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惨遇霜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芙蓉惨遇霜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郁达夫与孙荃的第一次相聚，是1917年的7月奉母命回国订婚时，洞房花烛夜之前的第二次相聚，则应是1919年9月他回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的间隙。

从时间的跨度上讲已是两年有余了。在这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两人的相思相恋之情，只有通过那一封封书信和一首首的唱和诗来传递表达，至于四目相视秋水送波，或柳阴花下窃窃私语，或秉烛促膝相拥长谈，那只有在梦幻里。他们不是不想这样做，也不是不敢这样做，是海水茫茫，寥廓万里的空间将他们无情地阻隔在天之两端。

正当郁达夫与孙荃这对恋人苦苦相思，不能朝夕相见诉衷肠时，苍天有情，大地有灵，郁达夫在北京任法官的长兄无意中赐给了他们一个相互慰藉情思的良机——即召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

对北京的这两场考试，不但家人对郁达夫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他本人也是信心十足的。

郁达夫的自信和家人对他的期望，决非空穴来风，或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而是有其深厚扎实的文化功底和丰富多彩的社会阅历，及超乎寻常的天赋作为基础的。(www.guayunfan.com)如果从七岁读私塾算起，到18岁离国东渡日本留学止，这整整11年的时间里，郁达夫所接受的和耳濡目染的全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先秦典籍，东西两汉的赋颂，唐诗宋词，元杂剧以及明清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大多都有所涉猎，并深得其精髓真谛。

浑厚扎实，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了郁达夫的情操，净化了他的灵魂，培育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

18岁以后，也就是1913年的深秋，随长兄东渡日本之后，郁达夫生活的天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教育也由中国的传统文化转向西洋和东洋。

在大量阅读、消化、吸收西洋文学作品，认真领悟资本主义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文明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自由、人道、人权的同时，郁达夫对第二故乡——日本的文化也是情有独钟，极为钦佩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文化，对中国留日青年学生郁达夫的熏陶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他对日本文化及大和民族生活习性的崇仰和热爱的情感，也不时地见诸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如《日本的文化生活》《从鹿囿传来的消息》等篇章，就是他对日本文化生活的崇仰之意和爱恋之情的自然流露。

由于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学习，所以，郁达夫无论是对其表现古代人充满幻想和浪漫色彩的优秀诗章，或是对反映现代人生活旋律和情感节奏的名篇佳作，他都有着精深的了解和人木三分的感悟。

综上所言，1919年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前夕的郁达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通古达今、学贯中西的有为青年。这一点，是郁达夫回国参加考试充满自信的首要因素，其次，来自于他对社会时事政治，及国计民生诸问题的热衷和关注。换句话说，他有一颗火热滚烫的爱国心。

郁达夫热爱国家，热爱民族，追求进步的思想，早在他读富阳高等小学堂时就已初步形成。是在这里，他首次听到反对封建帝制，反对民族压迫，革新图强，振兴国家等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使他忽然窥见到一片新的、充满奇异的广阔天地。

既然有了根，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更迭，及阳光雨露的滋润，有根而至苗生，有苗而至小树出，再至长成参天大树。

郁达夫的“种族”“革命”“国家”等思想概念的形成，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不成熟逐步递进演变为成熟。

郁达夫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第一次集中表现——是在之江大学预科闹学潮时。虽然这场斗争后来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结果，但这对郁达夫以后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却是积极和深远的。通过这场闹学潮风波，锻炼了郁达夫的胆量和意志，并且使他进一步认清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各级政权的腐败和黑暗，企盼革命的成功和新时代的到来。所以，在辛亥革命急风暴雨到来的前夕，他是“日日的紧张着”，时时都在“渴等着”有发布“起义”消息的报纸的到来。因诸种复杂的因素使然，郁达夫在这场结束封建帝制，开拓历史新纪元的大革命中并没有有所作为，为此，他深感内疚和遗憾，并自我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迎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当这个新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初现时，郁达夫便开始负笈东洋的留学生涯。在日本，郁达夫对故国的热爱，对民族生存的忧虑，不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与时俱进，愈发强烈。

郁曼陀先生凭着对小弟深层次、全方位的了解，自信他能夺得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的桂冠。

郁达夫是1919年9月初离日回国的，先在富阳小住十余天，而后才去北京参加考试的。

一路披星戴月，挟风携雨地回到富阳的次日，即上宵井镇与孙荃相聚长谈，以慰思念之苦。

可以想象得出，一个才华横溢，性情浪漫的青年留学生，一个温柔贤惠，能诗能文的乡间才女，分别两年后骤然相聚，自然要演绎或衍生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但遗憾的是，从郁达夫当时的日记、书信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里却未见片言只语，甚至连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也难以寻觅。无疑，两人的这次情感相撞没有迸射出灿烂的火花，而且还留下许多惆怅。

从郁达夫当时留下的诗文里可以看出，郁达夫与孙荃分别后，在去京赶考的路上，不但没有临阵前的紧张和激动，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欢愉而言，有的只是沉闷和困惑，同时一股不祥的阴影不时地在心头闪现。

果不其然，学富五车，行路万里，有着绝世才华的郁达夫，在这场外交官考试中竟然名落孙山。

究其原因，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论资格，他百分之百地符合条件；论所答试卷，他笔走龙蛇，汪洋恣肆，所立所论，结构严谨，无可挑剔。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他才明白这其中的奥秘。

原来，在未考试之前，有权有势的考生早已在主考官大人那里疏通了关节，该录取者是事前早已内定好的，所谓的“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掩人耳目而已。仅隔一天，这一奥秘便见诸于京城的报端，并言之凿凿，“这一次应该考取的人，在未考之前早由部里指定了，可怜那些外省来考的人，还在那里梦做洋翰林洋学士呢”！

尽管出国前，郁达夫对中国官场的腐败龌龉早已有所闻，但他绝没有想到连一向标榜公平公正，择优取仕，被普通老百姓视为神圣的国家级考试，也肮脏黑暗到如此令人不堪的地步。当晚，他漫步闲逛到某清王府的一座花园里时，心情郁闷恶劣到了极点，遂题诗墙壁，以泄心中之火。诗题为《己未秋，应外交官试被斥，仓卒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

江上芙蓉惨遇霜，有人兰佩祝东皇。 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 燕雀岂知鸿鹤志，凤凰终惜羽毛伤。 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诗末署名为：江南一布衣题。未加冠，也未取得功名，自然是布衣了。

到了这时，郁达夫才算真正体会到了古诗人柳永落榜后，“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苦衷，然而他还不死心，大有当年楚霸王“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之感慨。9月26日，他在日记中愤慨地写到：“……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余闻此次之失败因试前无人为之关说之故。夫考试而必欲人之关说，是无人关说之应试者无可为力矣！取士之谓何？”

外交官考试的失败，给郁达夫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其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不召自来。

北京的十月，金风送爽，红林尽染，好一派美丽的风光，但在郁达夫的眼里，却全变了样，天是灰蒙蒙的天，地是枯草黄叶的地，风是萧瑟的，就连月光也满带寒意。虽然对外交官考试的舞弊行为深恶痛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后来的高等文官考试。

与十几天前参加外交官考试时的心情一样，郁达夫对这次高等文官考试同样是充满自信和希望的。他一大早便乘着忽明忽暗、闪闪烁烁的星月来到东华门，静静地在太和殿外等候人场时的点名。

夜残将曙，晓风寒露，秋意已深。郁达夫触景生情，不免又伤感起来。他想自己千里迢迢从日本回到国内，又如此不辞辛劳地赶到这里，不就是为了要争取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争得一片施展才华的舞台吗？可他的这一片苦心，一番美意，又有谁能够理解呢！真是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当天的日记是：“今日为高等文官考试之第一日，余起床时，刚三点半，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华门时口占一绝云。”

疏星淡月夜初残，钟鼓严城欲渡难。 耐得早朝辛苦否？东华门内晓风寒。

吟完此诗，应考的人们陆陆续续地集聚到了东华门。当他与一群“摇头摆尾的先生”，在“太和殿外的石砌明堂里”等候点名时，他仰起头“看了一眼将明未明的青天，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心里好像受了千万委屈的样子，摇了一摇头，叹了一口气，忽然打了几个冷痉”，真是“恨不得马上把手里提着的笔墨丢了，跑上外国去研究制造炸弹去”。

同样的原因，郁达夫的高等文官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他真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刚进京时像春天的树叶那样蓬蓬勃勃的希望，现在却在肃杀的秋风中片片坠落了……

1919年10月27日，写于北京的《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首，以别养吾》，就是忧伤、悲哀、激愤等情感的自然流露。

匆匆半月春明住，心事苍茫不可云。 父老今应羞项羽，诸生谁肯荐刘蕡。 秋风江上芙蓉落，旧垒巢边燕子分。 失意到头还自悔，逢人怕问北山云。

京城的两次考试，郁达夫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造成的心灵伤害也是难以用言语概括得了的，而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失之交臂的遗憾，同样使他无限伤感，耿耿于怀。

郁达夫这次来京城，除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之外，心中还隐藏着一个秘密，这即是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相会，共同开拓新文化运动的广阔天地。

1917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学革命”运动，晴天一声霹雳，给横行盘踞旧中国数千年的“文言妖孽”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启迪了一批希冀改革、谋求民主和解放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八大文学革命主张极表赞同。他认为，由胡适八大文学革命主张在中国所引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同志者”。领导中国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胡适等人，也将像欧洲17世纪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诸先驱一样彪炳千秋。

从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衷心拥护，再加上本人对文艺事业倾心热爱，郁达夫随之就主动地加入了废除文言妖孽，消灭桐城谬种，采用白话，创造新文学的革命行列，先是放弃了一向所喜欢的旧体诗词的写作，进而转向白话小说的创造。据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透露，《金丝雀》《相思树》《两夜巢》等新小说就完稿于1917年的前后。

继《金丝雀》等白话小说的尝试成功，郁达夫又于次年的暑假之际，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青年学生一块计谋成立新文学社团，创办“纯文艺性杂志”，以此来响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内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且还希望与他们取得联系。关于这一点，他在致胡适的信里说得甚是明白。信的原文是：

胡先生：

我并不认识你，你当然是不认识我的。你们的那一番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大约不认识你的青年学生，唐唐突突的写信给你的人，也一定不少的了……我也就是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个人。我此番想写这封信给你的动机，大约也是同另外的青年的差不多。自己的心理解剖，同老式的钦慕的话头，我想不再说了。

我已经在国外住了多年了，此番回来，并非为求做官回来的，不过因为生在江南，长在外国，做了中国的百姓，还没有看见祖国的首都过，恐怕被人家寻问起来，有回答不出的地方。所以才于前月初四决定回国来走一次，一则可以看看多年不见的祖母、母亲，二则可以广广知识。如今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有一礼拜了。想去看看的地方，同北京的社会的习俗趋势，大约已经观察了十之六七了。寒风吹起来的时候，晨霜降落来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同鸿雁一样的飞到外国去（因为我在大学还没有卒业），所以我在北京只有二礼拜好住了。R．W．Emerson(2)说：

“我也同当时的许多少年人一样，对于爱亭袍（Edinburgh）(3)的诸公及与《爱亭袍杂志》（Edinburgh Review）(4)有关系的诸公，觉得感恩不浅（因为受他们的指教不少）——就是对Jefferson，Mackintosh，Hallam及Scott，Playfair与De Quincy的诸公，并且我那浅薄芜杂的读书知识催发起了一种想同Coleridge，Woodsworth，Lambs，De Quincy及各种批评杂志上的最伟大的寄稿家Carlyle等三四个著作家面会面会的愿望来。所以我若说仔仔细细的寻问起那引诱我到欧洲去的原由来，——那时候我病了，医生劝我旅行——恐怕还是想去见见那几位人物的那一种念头，居其大半呢。”

我若说作起还乡记来，我也想这样的说，不过把Carlyle那些名字换几个现代的中国人名罢了。这几个中国人名的里边，有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我的信的最后的目的，已经说出了，你许我不许我，我也不能预料。然而万一你不许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dignity有些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名姓同我的学籍通知你。你若说肯写回信来，约我几时几日在何处相见，请你写下记的address就对了。我也忙，你也忙，所以我也不敢多写了。这一张信稿的章句、言语、书写，都芜俗得很，我也不想再来抄一张过，我也更没有工夫来推敲了。失礼的地方，只能请你宽恕我吧。

本京西城锦什坊街巡捕厅胡同

门牌二十八号

Jamess Daff Youwen

十月十三日夜十时书

回信最好请你用英文写。

郁达夫致胡适的信，写于他参加完外交官考试的当天夜里。在信中，他把自己比作美国19世纪的散文作家、诗人爱默生，而把胡适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比作19世纪在欧美颇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杂志《爱亭袍杂志》，言外之意，是希望胡适能像《爱亭袍杂志》的诸编辑欣赏爱默生一样欣赏自己的思想与才华。

也许郁达夫这封书信寄到时，胡适正忙于其他工作，或者是外出不在家，因而未能及时处理他这封具有很强时间性的信函。另外也不妨这样猜测，当时的胡适正身居北京大学教授之位，又兼《新青年》杂志轮流编辑之职，誉满京华，慕名来访者，登门求教者是你来我往，络绎不绝，海内外的飞鸿更是使他应接不暇。在这种情景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东洋留学生来信求见，自然是不会引起他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是不屑一顾。就这样，郁达夫鼓足勇气写的这封求见信便入海，永无消息，而郁达夫却是一天天地在盼，一天天地在等，殷殷地希望胡适能够早日回信约他相见，而后再与《新青年》的另外几位编辑见面，但结果却与他设想的完全相反，他在信中预定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飞一般地飘逝过去，可连胡适的一点音信也没有。

外交官考试失败，高等文官考试名落孙山，求见胡适又不成，初回国时的种种美好理想，都变成了儿童吹玩的肥皂泡……

他后来的颠沛流离，多灾多难的命运也是从此始的，同时，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也是由此埋下了伏笔。

由于两次考试都榜上无名，郁达夫羞于再回到故乡与乡亲们相见，更不愿带着满脸的沮丧去见未婚妻孙荃。直到他回到日本后，才写信向孙荃剖白未回乡与她相见的心迹。“……因意气消沉，无面目再与汝书耳，谅之宥之。”这是11月28日致孙荃的信中所言。又云：“青山隐隐，忆煞江南，游子他乡，何年归娶？君为我伤心，我亦岂能无所感于怀哉！渭北江东，离情固相似耳，幸勿唤我作无情。”

此信所言一目了然，意在向孙荃表白他在京考试之后，未再回故乡与其相见的苦衷，随信同寄的《偶感》诗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风急星繁夜，离愁比梦强。 昨宵逢汝别，竟夕觉秋凉。 岂是音书懒，都缘客思长。 纵裁千尺素，难尽九回肠。 小草根先折，大鹏翼未张。 谢娘偏有意，怜及白衣郎。

11月28日的信发出去之后，他感到言已尽而意未了，次日又写信一封与孙荃：“昨寄五言排律一首，系随手书成，故致‘纵书千尺素’之‘书’与‘岂是音书懒’之‘书’相重。今已将前句改为‘纵投千尺素’矣。”

说完诗，郁达夫禁不住地又想起京城落第的悲凉和凄惨：“文少时曾负才名，自望亦颇不薄，今则一败涂地，见弃于国君，见弃于同袍矣，伤心哉！伤心哉？”1919年深秋的故国之行，郁达夫所有的期望值都化作了乌有。

一次次的追求，一次次的失败，郁达夫的心在滴血，灵在哭泣，重要的是，这时他的身体也虚弱到难以支撑的境地，回到日本后，不得不到远离尘嚣的海边去静养调息。在日本房州海岸养病期间，郁达夫又拣起一度使他陶醉痴迷的中国古典文学。

盛唐时代如星光灿烂的诗人，伴随着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海鸥云集的大海，与郁达夫一起遨游于天地之间。1920年2月24日所作的《读唐诗偶成》就是明证。

生年十八九，亦作时世装。 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 但觉幽居乐，千里来穷乡。 读书适我性，野径自回翔。 日与山水亲，渐与世相忘。 古人如可及，巢许共行藏。

朝夕与古书和大海相伴，不知不觉也把自己融入进去，人生的烦恼，现实的悲哀，也随之淡化和消失。

与山水相亲，将人世间相忘，能获得一瞬间的快乐，用“黄粱一梦”相比或许更为恰当。然而梦醒之后，睁眼面对的仍还是冷酷的社会现实。所以，郁达夫在房州海岸休养期间致孙荃的信中仍复弹的是悲哀凄凉之音。

文来此间海岸静养，去东京可二百余里，距离犹杭州之去上海也。日夜涛声喧耳，无市井之尘杂。……今日去访友归，购得《唐诗选三体诗合刻》一册。读之觉曩时诗兴复油然而作，成五古一首。诗虽恶劣，然颇足窥文近日心身之变状。

郁达夫信中所言的“足窥”其“近日心身之变状”的五古，就是那首《读唐诗偶成》。

这期间，孙荃曾将所写的若干首绝句寄于郁达夫，正处在寂寞、困惑境地的郁达夫看后颇为欣赏，并将其中的二首“斧正”后，以“寂感”为题名发表在日本的《太阳》杂志上。

郁达夫婚前，最后一次写诗寄孙荃是1920年的5月4日，此诗的标题为《梦醒枕上作，翌日寄荃君五首》。

与君十载湖亭约，骊唱声中两度逢。 昨夜摽梅天外落，离人无寐泣晨钟。 昨夜星辰昨夜风，一番花信一番空。 相思清泪知多少，染得罗衾尔许红。 莫对空床怨腐儒，腐儒情岂负罗敷？ 问谁甘作瞿塘贾，为少藏娇一亩庐。 别凤离鸾古有之，苏家文锦谢家词。 要知天上双栖乐，不及黄姑渺隔时。 万一青春不可留，自甘潦倒作情囚。 儿郎亦是多情种，颇羡尚书燕子楼。

诗中既有诗人与未婚妻相逢、相约情感历程的回顾，也有彼此相思、相念，秋水望穿痛苦的写真，更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然而，诗人重笔浓彩描述的则是人生的无奈——意气之消沉，格调之悲凉，前途之渺茫，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郁达夫与孙荃日后婚姻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也由此投下一丝不祥的阴影。1920年10月12日夜写给孙荃的信，是目前见到的郁达夫婚前最后一次给孙荃的情书。

到东京后只接汝信一封，汝亦何偷懒如此？文在上海时曾发明信片一信一，到东京后又发明信片一信一，岂皆不能送达汝左右耶？汝何其默默也！二嫂已返娘家否？周家欠款亦来还否？母亲下乡去收谷事亦已毕否？收谷共若干担？婶娘家讼事已了结否？皆文之急欲知之者。汝何竟默默无言耶？速覆速覆，速将上列各事一一答我。来东京后，文只接汝信一封，只数行字耳，迄今一月，文曾不见汝有片纸寄来。汝岂有怨于文耶？汝何竟金玉尔音？

目下文身体已复原勿念。昨日文曾赴照相馆照相，大约七日后当可拿出。当寄一张给祖母母亲及汝看也。树棋事已为办妥，伊清表叔处亦有信去矣。

目下尔之行动如何？有暇乞仔细作一长书寄来。文于读书之暇，当取而玩读也。来书寄至大学经济部亦可，寄至下谷区池之端七轩町四濑尾赵心哲方亦可。

北京亦有信来否？九月十二，汝妹雪英亦来看戏耶。我家进出人多，汝切宜小心。祖母母亲千乞代为孝顺，他年文若能出世，当重谢汝也。

文目下方在作小说，成后当第一乞汝读听汝评耳。近来亦有诗兴否？烧饭煮菜之余，尽可取唐诗来熟读。学之非易，忘之实易。汝切勿可荒唐，使已得之学，仍皆弃去，切切，切切。

富阳近状若何？汝之信切勿可托不可靠之人去寄。恐信钱及信一并为伊吞去。若炳等，最宜留意。万一信被毁去，使文摸头不着，事较失去信钱为尤大也。

候覆！

阳十月十二夜九时郁文书

这封信容纳的信息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从家长里短，到读书作文；再从东洋留学生的细微小事，又至富春江畔的柴米油盐；有京城的关心，也有君子和小人之论，等等。但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这里透露了孙荃目前所担纲的角色和承负的重荷。虽然说，孙荃没有与郁达夫行“合卺”之大礼，但实际上她已正式进入郁家，并以主妇自居，操持家务，侍奉两代老人，而且尽心尽力尽责，赢得亲朋好友们的认可和尊重，不然的话，不会有郁达夫“祖母母亲千乞代为孝顺”之托的，更不会有“他年文若能出世，当重谢汝也”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