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红的樱花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绯红的樱花_关于郁达夫的故事

与多山多岭多荒漠，少雨少雪又少水的故国相比，东邻近邦的日本则是另一番景象。

地处海岛，四面环水，终年湿润多雨多雪的日本，得天独厚，自然风景绚丽多彩，妙不可言，又因受南来暖流黑潮的影响，大部分国土都是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纵南横北的火山，隔三岔五喷出的火焰，将岛屿装点得更加婀娜多姿。初夏和晚秋的夕阳能把整个天空映得猩红，而中秋月夜的山水则如晴空一样碧蓝，当然最具特色，最富诗意的还是那漫山遍野绯红的樱花。

日本人是很崇尚大自然的，整个大和民族都对自己的美丽国土很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比较注意美化生活环境以陶冶人的情操。

郁达夫在《雪夜》《日本的文化生活》等文章里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到，我们之中的不论哪个人，如果能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特别是将语言、风俗及生活习惯等难关克服之后，感觉就马上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地只想去搜求些足使知识开展的食粮。若能在这里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三五载以上，那么，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直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

日本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www.guayunfan.com)先以文学为例。31个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园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古今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至于后来兴起的徘句，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17个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嚼越有味。

其次是他们的音乐舞蹈。乐器的简单，会使你回想到中国从前唱“南风之熏矣”的上古时代去。一棹七弦或三弦琴，拨起来声音也并不响亮；再配上一个小鼓，敲起来也只是冬冬地一种单调的鸣声。但是当能乐演到半酣，或净琉璃唱到吃紧，歌舞伎舞至极顶的关头，你眼看着台上面那种舒徐缓慢的舞态，耳神经听到几声琤琤与冬冬笃拍的声音，却自然而然地会精神振作，全身被乐剧场面的情节吸引过去。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乐舞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体会得到。

还有秦楼楚馆的清歌，和着三味线太鼓的哀音，你若当灯影阑珊的残夜，一个人独卧在“水晶帘卷近秋河”的楼上，远风吹过，听到它一声两声，真像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不由你不扑簌簌地落下几点泪来，这一种悲凉的情调，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从日本的简单乐器和歌曲里才感味得到。

日本人好作野外嬉游，也是大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伏腊，即景言游，凡潮汐干时，蕨薇生日，草菌簇起，以及萤火虫出现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谑浪笑傲，脱去形骸，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虽系中国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盛大无伦。

满怀救国救民豪情壮志的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就立刻感到有一种绝大的威胁，正笼罩在已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通过观察和亲身体会，郁达夫渐渐地发现，日本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素养的人，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虽是不尽相同，也可以说是差异很大，然而在骨子里却都是一样的——歧视。只不过有的表现得直白，赤裸裸地叫喊了出来；有的表现得比较含蓄，委婉动听的语言背后是阴谋，是轻蔑。换句话说，有知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至于无知识的中下流的普通老百姓，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语言上、行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

有一次，郁达夫和日本友人冨长蝶如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拟就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日本徘句的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咖啡店里相当拥挤，人声嘈杂。他们二人要了些饮料，边喝边聊，话题刚展开，就见靠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围有七八个年轻人，其中还有穿大学生制服的，他们正很带劲地大声议论什么。一看到郁达夫，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斜过眼睛直视郁达夫，随后不屑一顾地骂了一声“叭儿狗！”其他的一帮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叭儿狗！”“叭儿狗！”

面对充满敌意的目光和恶毒侮辱的语言，郁达夫仿佛是经久沙场的样子，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瞪着眼睛，盯住杯中的饮料，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似的，但脸上却流露出悲哀的神情，面色有点苍白。

富长蝶如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正想对那个无礼之极的家伙狂吼，请他注意时，只见郁达夫早已站起身来抓起帽子，平静而又快步地向门口走了出去。事已至此，富长蝶如也不得不追上去，随他出了店，而背后“叭儿狗！”“叭儿狗！”的声音仍在继续。

两人默默地走出咖啡店，来到一片灰暗的地方。郁达夫用了异常平静的语调说：“这样的事情，常有的。”

那天晚上，他们就这样很扫兴地默默作别了。

那伙无礼的年轻人，在大庭广众中放肆地说出这样一句侮辱人格的话，正体现了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和感情。一般人的共同观念就是这样，丝毫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而郁达夫也习以为常，对此只能默默忍受，不去争辩一言，但他的心里的痛苦早已在噙满泪水的眼里流露出来。每每想到这样的场景，就像含了满口的苦汁一般，心里充满厌恶和痛恨。

后来，他对日本友人和中国朋友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或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郁达夫《雪夜》）

兄嫂在东京的时候，心中有苦闷有愤懑，还能向他们诉说，而他们回国之后，独自一人，每每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闲行的时候，中华民族国际地位低下的屈辱感更是时时袭上心来。除此之外，最能恼乱他性灵的便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和诱惑。

东京社会出现的两性解放的潮流，是唤起郁达夫对异性的爱情渴望和追求的一个外在因素，然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日本女性倾慕的情感。

长兄携嫂嫂回国后，在日本——郁达夫已是无家可归，再加上经济和时间上都获得相对的独立，久而久之，他与日本女性的接触和交往开始多起来。

通过与日本女性长时间的交往，郁达夫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少女们，较之故国的姐妹们更是有着许多新鲜可爱之处。

首先，她们对于守身如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没有我们的女同胞那样的迁腐和固执，又加上没有缠足深居等陈规陋习，操劳工作，出人里巷，行动和男子一样，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绝对没有林黛玉小姐那样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的病态病貌。

其次，日本女性的肤色大多是雪样的细腻洁白，风样的柔嫩妩媚，令人赏心悦目，百看不厌。关东西靠山一带，火山密布，矿泉独多，水里富含异质，这里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东北内地林海雪原里的娇娘们，肥白柔美得更是让人眼馋欲滴。

再之，日本女性一般都具有豁朗通达，喜爱自由，崇尚民主的性格，是比较容易接近和交往的。

多情善感，风流倜傥，而又正处烂熟青春期的郁达夫，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女如云和奇花异草遍地丛生的环境里，不可能不陷入爱的漩涡之中。

郁达夫在日本热恋和追逐的日本少女，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和同时代人回忆记录的，当推隆儿。

因年代的久远，隆儿的身世、籍贯以及她和郁达夫恋爱的轶闻趣事等，已多是不可考究。但从郁达夫诗文中有关她的片言只语中推猜，她大概是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附近的一位小家碧玉，很有可能是一家小酒馆里的“千金”。他们二人相识于浓春三月赏花途中，一见钟情，卿卿我我，过从甚密。

隆儿当时约20岁年纪，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月似的眼睛，和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梁，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的人，总难以忘却。而且，她的性格也很和善，无论是贫富贵贱，本国人外国人，她都一样看待，满脸微笑，天真活泼。

郁达夫在她家的小酒馆里，进进出出不到两个月，隆儿待他，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有现钱没现钱，一样吃饭喝酒。有时候心中有了不快活的事情，也都会主动向她诉说。

在隆儿眼里，无论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侯，总要有一个朋友，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她和郁达夫，大约就是一对能相互劝慰的朋友。

郁达夫1917年6月10日的日记记载，隆儿姑娘曾嘱托他代买过《寮歌集》。为此事，他还乐此不疲地奔走了大半天才办妥，当夜又兴致勃勃地去她家报告已将《寮歌集》定妥的消息。

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嗅觉都是特别敏感的，彼此间的一个不经意间的眼神或一个什么小动作，对方马上就能明白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郁达夫自然也是如此，他从隆儿委托代买《寮歌集》这件小事里，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对方对他所“中意”的程度，旋即，心旌荡漾，浮想联翩，第二天，两首情意缠绵的《赠隆儿》便应运而生。

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得名。 人事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第一首诗的前面两句是牢骚愤慨之语，表达了自己有绝世才华而不被世人所认识的悲哀，后两句则抒发了诗人因结识隆儿所产生的喜悦心情。

第二首则坦荡荡的表白了诗人对隆儿的热恋和对她所寄寓的无限深情。

在写作《赠隆儿》时，诗人是特别认真的，还特的在诗后写了附记。其言曰：“右二绝为隆儿作也。隆儿小家女，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动于中不觉发乎外，谓君子之思服可，谓之旷夫之狂言亦可。要之，出乎情性，止乎礼义，如天外杨花，一番风过便清清洁洁，化作浮萍，无根无蒂，不即不离，所谓兜率宫中文萧梦影者，非耶？”

附记首先点明隆儿的身世——“小家女”，接着又说明他们“艳遇”的经过——萍水相逢、一见钟情；再之，诗人在这里也道出内心的苦衷——尽管对隆儿一往情深，但囿于传统的道德和礼教，却不敢对她有所造次，真是苦耶、悲耶！

《赠隆儿》写成后，郁达夫不但将它送给了隆儿，而且还寄给了他平素所敬重的著名汉学家服部担风，请他在其主编的《新爱知新闻》上刊出，意在将他和隆儿恋爱一事公之于众，昭示天下。

继《赠隆儿》之后，郁达夫与隆儿的交往更加亲密，首先，他不再“表面上态度冷淡”；其次是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进攻——他不仅亲自送去了隆儿所嘱托代买的《寮歌集》，而且还买些花邮片之类的小礼物，并且还在邮片上亲自抄录Coleridge的诗——《爱情篇》的首节相赠。

继这次送《寮歌集》和花邮片后，郁达夫又先后送过笔、西洋人物邮片及乾花等小物件给隆儿。有一次，他还带了一把扇子和英文诗集，并恳请隆儿将英文诗集中的一节情诗亲笔书写于扇面回赠他。这天，他去得很早，而隆儿“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

看着郁达夫的一脸真诚和他那火热的目光，隆儿很腼腆地低头答应他书写情诗于扇面的要求。

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隆儿就这么一点头，立刻把郁达夫孤寂平静的学生生活搅得天昏地暗，“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

这时候，他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有问清隆儿年岁几何，更埋怨隆儿没有问及他的家世、学问等至关重要的事。继而，他又自我安慰道：“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

自嘲归自嘲，宽慰归宽慰，然而仍是“坐立不安，总觉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已为Venlls所缚矣！”

隆儿果然没有食言，几天后，真的为郁达夫书写了扇面，但所录并非郁达夫所指定的英文诗集中的情诗，而是两句韵味深长的日本古诗：“望朝曦而思君矣，莫对残日而怀余。”

至此，郁达夫与隆儿的恋爱关系已基本挑明，彼此也趁机相互倾诉了朝思暮想的感情。郁达夫与隆儿的恋爱还没有达到如胶似漆时，郁达夫已向校方当局办好请假回国省亲的手续，并打算于6月的25日启程。

临行之际的前两天，郁达夫特意到隆儿家中告别。

对郁达夫突然回国省亲的举措，隆儿既没有阻拦，也没有埋怨，而只是要求他将时间往后推迟几天，陪她过了地久节再回去。

地久节是皇后的生日。国家明文规定，这天，大家是可以热闹欢庆的。

为满足隆儿这个小小的要求，郁达夫决定将回国省亲的日期推迟到本月的29日。但到了24日，他忽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

却原来，他在本月的20日前就曾思前想后，不胜自卑。“予己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几次欲诀别而不能，最后此念终于占了上风。

自然，1917年6月25日地久节那天他没有去陪隆儿逛公园，而是伏枕吟成《别隆儿》诗。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诗的前两句是告诉隆儿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放荡不羁，清高孤傲，未必是她托付终生的理想之人；诗的后两句则明白告诉她，正因为自己不是她托付终生的理想之人，所以趁还未结果时便斩断情丝，劳燕分飞，以免铸成大错，造成终生遗憾。

古人云：“是真名士亦风流。”郁达夫就是这样的真名士，拿得起，放得下。热爱时就真真切切，全身心投入，而不想再爱下去时，就快刀斩乱麻，决不拖泥带水。自1917年6月24日他和隆儿诀别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去找过她。

与隆儿在形式上是诀别了，而且是义无反顾，但在心里，郁达夫却没有将她忘怀。两年后，偶然相遇，还是情感顿生，遂作《留别隆儿》诗以记之。

平生窃羡蓝桥梦，略识扬州子夜春。 莫向杏坛题品第，本来小社是诗人。

郁达夫和隆儿从相识到热恋再至诀别，虽仅有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但她在郁达夫的记忆里却是永久的，影响也是深远的。1921年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其中就有隆儿的身影，对他们之间相恋时的思想情感也多有描述。

除隆儿之外，引起郁达夫激动和想人非非的日本少女，还有梅儿、玉儿等。

郁达夫和梅儿大约相识于1919年的初春时节。这年的二月间，郁达夫陪同浙江教育视察团参观名古屋的中小学，一度下榻在大桥旅馆，梅儿是这里的侍女，二人相见遂产生好感，也可以说是一种淡淡的爱恋之情，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再进一步发展。这从郁达夫的《赠梅儿》和《留别梅儿》等诗中可以看出。

《赠梅儿》诗是：

淡云微月恼方回，花雾层层障不开。 好是春风沉醉夜，半楼帘影锁寒梅。

此诗写于1919年2月18日。三日后即又写诗相赠。

淡云微月旧时盟，犹忆南楼昨夜筝。 依未成名君未嫁，伤心苦语感罗生。

以此诗作为爱的结束语，可见二人的爱情属于稍纵即逝的一类。

此爱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但彼此间的其情之真，其意之切，确是不可否认的。同年的5月4日，郁达夫偶然回忆起和梅儿相处时的愉快时光，还不免心潮澎湃。

莫对菱花怒老奴，老奴情岂负罗敷。 一春燕燕花间泣，几夜真真梦里呼。 苏武此身原属汉，阿蛮无计更离胡。 金钗若有重逢日，留取冰心镇玉壶。

在这首名为《留别梅浓》的诗里，郁达夫首先表白了他对梅儿真心相爱的情感——“几夜真真梦里呼”便是明证，继而又向她诉说了他之所以不能与她进一步相爱的苦衷——那就是彼此的国籍族别的不同，换句话说，你不愿意脱离你们的大和民族，下嫁给我们中华民国的子民，我自然也不愿意背叛祖国委身于你们大和民族的怀抱。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直抒胸臆，那就是我们虽然不能结为夫妻，但爱却是天长地久的。

这之后不久，郁达夫又特意写小说《两夜集》，专门记述他和梅儿的这段恋情。

继梅儿之后，郁达夫和京都旅馆里的一位侍女玉儿也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1920年的4月，已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读书的郁达夫，为了更多地了解日本近代崛起的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的原因，寻求其经济发展的规律，读书之余，不断地到外地旅游考察。在京都考察时，下榻旅馆里的一位侍女玉儿进入了他的视线，并留下了一首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的情诗《西京客舍赠玉儿》：

玉儿春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 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

郁达夫和玉儿，虽短短的几日之欢，但这几日之欢在他的记忆里却是刻骨铭心的。二十年后，他漂泊南洋重抄此诗时还颇有一番感慨：“此二十年前游西京所作，回首前尘，诚如一梦。”

除隆儿、梅儿、玉儿之外，郁达夫还曾一度与一日本寡妇同居过一段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浙江同乡钱潮在《我与郁达夫同学》一文中有过披露：“我在八高一心读书，平时考试成绩门门优秀，按照八高的规则，平时成绩全优者，可以不再参加毕业考试，所以这年初夏我提前回国度假，回日本后为了领取毕业证书，又到名古屋去了一次。到校后才知道达夫已为我代领了毕业证书，我就去找达夫，没想到他与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住在一起，使我大吃一惊。达夫见到我，欣喜万分，拉着我问这问那，还热情地留我住了一晚。他并坦率地告诉我，与他同居的这位女子以前嫁过人，前夫是个军人。不过，我发现这个女子脾气很坏，那时他俩的关系已很紧张，果不多久，他们就分手了。”

根据钱潮先生所言，郁达夫与日本年轻女子同居的时间当在1918年的春夏时节。其依据是，他从名古屋八高毕业是1918年的7月，这之后，便永远离开了名古屋，开始了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问道的生涯。

郁达夫和日本一年轻女子同居一事，除钱潮先生所言之外，从郁达夫的诗词和日记等资料中也可得到佐证。如《自述诗十八首》最后一首诗的原注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二十岁夏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仍人第一年级。夏还乡，遇孙氏于其家。秋患伤寒症人病院二月。冬遇某氏于东京。二十三岁春与某氏居西浦。四月，与之别；六月，复与之居天神东；九月又与之离……”

《郁达夫诗词抄》的编者在为该诗所作的注里较诗人的原注，说得更为明了清晰，“某氏系指一个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后在东京被人卖作娼妇”。

诗人的诗作和原注写于当年，自然是非常可信的，而《郁达夫诗词抄》编者之一的于听（即郁天民）系诗人的长子，其所注，无疑也是有一定的史料作基础的，可信度也应该说是很高的。

查郁达夫1918年6月至1919年7月间的日记，其中有多处提到了雪儿。如1918年7月20日的日记：“夜月明，夜膳后与钱某坐檐下作什谈，因告以雪儿身世事，并告以将弃之云云。”

这里的“钱某”即指的是钱潮。

这则日记所记，和钱潮的回忆是十分吻合的，以此可说明，郁达夫在1918年7月间，确实与雪儿有着同居的关系。

从目前所掌控的材料看，郁达夫与雪儿的交往过程应该是这样的：1917年冬，郁达夫因事在东京逗留期间，偶然与一名叫雪儿的妇女相识。两人一见即有好感，爱意陡然而生。郁达夫从东京回到名古屋不久，雪儿也随之而来，并租屋同居。直到1918年4月份，两人才分手。

1918年6月，为反对不平等的“中日军协约”，郁达夫断然拒绝了日本政府的官费津贴，并到东京当佣工以示抗议。在这期间，他与雪儿再度相遇，重续前缘。6月11日的日记是：“昨夜又会雪儿，一日功夫复归乌有。”6月15日的日记是：“夜往见雪儿月明如水，归已十二时……”6月20日的日记又云：“夜雪儿冒雨来，即宿之于塌下，以汤饼饷之。”

郁达夫来东京不久，中国留日学生掀起的反对“中日军协约”的罢课运动已近尾声，未几，他也随之离京重返名古屋，继续学业。

郁达夫从东京回到名古屋不多时，雪儿也自东京赶了过来，并于当天看了位于天神东的一处空屋，并迅即定了下来。1918年7月8日，郁达夫的日记是：“午后雪儿忽来，即与之人天神东之空屋内，拟于十五日将书卷迁至此处来。”

事实上，未等到预定的15日，他们已开始搬家同居了。13日的日记是：“午前搬物至午后始毕，人倦极。夜人市令肉铺每七日送肉二次来，自明日始，更赴电灯会社付前月迄今之电灯钱，又打电话至门前町电灯会社，令明日来新舍装置电灯。”

郁达夫与雪儿的蜜月，很快就因两人的气质、修养、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而宣告结束。如郁达夫7月16日至9月初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二人多次吵闹的事。有一次，甚至当着客人钱潮的面，雪儿竟狂态大作，令郁达夫十分难堪。其日记云：“午前钱潮来，午膳后雪儿大作狂态，予决与之离……”又云“昨夜又与雪儿争，终夜不得安眠，贱民不能以仁爱相待，行当弃之”。

事实上也正像诗人在《自述诗十八首》原注中所说，1918年的8月，他和雪儿之间的感情已正式破裂，同居生涯结束。8月12日的日记是：“午后取寒衣油布一丈二尺人质，借得日币十元与雪儿作路费者也。夜八时送雪儿上东京行，汽车归已九时过矣。……此后决不欲再与雪儿同居。”

雪儿离开名古屋后，郁达夫一度郁郁寡欢，心情颇为沉重，因为两人毕竟一同生活了几个月，留下来的不尽是争吵，而且还有欢乐和甜蜜。1919年1月24日的日记就流露出了这种心情，“我同雪儿的一切事情，他年总要写她出来才好”。

郁达夫与雪儿分手后，二人仍保持着通信联系。1919年1月13日，他得知雪儿在东京已被卖作娼妇，心情极度不安，而且痛苦至极。当天的日记是：“……谓已被卖作娼妇矣。予心乱神昏，来往于月光下者良久，思前思后，觉负雪儿者事多，雪儿之负我者亦不少……去年今日，正思雪儿不置之日也。”

郁达夫接到雪儿的来信后，曾几次前往东京探望，然而，他的这种探望，只能给雪儿以言语和精神上的安慰，别的方面则是无法提供，更不可能解救她出苦海。

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相见，大概是1919年的7月4日。郁达夫这天的日记是：“见伊憔悴可怜，沉沦于苦海者久。问伊负债几何，曰只三十金可以赎此身，即倾囊与之，冒雨归东京。予颇有自戕意，大醉后与雪儿谈身世，泪涔涔下，雪儿毫不之解也。”

第二天，即7月5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又写到：“午前十时，更赠雪儿以十金，与之别去，予与雪儿之缘，自此绝矣……”自这则日记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有关雪儿的字样。

与雪儿别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没在郁达夫的脑海里消失。1923年，他和陈翔鹤等年轻学生在北京一家酒馆里喝酒，见一歌女很像当年的雪儿，他看了几眼，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后一大颗一大颗的眼泪滚落了下来。走出酒馆，他一面叹气，一面擦眼泪，很伤感地对陪同他的同学说：“这个歌女的面貌很像我从前在日本时的情人。她是因我引诱由少女而堕落到几乎类似妓女地步的。就在堕落之后，我们还不断地幽会。在此刻时时想起来，都难免不觉得这是一桩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