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变革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时代大变革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在推翻腐朽、反动、没落的清王朝，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的辛亥革命运动中，郁达夫未能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所作为，实乃终生之痛。

深秋和初冬相互交替的某一天，江南一隅的富阳小城，被几十个荷枪实弹的革命党人和平占领后，骚动、靡乱一时的市井和人心，很快就又恢复到从前的老模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茶馆酒肆依然宾客盈门，换汤不换药而已。

为革命浪潮激荡、鼓舞、兴奋，也曾热血沸腾，壮志未酬的郁达夫，面对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现实，渐渐迷茫、困惑起来，冷静思考之后，重新返回故纸堆，到书的海洋里去寻求新生活。

学习古典文学，钻研中国历史，从哲人先贤那里汲取营养，是郁达夫每天必修的课程。读到司马迁《史记》中的秦汉部分时，他感叹道：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夕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www.guayunfan.com)横扫群雄，兼并六国的秦始皇，“千古一帝”也，然而，战争之后，他仍秉持战争时的心态，张弓待发，不给百姓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马不停蹄地筑长城，扩边界，他所创建的帝国终为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所埋葬。

前车之鉴，当为后人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应永远铭记于心。

率领八千清贫子弟兵的项羽，南征北战，破釜沉舟，一举消灭章邯的几十万大军，敲响秦王朝灭亡的丧钟，史称楚霸王。

自恃天下无敌，英雄盖世的项羽，夺得半壁江山后，不知体恤士兵流血牺牲和连年征战的疲劳，听不进谋士高参们的不同意见，独霸专行，刚愎自用，几年之后，便被善用名将良相的刘邦打得一败涂地，自刎乌江。自此，八方诸侯争天下的局面宣告结束，汉高祖一统天下。正是：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关妇女几曾亲？ 虞歌声里天亡楚，毕竟倾城是美人。

除正统的、官方修撰的史书之外，对稗记野史等闲书，郁达夫也是喜爱的，时有涉猎，读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他就有一番深深的思索。

《西京杂记》是在杂抄汉魏两朝轶闻趣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笔记体小说，像王昭君出塞和亲，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偷光读书等家喻户晓的典故均出自此书。其中“昭君出塞”的故事，给郁达夫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并触动了他的灵感神经。诗曰：

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 当年若赂毛延寿，哪得诗人说到今。

毛延寿为西汉元帝时的宫廷画师，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是因他贪婪，丧失人格而起。《西京杂记》卷二有言道：“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王昭君不屈膝谄媚权贵的铮铮傲骨和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英雄气节，令郁达夫折服，视为人生楷模。

《咏史三首》写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晰地表达了诗人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也不妨这样说，这三首诗虽说咏的是史事，实际上是不无感时论世之慨。不是吗？他借鉴暴秦覆亡的历史，意在提醒人们，不管专制王朝有何等的统治奇策，人民大众一旦奋起反抗之日，就是他们的殒命之时。

“八千子弟半清贫”句很有新意和时代感。据《史记》和《汉书》等权威史料记载，项籍、项羽等人的确曾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但谁也没有说明这八千人都是来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即有多少人出身高贵，又有多少贫贱者，其他文献也都不曾涉及过这个问题。说其中的一半出身为清贫，乃是郁达夫一家之言。依照郁达夫的理论思维和推断，只有出身社会最低层，受压迫，受剥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才最具有革命性和造反精神，一遇适当机会，瞬间就能星火燎原，使旧政权化为灰烬。“清贫”一词，按现代的流行说法，当是“无产者”之谓。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十年，尚在读中学的郁达夫就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看待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群众基础，真的是非同寻常。

他的长子郁天民对“八千子弟半清贫”这句话很是欣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首诗，即在今天读来，还能体味到他对后来才实现的一九四九年那场地覆天翻的大变革的殷切企盼和高远的千古余慨。”（于听《郁达夫风雨说》）

中华民国新纪元的第一个春天，伴随着各地的独立浪潮，惊天动地般地来到神州大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山川原野，处处绽放着青春、美丽、希望的花朵，亿万百姓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泽。

在时代的“大风圈”外呆立静观两个多月的郁达夫，为新时代汹涌澎湃的春潮感召激励，再也无法保持沉默，旧历的春节刚过，就匆匆告别故乡和诸亲友，束装前往杭州，继续他的青春和梦想。

改朝换代后的杭州府中，在同学们的眼里，就像风雨之后的彩虹，更加鲜艳美丽，它那朱红色的油漆大门敞开了，依旧笑纳原来的萃萃学子，一股热流温暖着每个人的心间。新的生活，新的明天，露出了欢快的笑脸。

等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一道无人能解开的难题出现了。

昔日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师长们，个个杳如黄鹤，不知飞向何方，除看门、打扫卫生的等闲杂人员外，掌管学校政务的大小官员连人影也没有看到一个。经多方询问，方知内情。

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满清大员出身的巡抚增韫，自认罪孽深重，闻风潜逃，后被起义士兵所捕获，受到应得的惩罚，各级政府和公职人员，也随着抚署的被焚毁跑了个净光。

抚署衙门没有了，旗下的各级机关自然是烟消云散。

杭州府中的监督，是由杭州知府颁发的委任状，知府逃之夭夭，他签发的委任状无疑是废纸一张。

学校里没有了监督，哪里还会有老师，没有老师，复课只能是一句空话。

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的经费没有得到落实。

原来的办学经费，是由杭州府衙直接支出的。民国建立之后，旧的废除了，新的没有立起来，再加上新政府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人会想到，或者顾及到学校教育这一块。

官立的杭州府中就这样停顿下来，名日“整顿”，实际上是没有人管理，没有机关出经费。

初到杭州的头几天，同学们对学校无人管理的局面还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革命之初的阵痛，问题总会很快得到解决的，郁达夫也是这样的看法。

一个月过去，一个半月又过去，学校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混乱景象，云里雾里，谁也说不清楚哪一天能复课。

焦急的等待中，大家有点不耐烦，特别是看了浙江光复后的政治格局和人事纷争，一向沉稳，有主见的郁达夫也开始紧张起来，继而是坐不住。

杭州府中复课遥遥无期，郁达夫只好返回故里，索居独学。

在回故乡的路上，传说中的“夜航惊魂”一幕出现了，而“书呆子”的郁达夫，却表现出了超常的智慧和勇敢。

郁达夫乘坐的是夜间航行的船只。

满载旅客的帆船行至钱塘江、浦阳江、富春江三江的汇合处——俗称三江口时，昏暗的夜色中，突然有一小船迅雷不及掩耳地靠了过来，还没等掌舵的老大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腾空跳上来七八个手持长枪短刀的彪形大汉，声色俱厉地吆喝全船旅客到舱尾集中。

沉睡的旅客一个个从梦乡里被惊醒，大多穿着单衣单裤，也有光着膀子的，莫名其妙地被赶到船尾。平生谁见过这样的阵势，为保命，都乖乖地将值钱的衣物和银两拱手交出去。

看到面目狰狞的强盗，郁达夫和其他旅客一样吓得两眼发直，浑身哆嗦得像筛糠，但他很快便镇定下来，心想，光害怕是无济于事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才是上策。于是乘人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剩余的十八块大洋塞进裤档里，蹲着缩成一团，装作十分害怕的样子，头也不敢抬一抬，当然也没正面看盗贼一眼。

也许盗贼看他衣着朴素，不像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再之，这么小的年纪，出门也不会带什么银两的，所以，就轻易地相信他是因恐惧才成那个样子的，而不是有意为之，又翻翻他的行李，除几本书之外，也没有什么贵重和像样的东西，便忽略不计，放他一马。

全船人的行李物件被洗劫一空，强盗们扬长而去。

等抽泣、嚎啕的声音逐渐停止后，船继续航行，而遭劫的旅客睡意全消，又冻又恨，个个咬牙切齿地要报仇雪恨，商议的结果是报官追究。

议来议去，全船乘客中惟有郁达夫一个是读书人，有文化，有胆识，一致公举他代表大家去县衙告状，七言八语间，状子已成，会写字的签名，不会写字的按手印，一切准备工作，一袋烟的工夫就完成了。

天明回到家中，匆匆吃了早饭，郁达夫便携带状子要去县衙报案。邻居中有见识的人告诉他，你是有功名的人——富阳高等小学堂毕业被视为“秀才”出身，又是省城里的洋学生，见知县大老爷是要穿长袍马褂的，否则，便被看着是大不敬，报案不成不说，还要受到斥责——不懂礼数。

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哪里会有这样的“正装”，多亏了精明能干的母亲，转眼间便有了主意，这样的“正装”旧衣铺多的是，租赁一身就是了。

民国建立之后的富阳县第一任知县大老爷，见了郁达夫还算客气，接过状子，问了案情发生的过程和一些重要的情节，由师爷一一记录在案，宽慰几句后，亲自送出门外，嘱其静候消息。

这桩抢劫案着实轰动了平静的小县城，然而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元年，此案并非鲜见，没有结果是必然的。

众旅客联名上告“夜航船抢劫案”的状子呈了上去，堂堂的知县大老爷，也对郁达夫等受害人表示了同情和慰问，言之凿凿地声称，一定要将凶手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严惩不贷，还百姓以太平世界。

从知县大老爷情真意切地一系列动作里，郁达夫看到了某些希望，也很感动。

谁知道，数十天过去，县衙里一直没有破案的消息传出，托熟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知县大老爷接状子，发狠话，做的都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声情并茂地在演戏，根本没有把群众的冤屈痛苦当成一回事，哪里会有什么下文。

“夜航惊魂”一案，使郁达夫第一次尝到被侮辱、被欺凌的滋味和社会下层百姓的辛酸，同时也让他第一次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埋下日后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远离宦海，洁身自好的伏笔，一生都是如此。

不知不觉间，已在故乡一月有余。

浓绿的袖子树下，仰望星空，郁达夫的心飞向了远方。

在嘉兴、杭州的中学堂里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又在上海的《神州日报》，浙江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上发表了几次诗作之后，郁达夫以为学问上早就超出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按部就班地和他们一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这是内因的驱使，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了他一股无形的动力。

外部因素系指他家里的经济境况和社会地位这时都有质的变化。

长兄郁华已从徒有虚名的外务部的翻译，考上实惠多多的法务部的行走，辛亥革命后，任京师审判厅推事。

七品在京城里只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官，微不足道，但在地方上却是很不得了的，尤其在同姓同宗的族人心目中，如同日月星辰，明光闪耀，有这样两件事可以佐证。

清宣统末年，郁氏祖籍萧山县，频发的旱、涝、虫诸种灾害，几乎把乡民逼到死亡的边缘。

比自然灾害更为可怕，防不胜防的是地痞流氓恶棍的横行霸道。

郁家山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大的自然村落，人口上千，但由于没有皇亲贵族和官僚资本家做后台，村上的人又生性善良，不愿惹是生非，常常遭人无端欺凌，有理无处诉说，有怨无处伸张，睁着眼睛吃大亏。

后来听说本家——富阳一脉的子弟郁华在北京当上大法官，胆子也就大起来。他们把历年来受冤屈的几件大事写成状子，打着郁华的旗号，去县里和府里伸诉，因没有看到郁华的片言只语，县、府两级的官员根本不买账，告来告去，还是告不赢，最后村上派几个能干一点的乡亲，带着状子直接去北京找郁华。

看到乡亲们的状子，听了乡亲们的哭诉，富有正义感的郁华当即拍板，要亲自回浙江，督促案子的审理。

郁华回乡帮助族人打官司的讯息不胫而走，在富阳、萧山两地轰动一时，传为美谈。自此以后，别说地痞流氓不敢再到郁家山寻衅滋事，就是地方官员也敬重他们几分。赋税该免的就免，能减的就减。

有了郁华的威望，郁家山的人，讲话的喉咙都响亮得多了，连临近的几个小村子都愿意与他们结亲，因为结了亲，就等于有了靠山，有了靠山，别人就不敢再欺负，这朴素的道理，乡亲们都懂。

继郁华仗义执言，帮助萧山的族人打赢官司之后，时任大总统黎元洪亲题匾额，褒奖其祖母、母亲，也是郁家扬名乡邻乡亲的一桩盛事。

郁华做了七品小京官后。每当夜深人静时，遥念干里之外的祖母、母亲，回忆两位老人含辛茹苦抚养自己三兄弟长大成人，诸多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

三兄弟如今一个个长大，而且都有出息，但祖母和母亲却日渐衰老，鬓花斑白，走路也没从前利索了，腰亦佝偻。想到这里，郁华禁不住热泪盈眶，寝食难安。征得夫人陈碧岑女士的同意，倾其所有，在鹳山阳光充沛、风景绝佳处购地盖房，奉养老人。在接收到大总统黎元洪亲笔题写匾额“节比松筠”后，郁家将这座别墅命名为“松筠别墅”。

按当时内务府的旧制规定，大总统题写的匾额，可委托当地的工匠来做，且可做成大小相同、尺寸一样的两块，一块挂在宗族祠堂，一块挂在故居。

郁家没有祠堂，只能送到祖母娘家戴氏祠堂悬挂。

郁华系科举出身，又是循规蹈矩的京城官员，一切都照章办事。回到富阳，嘱咐随从选择匠人，将“节比松筠”的匾额制成一式两块，黑底正面涂金，闪闪发光，其中的一块钉挂在鹳山郁家新落成的门第——松筠别墅门头；另一块郁华亲自护送到祖母娘家戴氏的祠堂，挂在中厅第三根梁柱上。

戴家已是多少代没有人为官了，更没有皇帝亲赐的匾额，哪曾有过这样的荣耀。挂匾那天，全村人都出动，着实热闹一番，以后也一直成为戴氏宗祠的一种闪烁的光环。

与戴氏宗祠的挂匾仪式相比，富阳城内的场面则更为热烈、隆重、气派。

郁华本来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做事一向都是小心谨慎，从不越雷池半步。筹建别墅，完全是出于一片真诚的孝心，就是想让辛苦操劳大半生的祖母、母亲晚年能有个安静舒适的住所，过上几天开心畅快的日子，仅此而已。

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家庭小事，竟然惊动朝野，连大总统都站出来公开表示赞赏和支持。

从京城到富阳，沿途的地方官员，闻讯后纷纷向他祝贺道喜，应接不暇。

富阳的知县接到上峰的手谕，更是不敢怠慢，除盛情款待郁华夫妇之外，还亲自主持挂匾仪式。

那天，省城都督府派人送来了贺信、礼金，杭州知府也是大驾光临，到场督办实施。郁华在杭州读书时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同学，也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兼祝贺。郁家的亲朋故旧，甚至百里之外的萧山族人，都早早地来到现场。锣鼓乐队，鞭炮礼花，一应俱全。

小小的富阳，哪见过这样的大阵势和场面，有几人见过都督府的大员和知府给百姓送礼，又有谁曾听说过大总统给乡下的孤寡老太婆书写匾额？这一回，他们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街谈巷议好多天方才平息。

郁家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晋人绅士的行列。

作为郁家三兄弟之一的郁达夫，这时的感觉更是良好，又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在他的求学程序上，反而促生一种意外的脱线。

从杭州回到故乡，他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比较着，研究着，真想一口气就读完当时学部所规定的大学及中学的课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科学呢，在当时并不为大家所重视，只有英文是顶重要，也是他所欠缺的一门。“好！就专门去读英文吧！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样一个幼稚可笑的想法，是使他离开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校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就实际情况而言，这只是原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一整年，杭州的三所官立学校——府中、宗文、安定都处在关门整顿状态，要想读书，只能去教会学校。

客观地说，大清帝国的突然崩溃，旧秩序无形之中断了链条，使习惯于过去的人们一下子很难适应。

民国元年伊始，官立的学校没有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停顿是必然的趋势，而同学们一时又看不到希望所在，无奈之下，要想读书，只好转向教会学校，这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教会学校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为天主教或基督教所主办。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英美一些国家通过教会在中国开设大、中、小不同层次的学校，如北京的燕京、辅仁，上海的圣约翰等。

教会学校的宗旨和观念是，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为重要，常常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意识。

另外，他们还从传教的实际需要出发，课程设置除宗教之外，还有中文、历史、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等，尤其是后者，除学制上的需要外，还有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让中国人改变优越的“天朝”观念，从而为传教开辟必要的思想文化空间。在客观上，许多中国人通过学习地理，才知道我们只是世界上小小的一部分。大洋彼岸还有许多许多的国家和民族。

对于教会学校而言，开设历史课程也是必要的，通过历史可以让民众认识到世界是发展的。古往今来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已经取得成就的记载。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希望学生通过自然科学直接打破愚昧无知的状态，消除诸如妖术、占卜、巫术等迷信活动。

在晚清，教会学校里的英语不仅是一门外语，而且是主要的教学语言，是必不可缺的课程，不仅自然科学课程要用英语来教学，甚至哲学、宗教以至于学习中国历史都要用英语教学。汉语，反而成了教会学校的外语科目。英语教育之所以被推崇，趋之者众，这与清末社会转型期，封建时代的文化支柱科举制的废除有着直接的关系，受传统教育的人已经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于是英语就成了被推崇被追捧的语言。

杭州作为江南名城，教会学校自然是不会少的。

清末民初之际，拥有一定势力的教会学校，第一是英国圣公会，其次是美国长老会和浸礼会。

美国长老会创办的育英书院，这时刚在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江边大兴土木，新建校舍，改称之江大学。

自谦为“头脑简单，只知道崇拜大学”的毛头小伙子郁达夫，在一大堆招生资料里比较来比较去，最后选中这所学校。一想到在外国人办的大学里学纯正的英文，心里就先有了几分激动，难道还有什么比读大学更光荣的事吗？如果说奢望的话，读大学就是最大的奢望。

九月里，郁达夫怀着极大的希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一次别离年迈的祖母和母亲，乘船去杭州寻求新的梦想，实现青春的价值。这一年他刚好17岁，也正是做梦的好年华。

清湛湛的之江水，滔滔不绝的钱塘潮，不知流淌和翻滚了几千年几万年，封建王朝一个个覆灭，英雄豪杰一个个逝去，然而它始终性情不变，日夜不停地向着东方，弹琴歌唱。

琴弦里奏响的是幽怨，歌声里倾诉的是哀伤。尤其是近百年来，没有一件事是让它顺心的，也没有一刻使它安宁过。不是吗，在它千疮百孔的江干上，洋人又插足过来了，堂而皇之地开办起他们奴役中国人的精神监狱——之江大学，也就是郁达夫即将就读的地方。

始终没有离开过幻想，一直沉浸在梦幻中的郁达夫，踏人之江大学的那一刻，就有了巨大的压抑之感，甚至有点令人窒息的味道，确切地说被套上一副精神枷锁，与原来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时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番祷告。《圣经》是每个年级都有的必修的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患重病和不能行动者外，任何人都要去做礼拜唱赞美诗的。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阅经书。这一种信仰的强迫，祷告的迭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塞，凡是在清末民初之际进过教会学校的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而没有进去过的人，其黑暗的内幕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到的。

入学之初，郁达夫对“神造万物”“伊甸园”“亚当夏娃”“诺亚方舟”等西方远古神话还是蛮有兴趣的，毕竟打开了通往世界知识宝库的另一扇大门。看到以前不曾看到过的东西，听到以前未曾听到过的声音，内心里产生一种异样的冲动。不久，他这个向往光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少年，从报刊上看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章太炎的《訄书》等惊世醒人之作，就像甘露一样注人他的心田，精神境界又有了新的提升。

重新审视眼前的教育，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冲击着他的神经，这哪里是先进的文化教育，分明是强奸民意，标准的奴化教育。他对叩头虫似的学习生活，开始厌恶，浑身不自在，充满反抗的力量。

如果翻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一读，就会一目了然，满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由来已久，早成定势。一提起洋大人，朝廷的官员，从知县、知府、巡抚到钦差，都噤若寒蝉，胆小如鼠，而对于一般的民众则是另一副面孔，凶神恶煞，如狼似虎。

民国初年，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倒塌了，新的国家政体刚刚建立，可教会系统却如蛛丝网笼罩着全国，一个漂亮的招牌——为中华的振兴而办学，一个险恶的用心——货真价实的文化侵略，一个卑鄙无耻的策略，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这一点，郁达夫看得清清楚楚。

更为孤冷，更为凄清，没有温暖，只有失望和愤怒，郁达夫充满了反抗的情绪，他要大声呼喊。在这里只能读死书，接受洋奴教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冷冷冰冰，没有一丝丝情意。

一个，两个，三人一伙，四人一帮，就在这样的所谓大学里生活。校舍富丽堂皇，环境清幽。但在重重的压迫之下，每个学生都必须成为“上帝的羔羊”，任其驱使，任其宰割。

钱塘江水日夜向东流，充满蓬勃的朝气，而在它江边岸上的之江大学，却只有死一般的寂静，这教会学校犹如冬日黑夜中的旷野：黝黑、空洞、凄冷、阴暗！

每一个牧羊人都是这批“羔羊”的主宰，整天阴沉着脸的大鼻子蓝眼睛的校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传教士，冷酷而没有一丝暖意，仿佛时刻要对学生进行末日的审判；为虎作伥、出卖灵魂的教务长，不折不扣的汉奸、假洋鬼子，活生生的就是“文物出土”的犹大；即使是学校食堂里那几个胖墩墩的厨子，也仰仗着牧师校长的庇护，对学生如鹰犬，防范有加，并时刻处于待命攻击的态势。忽然有一天，这“羊群”出了乱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骚动。

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因有校长作后盾，厨子们无视学生们的要求，每天的中午，都是清一色的羊肉，长此以往，食堂餐厅里，连空气里弥漫的都是腥膻味。

有一天，几个不喜欢吃羊肉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要求换个菜，调剂调剂口味。这本是极简单极正常的小事，也是很合理的要求。不料，得到的却是怒斥：“不换。想吃吃，不想吃滚一边去！”

满脸横肉的厨子双手叉腰，口吐狂言，目中无人，一副流氓样。

“一定要换！”

那几个学生也不愿示弱，因为他们是全部缴纳住宿和伙食费用的，有权利要求调换不合口味的饭菜。

但自恃有校长撑腰的厨子，根本没把学生放在眼里，不但不同意调换，而且蛮横无礼，霸道之极，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怒。

膳厅中顿时刮起一场很大的风浪，平时对厨师不满的其他学生也推波助澜，声援这几个学生。

眼看起哄的学生越来越多，那无理的厨子竟丧心病狂地蹿了出来，挥手打了要求换菜的一个同学几拳。

打人的厨子平日里在校长和教务长面前哈吧狗似的，摇头摆尾，没一点人样，如今居然发疯般地出拳打学生，整个大厅顿时乱成一锅粥，愤怒的抗议声惊动了学校当局。

郁达夫就在这愤怒的人群中。刚才的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对囚徒式的生活早已不满的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抗议的洪流。

群情激愤之中，大家也联手将几个厨子痛打了一顿。

从那天的中午开始，学生们竟破天荒地不去上课和做祷告，三五成群，同声发泄对学校的不满情绪，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潮就这样爆发了。

先是全体学生罢课以示抗议，接着市区和近邻的学生纷纷离校静观势态的发展，未离校的结成大联盟，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兴利除害，严惩殴打学生的厨子，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固执己见的学校当局，对全体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视而不见，对他们的正义呼声和改革要求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继续他们的高压政策，而且手段卑鄙，一方面拉拢意志薄弱的学生回校上课，一方面将郁达夫、王仲瑚等态度强硬的十多个同学开除学籍。

被开除的学生多是十七八岁光景的青年，家在杭州的可以回家去住，但不少外县人一朝被勒令离校，住宿立刻就成问题，而且大家都觉得不明不白地被开除，于法于理都不容，一致认为要在校外再进行斗争，争取社会和舆论的同情，讨个公道，还其清白。

要斗争就得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一旦分散，就很难再凝聚在一起。

不分散，十多个人落脚在何处呢？大伙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沉默了一阵子，王仲瑚提议，先到他家的过塘行小住数日，再作道理。

那时的钱塘江上，皖、浙交通全靠船只，所以，这种既是运输公司，又是客栈的过塘行便应运而生，仅江干一带就有十多家。

王仲瑚家的过塘行是祖传老店，客房既多，又有现成的厨司，吃住都很方便，而且离之江大学也不远。于是郁达夫一行十余人，由王仲瑚带领来到名号为“海月桥”的过塘行暂时住下来。

离开了学校，他们的斗志并未减弱，在郁达夫的积极策划和组织下，发传单，访报馆，见记者，渴当局，忙得不亦乐乎。刚卸任临时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先生来杭州小憩时，他们竟结队去他下榻的宾馆递状子，诉冤情。

临时的，又是下野的“大总统”孙中山，尽管同情这批闹风潮的学生，赞赏他们的革命行动，但却不能给予实际的支持和帮助，告“御状”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因郁达夫等人的坚持，之江大学的风潮在校外又延续了十多天，看看再闹下去也不可能闹出什么名堂，其中几位同学的家长主动地把他们的子弟领了回去，剩下郁达夫、王仲瑚少数几个人，热情减退，也无意再闹，遂偃旗息鼓。

散伙之前，为纪念这场斗争，郁达夫带领大伙，特意到照相馆拍一张全体闹事同学的合影。

可以这样说，这场风潮是郁达夫一生向恶势力反抗的一个开端。当时所有对外的传单、新闻记事、请愿呈文等，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之江大学的风潮，对郁达夫来说是一件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恶势力的痛恨是他刻骨镂心的记忆，不平则鸣，有压迫就有反抗，不屈不挠，为正义而战，贯穿他苦难的一生。

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预测的地方展开的，因闹学潮被之江大学开除的郁达夫等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的额头早已有了不光彩的烙印，至少在杭州城里是不会有学校敢接纳这批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学生。

殊不料，美国浸礼会创办的蕙兰中学，却把他们当作勇敢的义士，凯旋的英雄，以极优待的条件把他们招收进去。

蕙兰中学的校长是一位美国人，态度非常和蔼，中怀磊落，颇具亲和力，并且还有着外国传教士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聪明的脑筋，他在会客大厅里亲自接见郁达夫一行，耐心地听他们的不幸遭遇和艰难曲折的斗争经历，深表同情，让其自选班级和课程。

对校长的礼贤下士，对蕙兰中学的宽宏大度，郁达夫等人感激涕零，认为遇到了明主，找对了学校，发誓要好好学习，为母校争光。

初到校时，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是英语教学，很符合中国学生的实际，进步很快，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关键是校长用人失察，险些酿成大祸。在美国校长手下做教务长的是一位绍兴人，那种奴颜婢膝、谄事外人、趾高气昂、压迫同种的样子，是典型的洋狗。

因这条“洋狗”的胡作非为，同学们都憋着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校内的空气，自然也并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议论纷纭，为一般学生所不满的，当然是那只洋狗。

“来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顶好先敲他一顿！”

像这样的各种密议与策略，随时随地都能听到看到，然而，为学校里诸种清规戒律所困，大伙只是空谈罢了，终于没有一个人敢首先起来发难。满腔的怨愤，既找不着一条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时候，发些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作文课，不管老师出的是什么样的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一个禁令，禁止学生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簸摇动。

蕙兰中学的校长虽然开明，可敬可爱，但学校里那种信教的逼迫和推行的奴化教育，与之江大学没有本质的区别，郁达夫悲观了，用自己的话说，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他就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感到绝望，于是就定下一个大胆的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

计划的大致轮廓是：

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所以一定要订一份上海发行的《神州日报》和杭州出版的《全浙公报》之类。

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虽则不多，但也尽够自己两三年的翻读，中学的根底，当然是只会有长进，而不可能退步。

第三，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的文法读完，若能够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

自己私下里决定了这样详实而又周密的计划后，在放年假的前几天，专门到梅花碑街上的旧书店添买些预备带回去作自修用的书籍。

临别杭州时，他高声自语道：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初次上杭州投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