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张元济谁找谁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夏瑞芳、张元济谁找谁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夏瑞芳，排字工人出身的企业家，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张元济，进士出身的维新派人物，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兼译书院主事。两人走到一起，演绎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段辉煌历史。

夏、张因接洽南洋公学印件开始相交到相知。1901年，张元济应夏瑞芳之邀入股商务，1903年初又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本人在《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一文里说：“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这是出版史研究者早已熟悉的历史事实。但是，最近在新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里，却见到另外一种说法。

作者汪家熔先生叙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建史的思路颇为奇特。他不正面叙述夏、张二位怎样相识相交，也不引录张元济或当年老商务同仁的记述，却转弯抹角在“解读”陈原先生一段话当中将此节说出。陈原说有人对夏瑞芳“略有微词”（并未指明什么），汪先生摘引包天笑的回忆：夏向包询问“这个编译所应何如办法”，包说“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接着，引严复致张元济的信：“欲办报馆译局者甚多”，“昨得公来书，亦云拟于海上集钜股为此”。作者紧接着突然冒出一句：“当时社会习惯，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芳。”（第181页）根据是什么，未着一辞。

我们看看当事人又是怎么说的。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中说：“君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商务另一位创办人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这样记叙夏、张的交往和张加入商务印书馆：“那时张菊生先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因为印书，常有接洽，见夏、鲍诸君办事异常认真；而夏先生正想扩大本馆，预备设立编译所，想聘请张先生主持编译事务。双方意见相投，一谈之后张先生等愿意投资参加。”商务编译所最早的成员之一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译教科书的变迁》一文里说：“老夏先生独具眼光，遇见一位张菊生先生，就请他主持编译事务。”陈叔通也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文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夏瑞芳与张元济两人的交往，说：“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上述与夏、张同时代的商务老人回忆，已清楚地证明了夏瑞芳、张元济谁找谁！这不排斥张元济本人也有心办编译，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两人本已心照不宣，故而一谈即合。夏瑞芳主动开口延聘，符合两人的性格。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而推出的《中国出版通史》，本该是一部严肃的权威的学术专著，然而出现这些武断、草率的文字，令人遗憾！说怪也不怪。汪家熔先生近年常常语出惊人。在此《通史》一书里就一再强调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核心人物”夏瑞芳的作用，并在该书第十四章“拳拳于民族解放的出版人”中，设“服务总编辑的总经理”专节介绍夏。而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却轻描淡写，没有较集中的篇章叙述张对于近现代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有时还模棱两可地说上几句带刺的话。夏瑞芳在近代出版史上固然不能忽略，设专节介绍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如何超越不了张元济。“扬夏抑张”，只能徒劳无功。(www.guayunfan.com)汪先生在不少观点上常“修正”过去自己的论点，而在夏、张谁找谁这个问题上却坚持了二十几年。他早在1985年出版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里就说，“张元济、夏瑞芳在事业上结合的主导方是张而不是夏。我们也不能忘记那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有着很大的等级差别，夏是不能贸然开这个口的。”（该书第54页）想象加推论，绝不能代替历史研究。张元济本来就是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人，夏瑞芳豁达大度的脾气，会拘泥于这所谓“等级差别”吗？上述几位当事人都明确用了夏瑞芳“招”“延”“聘请”“与张开谈”等字眼，非要说“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芳”，只能徒添笑柄而已。

（原载南京《开卷》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