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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闲凭栏杆处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时间:2022-05-0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谁知闲凭栏杆处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欧阳修为人光明磊落,好仗义执言,这种性格难免会让他得罪一些权贵。欧阳修认为,石介虽然平日言行偏激,但就反对宋仁宗录用五代十国后裔之事而言,石介不但无过错,反而表明他对朝廷忠心耿耿。欧阳修对杜衍的冲撞并没有引起他的反感,反而让他对这个后辈更加刮目相看。这使得欧阳修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不近人情的人。

谁知闲凭栏杆处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欧阳修为人光明磊落,好仗义执言,这种性格难免会让他得罪一些权贵。然而,也有一些人恰恰欣赏他的这种直率和坦诚。曾经的王曙正是被他的刚直敢言所吸引,进而推荐他进入馆阁,如今又有一人被他的这种性格所吸引,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个人便是御史中丞杜衍。

在《欧阳修文集》中,欧阳修这样评价杜衍:“公自曾、高以来,以恭俭孝谨称乡里,至公为人尤洁廉自克。其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动静纤悉,谨而有法。至考其大节,伟如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铭昭于远,万世之诒。”

欧阳修与杜衍相识已久,私下也有些交往。在杜衍眼中,欧阳修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晚辈,值得被赏识;在欧阳修眼中,杜衍则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德才兼备。二人成为忘年交后,时常就一些观点和学术上的东西进行交流。

当初,是杜衍推荐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的,但当石介有难后,杜衍为了自保,却没有站出来为石介说一句话。当时的欧阳修因杨家小姐的病逝而大病了一场,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当他身体好转回到朝中后,很快便听说了这件事。(www.guayunfan.com)刚得知此事时,欧阳修有些气愤,认为作为石介的推荐者,杜衍有责任帮石介说话,况且石介所犯之过错并不至于被贬,于是他上书杜衍,称石介“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同时指责杜衍不明是非,有辱使命。

修前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者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介,一贱士也,用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介,议者咸曰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曰当罢,修独以为不然。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节选)

欧阳修在写《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时,完全没有在意他与杜衍之间的辈分和官职差异,只是一心想为好友讨一个公道。他批评杜衍不能仗义执言,任由朝廷将一位适合为御史的正义之人贬官下放,没有尽到中丞的职责。他认为,身为中丞,“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为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

欧阳修说:“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伏惟执事如欲举愚者,则岂敢复云;若将举贤也,愿无易介而他取也。”他认为,杜衍亲自举荐了石介,又弃之不管的做法是一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说明杜衍其人“自信犹不果”。

欧阳修认为,石介虽然平日言行偏激,但就反对宋仁宗录用五代十国后裔之事而言,石介不但无过错,反而表明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他深知真正令石介被贬的原因并不在此,而是石介曾对皇帝的私事指指点点,令宋仁宗的心里结了个疙瘩,如今宋仁宗只是找借口将石介赶出朝堂而已。

欧阳修也知道,杜衍心里和他一样,都十分清楚石介被贬的真正原因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在文章的最后,欧阳修指出,杜衍的这种做法会让其他主簿不再敢推荐正义直言之人,以至于朝廷之中再无敢言之士,只剩下一群唯唯诺诺、趋炎附势之人,如此一来,朝廷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欧阳修对杜衍的冲撞并没有引起他的反感,反而让他对这个后辈更加刮目相看。在这之前,他欣赏欧阳修,是因为他的才学和为人,而这件事又让他从欧阳修身上看到了一个闪光点,那就是直率和果敢。杜衍虽然不敢当面反对朝廷的决定,但他也不是一个不明是非之人,所以面对欧阳修的指责,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坦然地接受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时有发生,但是欧阳修的这种性格和作风却不能被所有人接受。虽然欧阳修坚持正义,对事不对人,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如杜衍这般明事理、讲仁义,大部分人面对别人的指责时,心里难免会有不悦、不服、不甘,认为对方是在故意针对自己,从而生出些恨意来。

生活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一些事情的发展,当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亲密时,就难免会相互生出一些包庇之心,即使明知对方犯错,也要为其开脱和辩护。欧阳修却不会这样,对待朋友如此,对待亲人也是如此。这使得欧阳修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不近人情的人。

范仲淹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回到朝中后,不改本色,仍然屡屡谏言,与皇帝讲政论道。不仅如此,他还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并时常干涉刑部之事,根据自己的判断擅自对狱中人应受的刑罚进行改判,使得当时担任纠察在京刑狱之职的胥偃非常不满。

景佑三年(1036年),胥偃与范仲淹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于是胥偃向朝廷上书,控告范仲淹判案时过度。朝中其他一些与范仲淹有嫌隙的人也纷纷表示赞同,希望他能够因此事离开朝廷。此时,曾身为胥偃女婿的欧阳修却站到了范仲淹的一边。

欧阳修此举令胥偃很失望,他希望欧阳修站到自己的一边,可是劝说过后,他的心情从失望变为气愤。欧阳修对胥偃也有些失望,虽然胥偃对他有知遇之恩,又曾与他同为一家人,在他的心中有着重要位置,可在是非面前,他绝不允许自己感情用事。

胥偃不明白欧阳修的用心,只当他背弃了自己,于是渐渐与他疏远了。欧阳修心里自然苦闷,可又别无他法,只能眼看着曾经的亲人一天天与自己形同陌路。

欧阳修的这种性格使他失去了一些朋友甚至亲人,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懂他的人愿意留在他的身边。他们愿意与他交谈,在他的指点下拨开迷雾,开阔眼界。他的一位好友苏舜钦便曾在文中记载道:“城南访永叔,共可豁蒙蔽。”

在许多好友的眼中,欧阳修有着高尚的人格,有着清晰的头脑,他能够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指路人和引导者,带着他们看清世间的形势,走向正义的终点。所以,他们愿意与他为伍,愿意听从他的劝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的道路上,都愿与他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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