘛，徐世昌即以议员张瑞玑为“钦差”赴陕西监视划界停战，坚决再申陕西停战，敦促其立即停火；披露中日协定全文；中止公债；改参战军为国防军。

一切行动都向世人表白，他徐世昌是真心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和平的。由此，国人、友人也表示称赞。徐世昌把朱启钤找来，让他“不负众望”，再去上海。

停了三十七天的上海和谈会议，于4月9日重开。

由于“一切”障碍都排除了，徐世昌原以为重开的南北和会会很顺利。这样，他的总统地位便会得到南北双方的共同承认。殊不知，和谈会上，风云又变：南方军政府坚持提出恢复旧国会。

恢复旧国会，就是不承认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安福国会被推翻了，安福国会选举的大总统自然也失去了光彩！徐世昌不同意，段祺瑞不同意，安福系国会议员尤其不同意。于是，和谈会议又停顿。

就在中国南北议和走走停停的时候，在法国的巴黎，也在马拉松式地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英、法、美、意等二十七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和平会议（苏俄没有参加）。这个和会，名义上是为了拟定对德和约，建立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和策划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会议。会议为英、美、法三国所操纵，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

中国是参加对德战争的国家，是战胜国之一。但是，巴黎和会却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迫使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此事传到国内，中国人民无不激愤。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联合北京十余所高等院校三千多爱国学生，以反对段祺瑞卖国和反对日本侵略为目的，举行罢课，齐集在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和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学生还火烧了赵家楼和痛打了章宗祥。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军警方面的镇压，他们将三十余名学生拘捕起来。

教育总长傅增湘匆匆将此事报告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听了汇报之后，最初，还是有体谅之心的，他对傅说：“学生伤人纵火，大干例禁。然青年血气方刚，误入歧途，察原其情，宜哀矜而毋惩，论之使知非可矣！”

为了扑灭学生运动，国务院特地召开了会议。阁员们多是军阀，杀气腾腾，此时，段祺瑞已经不是国务总理了，只是阁员，但他却自觉是实力派，在会上力主严惩学生。有人附和他，同时提出关闭北京大学。为此事，他们还跟教育总长傅增湘大闹了起来。段祺瑞等人大叫：“应该罢免蔡元培的校长，惩处他教育无方，纵容学生闹事！”

傅增湘则说：“《巴黎和约》就是不公平，当严惩出卖祖国利益的代表！”

政府态度暧昧，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不仅北京大动，举国上下，渐起支持。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分支机构；大批学生通过讲演宣传，抵制日货及救国储金等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运动的高潮，得到了工人和商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到6月3日，又爆发了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运动。

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军阀政府的军警也起来了。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步兵统领王怀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调动大批军警出动弹压逮捕街头讲演的学生，两天便拘捕学生数千余人。消息传出，全国各大城市纷纷罢课、罢市、罢工……

作为苦读圣贤书又在翰林院坐过冷板凳，而今又做大总统的徐世昌，他对那些爱国学生，起初真是抱着“哀矜而毋惩”的态度。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从言论到行动都比较支持教育部总长傅增湘。然而，徐世昌毕竟也是军阀之一，他除了同情学生的爱国之心，知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卖国行为。可是，他又怕得罪了洋人。所以，徐世昌的政府左右衡量后，还是在和约上签了字。

决定接受那个不平等条约了，徐世昌开始撕去了自己“哀矜而毋惩”的面具，于5月6日、8日连续下令，严禁学生“借名纠众、扰乱秩序”，要求各学校“整饬学风，严禁学生干政”。否则，要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办理，甚至扬言要解散大学。

徐世昌政府镇压学生，引起全国民众的反对，激发了民众更大的反抗情绪。罢课、罢市、罢工高潮由大城市到小城市，由城市渐至乡村，烈火般地在全国各地展开。徐世昌又于14日第三次下令，命京师军警机关随时警备，“坚决取缔学潮”，违者要严惩；同日又向京内外各校学生发出通令，将学生的爱国行动视为“破坏秩序，凌蔑法纪而不恤”，耸言“挽救艰危，端在持以镇静，稍涉纷扰，恐速沦胥，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学生不要干预政治。

爱国运动不是几纸命令可以压得下去的。十天时间，不仅学生、工人，连工商界也纷纷加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高潮。

徐世昌急了，他躲在总统府的密室中，但总统府外的呼声和滚滚爱国热潮他听到了，也觉察到了。他的秘书长吴笈孙在身边出出进进像一只圈在铁笼子里的狐狸。他想了好几条为徐世昌解困的办法，但全被自己推翻了——他想让徐世昌对待学生运动惩处“再严”些，可是，他也看到了后果，高压政策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愤——他想建议大总统挺起胸来，破釜沉舟，命令在巴黎的代表挺起胸来，拒签那个不公平条约。可是，徐世昌何尝有这个心胸和胆识，何况，他背后还有几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刺刀已经压在他的脖子上，而徐世昌又不是一个不怕死的汉子。吴笈孙进不得也退不得。他团团转了许久，才说：“菊帅，目前形势，非做让步不可了。”

“怎么让步？”徐世昌仰起脸问。

“该做让步。”吴笈孙说，“把巴黎代表调换一下，表示一种惩处。”“能行吗？”

“可以缓和激烈情绪。”

徐世昌默默地想了想，然后说：“我要同芝泉商量一下。”

段祺瑞没有政权和军权了，但他却控制着国会，国会控制着对外签约权。因而，段祺瑞依旧是实权派。徐世昌找到段祺瑞，段祺瑞也看到了国人的爱国热情，生怕自己成了国人的共同敌人，便说：“菊帅以大总统名义决定吧。以减缓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为目的。我想，国会和各方都会答应的。”

段祺瑞点头了，徐世昌做了个“让步”的决定：6月16日，北京政府决罢免外交总长和巴黎谈判代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然而，十二天之后，即6月28日下午三时，中国的代表仍然奉命要他们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协约国对德和约上正式签字。消息传到中国留法学生和爱国华侨那里，他们聚集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公寓，坚决阻止中国代表前往签字。这样，终于使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等迫于压力而违命拒签和约。事后当国人质问政府时，徐世昌还假惺惺地发了通电，辩解一番说：

……此时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日各国之意见，毅然和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我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在人民昧于外交情形，固亦在意计之中，而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总统以下，同属公仆，欲迳悖情处理，既非服从民意之初象，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

徐世昌表达了自己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想以此求得国人的谅解。另一方面，他又根据专任参战督办和段祺瑞的“呈请”，以大总统名义奖叙所谓“参战勋绩最著人员”，褒其“或识烛几先，力排众议；或同心赞助，懋著勋劳”。这些被褒奖的人中，就有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人。

对“徐世昌大总统”所作所为，国人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