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远送潇湘客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扁舟远送潇湘客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寒冬至，出邓州，过南阳，到襄城。见到在郊外等候的梅尧臣，欧阳修不由得又想起三人曾经在一起的时光，心中感触万千。梅尧臣亦是如此，一时间二人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中满是泪水。

谢绛的去世对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一场重大的打击。梅尧臣与谢绛情同手足，公事繁忙的他因没能见到谢绛最后一面而感到自责。他想要承担起谢家家眷们的生活，将自己每月的俸禄分给她们一部分，无奈谢夫人坚持不收，梅尧臣只得作罢。

在襄城，欧阳修与梅尧臣相互安慰、相互扶持，度过了一段时光。次年春天，滑州节度判官任期已满，欧阳修便到滑州正式上任了。

此时，宋夏大战已爆发。西夏的君王元昊带兵大举侵宋，宋朝的守将或骄横轻敌，或不懂兵法，以致宋军连连败退，失去了大片国土。随着西北边境一带接连沦陷，宋朝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www.guayunfan.com)欧阳修意识到，外患起源于内忧，长久以来宋朝官僚的腐败、荒淫无度，以及肆意敛财，都是造成宋朝外强中干的原因。于是，他想到了变革，只可惜他的官职较低，无法直接向朝廷提出这些建议。

幸好朝中存在许多与欧阳修一样的有识之士，如富弼建议宋仁宗解除“戒越职言事”的禁令，广开言路，允许各级朝臣直言进谏，同时将韩琦、范仲淹、尹洙等曾因直谏而受到贬斥的官员重新委以重任。在一系列的改革下，延州一带的边防得到了大力改善，及时抵御了西夏的侵犯。

欧阳修身在滑州，却时刻关注着边疆战事以及朝中动态。听闻范仲淹再次受到重用，他心中甚喜，满心期望自己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与自己崇敬之人一同效命沙场。谁知他的愿望只成真了一半，范仲淹确实向朝廷推举了他，然而他最后得到的职位却只是书吏之职。

书吏的职责不过是撰写军中文书，再无其他。欧阳修对这一职位感到十分失望，他本就不喜那种四六传统文书，何况他所期望的是真正参与到主持防务、出谋划策的工作中去。于是，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欧阳修写道：“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

欧阳修表面上的拒绝理由是要留在年老的母亲身边尽孝，不便远行。其实，这只是一种委婉的说辞罢了，他真正的理由是不愿以文士见召。他说，时文本就非他所好，曾为了考取进士，不得已而为之。“今废以久，惧无好辞以辱佳命。”

不肯赴命，并不代表欧阳修就此不再关心国事，恰恰相反，在与范仲淹的书信中，他还时时提醒范仲淹欲速则不达，对待军事务必要“较彼我之利否”，不能因想快速取胜而忽略细节、失掉谨慎。

在滑州的日子里，欧阳修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编写和研究《新五代史》上。按照他的计划，这部《新五代史》应该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所以在涉及一些传奇人物时，他会着重丰富这些人的材料，使其形象更加突出，能够对世人起到榜样的作用。

为了编写好《新五代史》，欧阳修阅读了大量史籍。在阅读中，他对历朝历代的兴衰都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并将自己对这些资料的心得总结为两个字——“正统”。

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即将天下不正的匡正，便是正；统一天下未统一的，便是统。

欧阳修认为，所谓正统，第一要身居正位，第二要能维护天下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根据这一观点，他将宋朝之前的朝代一一进行了划分，认为秦汉以前的都是“正统”，之后的便只有隋唐是“正统”了。

欧阳修说，秦汉之前，历代君王统一天下，无论是因公还是因义，终究是统一了的，且帝王的更替都是按照相承义理，不曾发生篡权夺位之事，所以这些朝代都是正统的。后来，一些国家的君王虽正统却不能统一天下，或统一了天下其术却不正，于是世道开始乱了，关于正统之争也就开始了。

历来人们在判断一个朝代是否正统时，时常会依自己的私心去偏袒某一方。欧阳修认为，只有消除内心的偏私，才能平息是非之争。他将自己研究五代史的心得作了《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七篇《正统论》，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

没能去往前线是欧阳修心中的一个遗憾，幸而在他拒绝书吏之职不久后，朝廷恢复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务。他终于结束了被贬的生涯，回到京城，重入朝堂。

欧阳修看到身边的好友纷纷担任军事参谋、签书判官等职，协助军务，只有他和梅尧臣二人无法去边塞从军，心里非常失落。馆阁校勘复职一事稍稍安抚了他的心，却没能让他重新燃起对工作的热情。此时，他的心思还盘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想着要如何才能尽自己所能协助军队抵御外敌。

回到汴京后，欧阳修对西北战事的关注并没有减少。在得知了前线的战况之后，欧阳修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分析，针对这些战况写下了三篇策论。文章写好后，欧阳修有心将它们上呈给朝廷，可他毕竟是一介文官，不曾真正参与过军事，文中所写也不过是他自己的推断，犹豫再三，他将这三篇策论留在了自己手中。

过了一段时间，前方有新的战报传来。欧阳修听过之后，发现事情正如他当初推断的一般，于是便新写了一篇长论文，名为《通进司上书》。

在论文中，欧阳修指出西夏如今“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以及“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为的是拖延时间，消耗宋朝的粮草，使宋朝的兵力疲惫，将士们失去斗志。这种情况若是持续下去，宋朝必然有一天会处于劣势，被敌人牵制。

欧阳修还对宋朝当时的交通、经济和商贸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的建议。他说：“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不然，一味地依赖当地的财物进行补给，不但难以保证军需，还会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极大的不便，一旦有意外灾害发生，必然引起混乱。

在关注战事的同时，欧阳修也将目光聚焦在了当朝时弊上。他在《旧唐书·太宗纪》中看到一篇关于李世民允许三百名犯人回家探亲，犯人们对此感恩戴德，探亲结束后悉数返回，最后全部获释的记载。世人均歌颂李世民的仁慈，称此事为“上施恩德，下知信义”的典范，欧阳修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欧阳修认为，李世民的这种做法不过是在作秀，为的是制造“上施恩德，下知信义”的舆论，以此提高自己的形象。他认为，若犯人真的罪大恶极，不可能因这一点小恩惠而改过自新，除非他们早知按时返回能使他们获释，但若真的如此，那便说明这些人的行为只是为了私欲，而与知恩图报无关。

在欧阳修看来，仅靠“德化”和“人治”无法彻底消除世间的种种恶行，想要真正将恶行消除，必须依靠法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具有支持封建法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