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或悼念各界人士_爱因斯坦自述

评价或悼念各界人士_爱因斯坦自述

创造者H.A.洛伦兹[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洛伦兹是他们的领头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家都深受洛伦兹的影响，都把洛伦兹的概念看做是物理学的基础，这是习以为常的，以致他们不了解洛伦兹的观念极度简化了物理学基础，不了解洛伦兹对理论物理学基本概念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当洛伦兹刚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麦克斯韦已经得出了电磁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十分复杂，它的根本特征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场概念确实已经取代了超距作用概念，但是电场和磁场还只是被看做有重物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被当做连续区来处理的，而不是被看做基元的实体。这样看起来，好像电场被分解为电场强度和电介质位移。原则上，电场强度和电介质位移是独立的实体，但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它们可以通过介电常数联系在一起。磁场的情况与电场相类似。根据这种基本观念，空虚空间就是有重物质的一种特殊情况。空虚空间中的场的强度和位移之间的关系特别简单，尤其在物质被看做载体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就把电场和磁场与物质的运动状态联系起来。

赫兹关于动体电动力学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理论。(www.guayunfan.com)洛伦兹通过一个假说简化了这个理论的基础。这个假说就是：电磁场位于空虚空间中，并且在这个空间只有一个电和磁的场矢量。这个场是由原子论性的电荷产生的，而且反过来，场也以有质动力作用于这个电荷。基元电荷附着在原子论性的物质粒子上，而这个事实也是电磁场同有重物质的唯一联系。这种原子论性的物质粒子也适用于牛顿运动定律。

在这个简化了的基础上，洛伦兹建立了一个完备的理论，这个理论适用于当时已知的所有电磁现象，包括动体的电动力学现象。这个理论是一致的、清晰的和美妙的，这个经验在科学中很难得到。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只要附加一个假定就可以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把电磁场定位在空虚空间中，这个实验才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产生。确实，这个理论关键性的步骤就是把电磁场归结为空虚空间或者说是以太中的麦克斯韦方程——当时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洛伦兹还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洛伦兹变换”，尽管当时他还没认识到这个变换的群特征。他认为，空虚空间中的麦克斯韦方程只适合于一个特殊的静止的坐标系，但是这个理论对惯性的限制又十分严格。因此这个理论是矛盾的，从经验来看，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于是它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出现。

由于我经常到莱顿大学和朋友保尔·埃伦菲斯特相聚，因此也常有机会听到洛伦兹的演讲，这些演讲是他退休之后定期给青年同事所作的。他的演讲逻辑清楚、语言优美并且平和流畅，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人物。

一般年轻人都会对洛伦兹的崇高感到钦佩和尊敬，但对我来说远不止如此。可以说，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正如他驾驭物理学和数学的形式体系一样，他也坚定地驾驭着自己。他很坚强，却不会让人感到压抑和疏离；他很卓越，却不会让人敬而远之；他不关心闲人琐事，却善待每一个人；他从不专横，待人热情，乐于助人；他诚挚、负责，从不偏重任何东西；他具有幽默感，他的眼睛和微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相适应的是，尽管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但却不认为人类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他对待事物的态度都是半怀疑、半谦虚的，但是我到晚年才能够理解并欣赏这种态度。

虽然我尽力了，但还是不能恰当、充分地表达出这篇文章的主题。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我要引用洛伦兹的两句话，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幸好，我属于这样一个国家，它太小了，不至于会做出什么大蠢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认为武力和强权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对此，他这样回答：“也许你是正确的，但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

悼念马克斯·普朗克[2]

一个以伟大的创造性观念恩惠与世人的人不需要后人的赞美，他本身的成就就是他最好的赞词。

今天，我们代表所有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聚集到这里。这是有必要的，也是一件好事。在这个政治狂热、充满暴力的时代，人们时刻忍受着恐惧和痛苦。即使如此，大家依然来到这里，说明人们依然在追求真理。对于真理的渴望把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的科学家联结在一起。这种对真理的追求精神在马克斯·普朗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物质的原子论性最早由希腊人提出，并且其近真性又在19世纪被科学家提升到很高的程度。但是，第一次精确地测定原子的绝对大小的是普朗克的辐射定律。除此之外，普朗克还引进了一个普适常数h，并且有理有据地指出：除了物质的原子论性的结构之外，还存在一种能量的原子论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受普适常数h的支配。

这一发现不但是20世纪整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而且还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这一发现，就不能建立关于分子、原子以及支配它们变化的能量过程的有用的理论。这一发现打破了古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的整个框架，并给物理学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全部物理学概念的新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距离圆满解决这个问题还很远。

为了纪念这个人为纯粹知识所作的研究，以及向他表示敬意，美国科学院希望以后这样的研究可以自由进行而不会受到阻碍，进行这样研究的科学家可以不受到迫害。

尼尔斯·玻尔[3]

在这个时代，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之一就是发展了关于原子性质的知识，而这是尼尔斯·玻尔的功劳。后人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必然会提到这一点。

大家早已知道，古典力学不能解释物质的根本构成，同时也知道原子是由带正电荷的核和核外一层比较松弛的结构构成的。但是，经由经验得出的光谱结构还不能被任何理论解释。而1913年，玻尔根据量子论理论，对最简单的光谱作出了一种解释，并对这个解释在短期内提出了大量定量证明。这样，不久他所作出的大量假说基础就成为了物理学的主要支柱。不到10年时间，这个由他提出框架以及主要内容的体系已经完全支撑起物理学和化学，以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以前的理论体系过时了。玻尔的观念还引出了很多理论，如伦琴光谱理论、可见光谱理论和元素周期系统。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玻尔同时具有大胆和谨慎两种品质，并且同时具有直觉理解力和强大的批判能力。由此，他具有令人惊讶的吸引力。玻尔不但了解知识的所有细节，而且始终关注基本原理。毋庸置疑，玻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恩斯特·马赫[4]

2月19日，恩斯特·马赫去世了。他具有罕见的独立判断力，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自然科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是如此强烈地喜欢观察和理解事物，以致到了晚年除了继续好奇地窥探这个世界，并从中得到乐趣之外，别无所求。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

然而，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看法：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自然科学家，他怎么会关心认识论呢？难道他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些有价值的事情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在教书的时候就见过一些很有才能的学生，他们不仅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且反应很快。我可以肯定，这些学生积极地关心认识论，同时乐于进行关于科学的目的和方法的讨论，并且从他们顽强地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时，就可以发现这个课题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因此，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一个人只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为了进行脑力游戏，作为一个科学的新手，他肯定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所献身的这门科学将要并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它的研究成果是真的？它的哪些东西是本质的，哪些只是发展中的偶然的东西？

在评价马赫的功绩时，我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对于普遍性问题，马赫想到了哪些前人没有想到过的想法。性格坚强的人总是不断地带着我们走向这些真理，并且这些真理总是符合当前社会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真理就会被我们遗忘。因此，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不重要，但是十分难找到。“相对于各门学科而言，在认识论方面，马赫与斯图亚特·穆勒[5]、基尔霍夫[6]、赫兹、 亥姆霍兹等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马赫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中哪些是培根和休谟根本没有提过的新东西？”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通过阅读马赫的历史性的批判的著作，受到了他巨大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马赫密切注意各门科学的发展，追踪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研究者的思想变化。我相信，那些自认为反对马赫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思考方式和马赫如出一辙。

在马赫看来，我们通过逐步摸索得到观点和方法，并用它们把我们的感觉经验加以比较和排列，这样得到的结果便是科学。由此，物理学区别于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是排列和联系材料的观点不同，而不是对象不同。马赫主要面对这样一个课题，即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科学来说明这种排列逐步完成的过程，这种排列活动就导致了抽象概念和联系这些概念的规则或规律的产生。概念和规律产生后，一起构成了一个排列的纲目。在这个纲目中，可靠而又清楚地排列着那些需要排列的东西。据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在概念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概念同这些事物对应的观点能够显示的时候，概念才有其意义。

当时，马赫的研究满足了哲学的某种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在一些积习难改的专业科学家看来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在排列事物时，这些概念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就忘了它们的世俗来源，从而把它们当成某种既定的、权威性的东西。这时，它们就会被烙上“思维的必然性”或“先验的存在”的印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科学都因为错误而很难向前发展。因此，分析那些流行已久的概念从而指出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的依据条件，指出它们在经验中产生的过程，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戳穿它们夸大的权威性。如果它们被证明是不合法的，那么就将被抛弃；如果它们的体系逻辑性不强，那么就将被修改；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更加优越的体系，那么它们就将被取代。

在那些过多注意具体事物的专业科学家看来，这样一种分析是多余的、言过其实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当一门科学的发展需要用一个严格的概念来代替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时，他们就不觉得好笑了。这时，这些从未认真对待过概念的人会抱怨说“这是对神圣遗产的威胁”，然后发出严词抗议，甚至一些哲学家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些习用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是绝对的先验的东西。

在这里，我影射的主要是那些空间—时间学说中和力学中被相对论修改了的概念。这一点，读者一定发现了。不可否认，认识论的理论学家为相对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我而言，我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认识论的很大影响，尤其是休谟和马赫的影响。在其著作《发展的力学》第六章（牛顿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观点）和第七章（牛顿观点的概括性批判）中，马赫条理清晰地表达了当时还没有成为物理学家的公共财富的思想。这些思想的表述中有的部分逐字逐句地引证牛顿的观点，因此格外具有吸引力。下面我引用一些精粹部分：

牛顿：“期间是指一种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这种时间由于本性而均匀地、无关于外界事物地、自身地流逝着。”“期间的一种可感觉的、外部的或者是精确的或者是变化着的量度就是相对的、表观的和通常的时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们就用小时、日、月、年等量度来代替真正的时间。”

马赫：“……如果一个事物A随时间而变化，那么这只能说明事物A的状态与另一事物B有一定关联。如果钟摆的运行与地球的位置有关，那么它的振动肯定和时间密切相关。在观察钟摆的时候，我们一般不考虑它和地球的位置的相依关系，而是把它同别的事物相比较……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无法量度事物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从事物的变化中只能得到一种抽象，这种抽象也就是时间。而且，由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只依靠一种确定的量度。”

牛顿：“由于本性以及与外界事物的无关，绝对空间永远是等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一种量度，也可以说是其可动的部分。我们的感觉指示出了它相对于其他物体的位置，并且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不同的空间。”

同这两个空间定义相对应的是“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两个概念的定义。比如：“区别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的主要因素在于背离运动轴的离心力，这种力不存在于单纯的相对运动的圆周运动中，但是存在于真实的绝对的圆周运动中。这种力的大小取决于绝对的运动量的情况。”

接下来，牛顿就开始描述那个著名的水桶实验。这个实验可以作为上述论断的直观依据。

马赫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在此，我不一一引用，只是选取其中一些特别精辟的片段：“如果一个物体K只能由另一物体M的作用而改变其方向和速度，而其他物体A、B、C……是用以判断这个物体M的运动的，那么当其他物体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我们只能认识物体K和A、B、C……的一种关系。但是在谈论物体K在绝对空间的行为时，我们也不能忽略A、B、C……否则就会犯双重错误。首先，没有A、B、C……我们就无法了解物体K的行动；其次，不了解物体K的行动，也就不能判断它的行为，从而更无法验证我们的论断。因此，这样的论断也就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意义。”“只有在相对于别的物体A、B、C……运动时，这个物体K的运动才能被加以论断。总是有一些物体数目足够多而彼此相对静止，或者位置变化得很慢，并且还总是可以为我们所用，因此在这里我们根本不必指定一个特定物体，而是可以有时忽略这一物体，有时忽略那一物体。由此，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些物体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通过转动的水桶实验，牛顿证明了水相对于桶壁的运动不能产生明显的离心力，而它相对于地球的质量和其他天体的运动可以产生离心力。但是，如果桶壁增厚，增到几千米厚时，就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个实验的结果了。”

这个小摘录的内容说明，马赫已经清楚地发现了古典力学的弱点，并且他的观点已经很接近相对论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如果当时的物理学家已经察觉了光速不变的重要性，并且马赫还处于精力充沛的青年时代，那么他很有可能发现相对论。在麦克斯韦—洛伦兹电动力学的刺激以及马赫的批判要求下，我们才感觉到有必要定义那些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时间的同时性。

根据马赫对牛顿水桶实验的看法，我们知道，他的思想很接近普遍意义的相对性或者说加速度的相对性的要求。当然，由于当时还不能用实验来确定一个物体相对于坐标系的降落的原因是引力场的存在，还是坐标系的加速状态，因此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个物体的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的相等会导致回到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相对性假设。

马赫的思想发展表明，他是一位勤奋的、具有多方面兴趣的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一位把自然科学作为其思辨对象的哲学家。他自己单独发表的或者和学生一起发表的关于物理学和经验心理学的大量研究都可以证明，对于他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来说，研究人们不注意的细节问题是令他十分愉快的。对于他的那些物理学实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些研究子弹所产生的声波的实验。在这项试验中，虽然他只是使用了一些基本思想而不是什么新思想，但却显示出了他的非凡才能。他拍下的一组照片显示了在超声速运动的子弹的周围的空气的密度分布，从而揭示了光可以通过声过程产生漫射现象，这是前人所不知道的。马赫对这个方面发表的通俗演讲可以吸引任何一个喜欢物理学的人。

马赫之所以进行哲学研究，仅仅源于这样一个愿望，即想要获得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可以统一他毕生所从事的各个不同的科学学科。他把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称之为“感觉”，从而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经验感觉的集合。马赫是一位有素养的、慎重的科学家，但是“感觉”这个词使得那些从未认真研究他的著作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哲学上的唯心论者和唯我论者。

马赫的著作中使用的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语言往往能让读者明显地感觉到他写作时的愉快。他的著作不仅能在语言上给人一种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其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一种善良的、慈爱的、有希望的、喜悦的精神。因此，他的著作充满魅力，总是吸引人们一读再读。同时，他的精神也保护他免受民族狂热病的影响。对这种民族狂热的时代病，他始终相信能够治愈。在其通俗文章《关于飞行抛射体的现象》最后一段中，他表达了希望各个民族能够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的愿望。

悼念卡尔·施瓦兹希尔德[7]

今年5月11日，卡尔·施瓦兹希尔德逝世了，年仅42岁。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科学家的夭折不仅是科学院的损失，也是天文学界和物理学界的巨大损失。

在理论工作中，卡尔·施瓦兹希尔德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快速地理解天文学或物理学问题的实质的领悟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的数学知识中结合了争取的想法和灵活的思维，以致对数学知识掌握得十分深刻，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正是这些才能帮助他完成了一些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工作，而由于这些工作有十分困难的数学问题，是别的研究者做不了的。显然，他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界中尚未被发现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那种发现数学概念之间巧妙联系的喜悦之情。这也是他最初从事天体力学理论工作的原因，因为比起其他精密科学学科的基础，天体力学的基础几乎可以被认为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下面，我将提到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三体问题周期解的论文，一篇是关于彭加勒的转动液体平衡理论的问题的论文。

在施瓦兹希尔德的天文学论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星体统计学的研究。星体统计学是一门这样的科学：整理统计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的亮度、速度和光谱类型的观测资料，以便确定这些巨大天体的构造。在这个领域里，冯·凯普泰因曾经发现了一个规律性，施瓦兹希尔德则深化并发展了这个规律性。

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施瓦兹希尔德也具有深厚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深入研究了太阳理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科学家的一致赞扬，尤其是他关于太阳大气的力学平衡和太阳光辐射的测定过程的研究。在此，尤其应该提到他的一篇关于光给小球体压力的论文，这篇论文为阿雷纽斯研究彗星尾部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天文学的问题，但它也表明，施瓦兹希尔德对纯物理学问题也感兴趣。此外，他对电动力学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我们应当给予他相应的赞扬。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还提出了新的引力理论，并用这个理论第一个做到了精确地计算引力场。而且，在最后几个月，他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成功地实现了量子论方面的机制研究。

施瓦兹希尔德还进行了几何光学的理论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改进了在天文学上应用的重要光学仪器的误差理论。在天文学方面，这一点就足以堪称一个巨大贡献了。

理论和实践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施瓦兹希尔德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经常进行天文实践活动，自24岁以后他就一直在天文台工作；1896年到1899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助教；1901年到1909年，任哥廷根天文台台长；1909年出任波茨坦天文研究所所长。他既是观测者，也是观测者的领导者，这两项工作都帮助他写了一系列论文。比起这些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新的观测方法，这些方法处处体现了他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他发现了照相底片变黑的定律[8]，并借助这个定律利用照相方法达到了测量广度的目的。 利用焦外像照相法来测量星体的亮度，这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他竟然想到了。由于这一思想，星体照相光度学首次得到了和肉眼测光相等的地位。

1912年，这位谦虚的人成为了科学院院士。在这么短暂的生命中，尤其在科学院那么有限的几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很多出色的论文，这些论文极大地丰富了科学院的《报告》。他死了，但他的著作和为各门科学带来的硕果永远活在科学领域中。

约翰内斯·开普勒[9]

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焦虑不安，并且在人性和人类事物的进程中难以发现乐趣。与此相比，开普勒生活的时代是自然的，开普勒是高尚而淳朴的，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十分欣慰。当时，人们不相信自然界受到规律的支配。开普勒坚持自己对自然界的信仰，并从中获得力量，专心致志地从事没有人支持和了解的困难工作，这个工作就是通过经验研究行星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的规律。这样艰辛的工作，他竟然坚持了十几年，如此这般信念该是多么诚挚啊！我们尊敬、纪念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了解他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

哥白尼使最聪明的人相信了这样的事实，即只有把行星看做是围绕太阳运动的，并且太阳是静止的，才能清楚地理解行星在天空中的表观运动。如果行星是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么就很容易发现从地球上看去这些运动的情况。但是，所要研究的现象更加复杂，任务也就更艰巨了。首先，根据第谷·布拉赫[10]的观测结果确定经验上的运动，然后，努力发现这些运动遵循的普遍规律。

这样做，事情肯定就会简单许多。但是，怎样才能确定地球轨道的真实形状呢？假设在轨道平面某处有一盏明亮的灯M，并且这盏灯永远固定在这个位置，那么地球上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见到它，它也可以成为测定地球轨道的三角测量的一个定点。同时，这盏灯距离太阳比地球距离太阳还要远。那么，借助于这盏灯，我们就可以确定地球的轨道形状了。其办法如下：首先，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即地球E正好位于太阳S和灯M的连线上。这时，我们从地球E来看灯M，我们的视线就会和SM，即太阳—灯连线重合。假定SM连线被记在了天空中。现在，设想地球处于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时间，即在地球上可以同时看见太阳和灯，那么三角形SEM的E角就可以算出来了。然而，通过对太阳的直观观测，我们知道了SE相对于恒星的方向，而SM相对于恒星的方向则是永远确定的。同时，我们也算出三角形SEM的S角了。综合以上知识，我们就可以在纸上画出三角形SEM了。在一年里我们可以经常这样画，每次都可以得到地球E相对于那条永远固定的底边SM的位置，并且我们给这个位置标上日期。由此，就可以凭借经验确定地球的轨道，当然它的大小还是不能得出的。

但是，开普勒怎么确定这盏灯呢？这时，他的智慧就显示出来了。他在自然界中找到了这盏灯，即火星。当时，火星绕太阳运动一周的时间，也就是火星年是已知的。太阳、地球和火星的位置总会有接近一条直线的时候，火星的运行轨道是闭合的，因此，每隔一火星年之后，火星就会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因此，在这些已经确定的时刻，SM 总是表现为同一底边，而地球总是位于其轨道的不同点上。这样，火星就起着我们所想象的那盏灯的作用，观测太阳和火星也成了测定地球轨道的手段。就这样，开普勒发现了地球轨道的真实形状，从而确定了地球的运行方式。仅这一点，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管是欧洲人、德国人，还是施瓦本人[11]都应当尊敬和钦佩他。

既然地球轨道的形状在经验上已经被确定了，那么任何时刻的SE线的真实位置和长度也就知道了。因此，对开普勒来说，从观测结果计算出其他行星的轨道和运动也就容易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这毕竟仍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当时的数学发展得还不好，这就是难上加难了！

确定轨道形状是开普勒一生中最艰苦的第一部分工作，而同样艰苦的第二部分工作就是根据经验数据确定轨道的定律。首先，他必须猜出轨道曲线的数学性质，然后验证猜想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必须再猜，再验证，如此往复。经过无数次探索之后，开普勒发现了一个比较合乎事实的推测：行星轨道是一个椭圆，太阳正好位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他也发现了行星在公转中速率变化的规律：太阳和行星的直线连线在相等的时间间隔里扫过的面积相等；最后，他还发现了：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在赞赏这位卓越人物的同时，我们不禁对自然界也产生了赞赏和敬仰的感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是神秘的、和谐的。为了表示规律性的、简单的、可想象的形式，前人设计出了一些曲线，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直线和圆以外，就是椭圆和双曲线。天体的轨道形状至少就非常近似地体现了后两种。

这似乎表明：人的头脑勾勒出事物的形式似乎早于经验发现。开普勒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下面这个真理：单从经验中不能得出知识，知识只能从理智的发明与观察到的事实这两者的比较中得出。

阿诺尔德·柏林内尔[12]

众所周知，我对柏林内尔及其工作的评价很高。在此，我趁此机会向他本人及其读者说明我给予如此高的评价的原因。我之所以在此谈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们严格遵循客观条例，绝对不谈论个人的事情。我们这样的平凡人只有趁现在这个绝对例外的机会才可以违反这个禁忌。

现在，我们继续讲客观性。科学研究的领域已经极度扩展了，每一门学科的知识也都变得非常深奥。但是，人类融会贯通的能力却没有提高。于是，研究这个人的活动范围必然越来越小，知识也必然越来越专门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更糟糕的是，专门化的结果导致我们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步调，不能了解科学的全貌，哪怕连大略了解都做不到。由此，真正的研究精神必然会受到伤害。如今，情况的发展类似于《圣经》中的通天塔（巴别塔）的故事的象征意义。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迫进入一个范围不断缩小的知识领域，这样研究者的眼界也将不断缩小，直到成为一个匠人。不言而喻，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每一个意识到这个结果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家都感到十分痛苦。

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危害，但没有人尝试着努力改变这种情况，直到柏林内尔的出现。对于这种情况，他以一种值得敬佩的方式作出了补救。柏林内尔明白现有的通俗刊物足以引导和鼓励外行人，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则需要一本经过精心编辑、内容均衡的刊物，因为科学家必须要了解科学的问题、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工作，投入了极大的才智和决心。他为人类和科学服务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给予任何形式的感谢。

为了达到目的，柏林内尔和杰出的科学家合作，并引导他们用通俗的语言讲授应当讲的东西。我了解他为这个目的所作的斗争以及所遇到的困难，这可以用一个谜语来描述。“问：科学家是什么东西呢？答：科学家是一种介于含羞草和刺猬之间的东西。”柏林内尔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得到一个尽可能大的科学研究领域的明晰的、广博的见解。正是这个愿望促使他取得了目前伟大的成就，这种感情也促使他坚持多年编写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一位医科学生对此书的评价是：“没有这本书，我就不能利用课余时间清楚地了解现代物理学的原理。”

柏林内尔为科学的明晰的和广博的见解作了很多斗争，这些斗争使科学的问题、方法和结果重获了生命力。他的刊物丰富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生活。由此可见，使知识重获生命力和解决专门的科学问题同等重要。

悼念玛丽·居里[13]

崇高的人物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其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更大。而且，品格对成就的影响超乎人们的想象。因此，居里夫人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她的工作成果，我们也不应该仅仅记住这一点。

我和居里夫人的友谊崇高而真挚，并且时间长久，这是我的幸运。她具有很多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品质，如坚强、意志坚定、纯洁、客观、刚正不阿以及律己甚严等。她十分谦虚，时刻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公仆。但是，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总是很忧郁，由此她的外貌显得很严肃。这种严肃是任何艺术气质都化解不了的，因此那些不了解她的人就误认为她不容易亲近。居里夫人性格坚强，一旦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就会毫不妥协且极其顽强地坚持下去。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品格，她才能克服实验科学历史中少见的困难。这种顽强和热忱再加上大胆的直觉，才使她取得了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即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析出来。

欧洲的知识分子即使只具有一小部分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工作热忱，欧洲的未来就会很光明。

艾萨克·牛顿[14]

比起人类的愚蠢和激情，理性的确是微弱的，并且它还有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事情大小，这种愚蠢和激情都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命运，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理解可以禁得起时间的考验继续发挥作用，理解所产生的力量也要比喧嚷纷扰的时代更为持久。为了安慰这个不平静的时代里的思想，我们就来回忆一下300年前的牛顿吧。

提到牛顿，就要提到他的工作。他一生都在为寻求永恒的真理而斗争。虽然在牛顿之前很久已经有思想家认为从简单的物理假说出发，通过纯逻辑的演绎应该可以正确地解释感官知觉到的现象，但是第一个成功表述这些现象并且找到了基础公式的人是牛顿。牛顿用严谨的数学思维，定量地、逻辑地演绎出可能出现的且与经验相符合的所有现象。他创立了力学的根本基础，并且认为这个基础可以为解释一切现象提供线索。他这样认为，他的学生也这样认为，就连19世纪的继承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提出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即他的头脑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呢？如果依靠理性，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字面原意来说，这个问题就不能称其为问题。理智活动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把还没实现的目标转变为可以实现的东西。如果牛顿的这一想法实现了，那么我们只会更加佩服他的才智了。

通过对一些最简单的经验事实进行天才般的解释，伽利略建立了这样的命题：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将永远保持它的速度和方向；而一旦一个物体改变了速度或方向，那么它必定受到了外力的作用。如果要在数量上利用这一理论，那么必须以数学的精确性来表述速度和速度变率这两种情况。在此，在任何无大小的物体或质点运动的情况下，速度变率就是加速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牛顿创立了微积分的基础。

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但是，牛顿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发明这种新的概念语言，只是为了满足建立普遍运动定律的需要。现在，对于一个既定的物体，他必须提出这样的假说：那个他已经在方向和大小上精确地表述了的加速度与作用力是成比例的。这个比例系数表征了物体的加速能力，完备地描述了这个无大小的物体的力学性质。这样，质量这个基本概念就被发现了。

我以十分谨慎的方式所讲的上述一切内容都不过是对伽利略已经认识其本质的事情的精密的描述。显然，这样的描述不能解决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必须已知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物体的运动才能从运动定律中得出。那么，怎么找出作用力呢？一个胆小的人在考虑到宇宙间物体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复杂性时，必定会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而且，我们感觉到的运动可以看做是质点的运动，而不是无大小的点的运动。那么，牛顿是怎么解决这种混乱的状况的呢？

在地平面上，如果我们推一辆无摩擦运动的车子，那么，我们作用在它上面的力就是直接给定的。在这里，我们处理的不是一个无大小的点，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运动定律可以由此导出。

那么，空中落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简单起见，人们可以把自由落体看做一个整体，这时，它就如同一个无大小的质点一样，是向下加速的。伽利略认为，加速度无关于物体的本性和速度，它的存在只取决于地球。仅由于地球的存在，一个力就会作用在物体上。由于地球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因此我们不免会这样认为：地球的每一部分都影响落体，而且所有影响最后都会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物体只要存在空间中就受到这种力的作用。这种力的大小只取决于产生这种力的物体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在数量方面的特性，而似乎与速度无关。根据力学观点，质量似乎表示物体的特征，所以，质量就决定了物体数量方面的特性。这种超距作用力就是引力。

现在，只要算出两个具有一定质量、相隔一定距离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就可以得到关于这种作用的精确的知识。至于作用力的方向，大概就是连接物体的直线。最后，只剩下一个要弄清楚的问题，即这个力对两物体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经验，没人先验地就知道。

当时，的确有可供牛顿利用的经验。从月球轨道可以得出它的加速度，然后将它与地球表面上自由落体的加速度相比较。此外，开普勒已经准确地测定出行星绕太阳的运动，并且概括了几条简单的经验定律。根据这些条件牛顿发现，通过一种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就有可能判断地球的引力作用和太阳的引力作用对距离因素的依存关系。这样就诞生了天体力学这门科学，这门科学得到了牛顿及其继承者的无数次证实。

但是，引力和运动定律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那么，物理学的其余部分怎么办呢？是什么决定了固体各个部分的平衡呢？怎么解释光和电的现象呢？牛顿力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再相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今天牛顿的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物理学家的思想，而且，牛顿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概念能够取代。牛顿建立的明晰的体系为我们今天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牛顿就没有今天的物理学。

为了观察星体，人们创造了很多理智的工具，这些工具对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遭到了极大的误用，但是对此，牛顿这样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星体本身都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像文艺复兴时代那样强烈地为知识而尊重知识了。

悼念保罗·朗之万[15]

在这个充满了沮丧的不幸的时代中，不幸的事时刻发生，但是保尔·朗之万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最大。他由于对知识问题具有敏锐的眼光而受人尊敬，由于热衷于高尚的事业且宽以待人而受到人民的爱戴。他很长寿，并且创造了丰硕的成果。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生命在结束的时候表现得像一件艺术品，也是应该感到幸福和满足的。

我对保罗·朗之万的去世感到十分沉痛，也觉得十分孤独和悲凉。无论在哪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都是很少见的。他敢于为了真正的人道而进行斗争，也具有带着强烈的感情和从事斗争的行动的能力，同时对于洞悉事物的本性有着敏锐的眼光。这样一个人的逝世所留下的空隙对于残生者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在科学思考方面，朗之万具有超凡的明确性和敏捷性，同时也能直觉地发现关键问题。由于这些品质，他的讲课决定性地影响了几代法国理论物理学家。而且，朗之万了解很多实验技术，他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总是有效果的。在磁学和离子理论的领域中，他的独创性的工作也决定性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他总是自愿承担任务，因此他的任务很繁重。由此，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受到了限制，从而别的科学家的著作比他自己的著作中还包含了更多的他的劳动成果。

我认为，要不是我发展了狭义相对论，那么毫无疑问，朗之万必定会发展它。因为，当时他已经清楚地了解了狭义相对论的本质。薛定谔将德布罗意的观念发展成了波动力学的方法，但在这个方法成为一个贯彻一致的理论之前，朗之万就已经估计到了这些观念的意义。这是令人敬佩的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时的喜悦和兴奋；我还记得，我当时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是是带着犹豫和怀疑的。

由于早就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朗之万一生都很痛苦。但是，他还是坚信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一切。他的心地如此纯洁，以致他深信所有人为了理性和正义都会随时准备自我牺牲。他的信念就是理性，这个信念给他带来了光明和解放。对他来说，也许促进全人类的幸福生活比为纯粹知识启蒙还要重要。正是因为如此，在政治启蒙方面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个有社会良心的人的求助，他无论如何都会让其满足。由于这种伟大的道义，他受到了无聊的知识分子的刻骨仇视。他的心肠很好，从不忌恨任何人，而且对这些人都完全谅解。

我为自己能够认识这样一位纯净和光明正大的人物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荣幸。

悼念T.A.爱迪生[16]

爱迪生与我们永别了！

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技术发明家，他的发明创造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对此，我们应该感激他。他的那种发明创造的精神不但照亮了他的一生，也照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是一份才智的馈赠，也是交给我们的一项使命。寻找正确使用这份礼物的方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有资格继承这份遗产，才会生活得更加幸福。

悼念贝索[17]

收到你们的来信，我真实地、详尽地了解了米凯尔在最后这些沉重的日子的生活情况。这是你们的好意，对此我深表感谢。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和谐的，并且他同时享有这种和谐生活的天赋和敏锐的才智。多年来，他可以和妻子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且对妻子忠心不二，这是我最佩服的一点。很可惜，我在两次婚姻中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苏黎世求学的时候，我们开始相识并最终成为朋友。那时，我们经常在音乐晚会上见面。他比我们年长些，因此常常鼓励我们。他学识渊博，兴趣极为广泛，什么都想了解。但是，他似乎对批判哲学最感兴趣。

后来，我们一起在专利局工作。下班途中，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那时外面的世界仿佛与我们无关。相比之下，后来的通信就不足以促进相互了解了。他的言语往往跟不上他的思想的变化，我总认为他漏了什么内容。

现在，他先我一步离开了这个离奇的世界。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而已。对于我们这种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种顽强的幻觉意义而已。

高尔基[18]

我了解到，人们正在为您的卓越的艺术生涯筹办庆祝活动。我认为，我应该趁此机会向您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我很庆幸世界上有您这样的人。您作为一位出色的艺术大师，既努力为社会服务，又为改进人类的命运而进行斗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很少人能够做到。在此，希望您能够不计较人们的政治组织形式如何，继续为提高人们的品德而努力工作。个人的所作所为和理想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因此归根到底，就对人的教育作用而言，有创造才能的人的作用总是大于政治领袖。

我尊敬列宁[19]

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列宁完全牺牲了自我，全心全意地奉献了自己。因此，我尊敬他。虽然我认为他的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列宁这样的人维护甚至再造了社会良心。

悼念约瑟夫·泡培尔（林卡乌斯）[20]

泡培尔（林卡乌斯）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和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少数能够体现时代良心的优秀人物之一。他乐此不疲地向我们宣传这样的思想，即社会应该对每个人的命运负责，而且还指出了社会履行这个义务的方法。他不盲目崇拜社会和国家，他认为社会应该给个人提供和谐发展个性的机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有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资格和权力。

悼念瓦尔特·拉特瑙[21]

拉特瑙是一个高瞻远瞩、感情浓烈的人，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而且，在目前欧洲局势混乱、黑暗的时刻，正是他给了我安慰和希望。因此，不论什么时候，过去还是未来，我都尊敬和感激他。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深刻地理解各种社会制度，不但极其了解各民族和各阶层人群的特点，还了解个别人物的特点，尤其是这些人的心理特点。他积极享受人生，包容他人，这一点可由“他已经看透了人，但他还爱一切人”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当和朋友们轻松地聊天的时候，他谈吐幽默风趣。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很容易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拉特瑙生活在尘世中，并且了解尘世的种种庸俗的气息，但是他仍可以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担任外交部长，我觉得有点儿可惜。我始终认为，在公共生活中，犹太人应该自重和克制自己的自然、真实的行为，因为德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排斥、仇视犹太人。但是，仇恨、盲目和忘恩负义竟然达到这样极端的地步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最后，我想提醒那些近半个世纪来指导人民伦理教育的人注意一点：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们的本质。

纪念摩西·迈蒙尼德[22]

7个世纪以前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今天为了纪念这个人物，人们和谐地聚集一堂，这个场面不免有点儿庄严。在这个时代，激情和冲突常常淹没了合理的思维和公平正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庄严的感觉更加鲜明了。日常生活的纷乱，充满欲望和激情的内心以及人们自相残杀的斗争遮蔽了一切理性和正义的声音。一个时代的动乱平息之后，只留下对几个人的思念。这样的人不但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后世人，当然这种影响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迈蒙尼德就属于这样的人。

欧洲古代文化被条顿族[23]的野蛮人破坏了，但是之后又兴起了一种新的比较优秀的文化生活，这种生活来源于犹太人的《圣经》和希腊人的哲学与艺术这两个源泉。很庆幸，它们没有埋没在普遍的浩劫中。这两个如此不同的源泉的汇合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一切真正的准则的内容，这种汇合标志着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新时代的开始。

许多人通过自己的著作顽强地促进这种汇合的完成。迈蒙尼德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今天晚上，研究迈蒙尼德和欧洲思想史的一些朋友将向我们讲述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他们将比我讲述得更加详尽和切中要害。

我们今天的宝贵的文化财富都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希望今晚的这个愉快的回忆时刻能增强我们对这些文化遗产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重。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为保护这些宝贵财富与当前的黑暗势力所作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纪念卡尔·冯·奥西茨基[24]

像奥西茨基这样的人所进行的斗争十分艰苦，这种艰苦只有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到。奥西茨基明白，战败并没有改变德国人的暴力和战争传统，而且德国人由于战败的经验和长期生活在战争中，已经变得冷酷无情、道德败坏。他也明白，向这样的人宣传正义和明智是一件十分困难、危险以及出力不讨好的事。如果这些人相信了奥西茨基，并且按照他的精神做事，那么自己和世界都可以得到拯救。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由于盲目而仇恨和迫害他，并且慢慢地折磨他。

诺贝尔基金会决定授予这位谦逊的殉道者极高的荣誉，以纪念他和他的工作。这不但是奥西茨基的荣誉，也是诺贝尔基金会永垂不朽的荣誉。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奥西茨基的工作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消除战争的威胁，和平解决人类事物是所有时代的任务。

给莱奥·贝克的献词[25]

我要向莱奥·贝克致以敬意！他一生乐于助人，不怕威胁，并且从不争强好斗、怨恨愤懑。在人类咎由自取的苦难中，这种素质安慰了他，这是一些伟大的道义领袖才具有的素质。

很少有人能够同时具有智慧和权力，即使有人幸运地两者兼备，也只是昙花一现。

通常，除了敌人以外，人们不会认为别人比自己聪明。

很少有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与社会偏见不同的见解，甚至大多数人都不能形成这样与众不同的见解。

大多数情况下，愚蠢的人都能够获得胜利，有时甚至是无敌的。但是由于他们经常“窝里斗”，因此他们的暴虐行为的恐怖性就减轻了很多。

要成为羊群中的纯净无瑕的一分子，首先你必须是一只羊。

对立和矛盾能够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和平共处，那么政治上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体系也会和平共处。

标榜自己为真理和知识的裁判官的人必会遭到神的耻笑。

观察和理解的乐趣是大自然最美好的礼物。

张伯伦是什么东西[26]

如果你信任英国人，甚至信任张伯伦，那是“多么虔诚的无知啊”[27]！实际上，张伯伦是在牺牲东欧，并让希特勒代替他向俄国发难。但是，这样的诡计不会得逞。在法国，他打压左派人士而支持另一些人，这些人遵循的原则是“宁要希特勒，不要赤党分子”。这一点由毁灭西班牙的政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在，他在紧要关头帮助希特勒，表面上是爱好和平，背地里又驱使法国出卖捷克。他的行为掩饰得如此巧妙，大多数人都被骗了，包括你。他担心希特勒会垮台，因此他进行了几次屈辱性的飞行[28]。我不再对欧洲的前途抱有希望。美国的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十分憎恨和恐惧布尔什维克，因此美国也参与了扼杀西班牙的行动。如果我不能再做科学研究工作，那我不如死了。对一个老人来说，不想那么长远倒也很好。

最近，我和伯格曼合写了一篇文章[29]，我对其中的理论寄予厚望，现在寄给你看看。虽然在统计学上自然规律概率化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但我始终坚信，从更深远的观点看来这是一条歧途。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中也没有显示出这份工作的物理含义，但是，它的纯逻辑性肯定会让你高兴。

我为你即将退休感到高兴，你的这份无聊乏味的工作束缚了你，却不能带给你什么。你可以趁着晚年的时间多多思索。柏拉图就曾经希望，在他那时候的特权年代老人都能够享受退休生活。

纪念哥白尼[30]

西方能够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从而实现精神解放，主要应该归功于哥白尼。今天，在此纪念这样一位人物，我们的心情是愉快和感激的。

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一些学者认为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他们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古代社会也不承认这种宇宙观点。当时，人们坚持地球中心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希腊天文学家。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

直到哥白尼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太阳中心论”。一个人要想取得这个伟大的成就，必须精通天文事实，同时具有极强的思考的独立性以及直觉。这些特质在当时那个时代几乎不可想象。哥白尼的这个伟大成就决定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从而铺平了通向现代天文学的道路。“太阳中心论”让人们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而已，由此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妄想。这样，哥白尼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虚谨慎。

但是，哥白尼的出现并没有让他的民族感到骄傲，哥白尼也不在乎这个。因为让他的民族骄傲完全是一件无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被内心如此独立的哥白尼放在心上。

《伽利略在狱中》读后感[31]

《伽利略在狱中》这本书我已经读了1/3，并且深刻地洞察到了伽利略的历史活动。即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平心而论，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的论述问题，因此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想象中的伽利略与此十分不同。当然，我毫不怀疑他对真理的渴求和探索的努力。但令我不可置信的是，他如此理智和成熟，竟然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企图向愚昧和狭隘的群众灌输自己发现的真理而且这件事耗费了他整个本可以安享的晚年。对他来说，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吗？实际上，他被迫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不可惜也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会明白，他肯定是受到了威胁，所以才会在宗教法庭上否认自己的主张。此外，我不认为那么年迈、刚强和理智的伽利略应该与罗马的神甫和政客争吵，除非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自己会采取这样的行为来保护我的相对论。看到这些文字时，我反倒觉得：比起我来，真理是无比强大的。而且，在我看来，试图不自量力地保护相对论是可笑的并且有点儿堂吉诃德[32]的感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小说对背景的描述。目前，关于伽利略的资料很贫乏，你一定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因为单凭本能来重现那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么令人信服的。

【注释】

[1]1953年，荷兰莱顿举行了洛伦兹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爱因斯坦为这个纪念会写了这篇贺词。 H.A.洛伦兹，（1853年7月—1928年2月），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

[2]马克斯·普朗克（1858年4月—1947年10月），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曾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其重要性可以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媲美。 马克斯·普朗克的追悼会于1948年4月举行，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追悼会上的悼念词。

[3]本文写于1922年到1923年间。 尼尔斯·玻尔（1885年10月—1962年11月），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量子论—震动的微粒子的解说者。

[4]恩斯特·马赫（1838年—191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他在研究气体中物体的高速运动时发现了激波，并且确定了以物速与声速的比值（即马赫数）为标准，来描述物体的超音速运动，在力学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哲学上，马赫是逻辑实证论者，并提出了经验主义。 1916年2月19日，恩斯特·马赫去世，爱因斯坦于本年3月14日写了这篇悼念文章。

[5]斯图亚特·穆勒（1806年5月—1873年5月），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其著作主要有：《逻辑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论代议制政府》（1861）、《效益主义》（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与《论社会主义》（1876）等等。

[6]基尔霍夫（1824—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他提出了稳恒电路网络中电流、电压、电阻关系的两条电路定律，即著名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和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他解决了电器设计中电路方面的难题，因此被称为“电路求解大师”。

[7]本文于1916年发表在《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上。 卡尔·施瓦兹希尔德（1873—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8]为了纪念他，这个定律最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并且这个定律对于实验物理学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9]1930年，开普勒逝世300周年，本文是爱因斯坦为此写的纪念文章。 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年），德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首先把力学的概念引进天文学；他是现代光学的奠基人，制作了著名的开普勒望远镜；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为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他被后世誉为“天空的立法者”。

[10]第谷·布拉赫（1546年12月—1601年10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是一位杰出的观测家，但他的宇宙观却是错误的。第谷本人不接受任何地动的思想。他认为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动，而太阳率领众行星绕地球运动。他的体系属于地心说。

[11]施瓦本，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7个行政区之一，首府是奥格斯堡。这里是开普勒和爱因斯坦的出生地。

[12]本文是爱因斯坦为阿诺尔德·柏林内尔70岁生日写的贺词。 阿诺尔德·柏林内尔（1862年12月—1942年3月），德国物理学家，犹太人。

[13]1935年11月23日，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了居里夫人悼念会，本文是爱因斯坦在悼念会上的演讲。 玛丽·居里（1867年11月—1934年7月），波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4]本文是爱因斯坦为牛顿诞生300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 艾萨克·牛顿（1642年12月—1727年3月），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

[15]保罗·朗之万（1872年1月—1946年12月），法国物理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主要贡献有朗之万动力学和朗之万方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因参加抗德战争而被捕入狱。

[16]T.A.爱迪生（1847—1931年），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美国发明家、企业家，拥有众多重要的发明专利，如留声机、电影摄影机、钨丝灯等，被媒体授予“门洛帕克的奇才”的称号。

[17]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21日写给贝索的儿子和妹妹的信。

[18]本文写于1932年9月29日，是爱因斯坦写给玛克西姆·高尔基的信。 玛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1936年6月），前苏联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品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19]这段话大约写于1918年。

[20]本文大约写于1921年，是爱因斯坦为悼念林卡乌斯的逝世而写的。 约瑟夫·泡培尔（1838—1921年），奥地利工程师和作家。林卡乌斯是其笔名。他写过很多尖锐地批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书，有些书被当时的奥匈帝国列为禁书。他的哲学思想接近马赫，社会理想近似于空想社会主义。

[21]瓦尔特·拉特瑙（1867年9月—1922年6月），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外长，奉行亲苏政策；曾任德国民主党领袖，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经理、董事。 1922年6月24日，拉特瑙在柏林大街上被德国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对这一暴行，德国工人曾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爱因斯坦对这一暗杀事件的态度是：“我认为，大学应当无条件地抗议政治谋杀，学生和教授都应当公开谴责这种卑鄙的罪行，因为凡是不重视一切生命的社会必将腐朽。我相信，一致公开表示这种意见的群众集会有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舆论。相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学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支持和同情拉特瑙的政治敌人。”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悼念拉特瑙所写的文章。

[22]1935年4月，纽约举行迈蒙尼德诞生800周年纪念会，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的讲话。 摩西·迈蒙尼德（1135年3月—1204年12月），又名摩西·本·迈蒙，中世纪西班牙犹太思想家、哲学家。其主要著作是哲学经典《困惑指南》和神学巨著《密西拿托拉》。由于在犹太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迈蒙尼德被誉为继古代把犹太人带出埃及的摩西之后的“第二摩西”。

[23]条顿族，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4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的其他部落融合。后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

[24]卡尔·冯·奥西茨基（1889—1938年），德国记者、作家、政论家，著名的反法西斯的和平战士。他曾于1933年被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西茨基就反对德国沙文主义，支持和平主义。1931年1月20日，他在自己主编的《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因此，他被控叛国，入狱18个月，但在1932年12月大赦中提前出狱。希特勒上台后，他拒绝逃亡国外，并继续出版《世界舞台》。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关进集中营，1938年5月因肺结核死于狱中。 1946年12月10日，诺贝尔基金会举办奥西茨基纪念宴会，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会上的发言。

[25]本文是爱因斯坦为祝贺莱奥·贝克80岁生日的献词。 莱莱奥·贝克（1873年5月—1956年11月），德国犹太宗教历史学家。

[26]亚瑟·内维尔·张伯伦（1869年3月—1940年11月），英国政治家，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他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谴责。 1938年9月29日，贝索给爱因斯坦写信称赞“慕尼黑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张伯伦：“现在，四个大国正在聚会……在历来政界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个人算得上是最纯粹的。”为此，爱因斯坦写了这封回信批评他。

[27]这是杰罗姆获刑前说的一句话。 杰罗姆（1365—1416年），中欧最早的改革领袖之一。 扬·胡斯（1369?—1415年7月），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著有《论教会》一书。 杰罗姆和胡斯都曾受到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影响，对捷克当时的状况极为不满。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及德意志帝国对捷克的控制，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主张平信徒在圣餐中可与教士一样领取圣体血。1914年，胡斯被诱捕；1915年4月，杰罗姆去康斯坦斯试图为胡斯辩护，结果也被捕。随后，胡斯于1915年7月6日被处于火刑，杰罗姆也于1416年5月30日被处以火刑。当他在受刑时，一位老妇往他脚下的柴堆加了一根柴火，他淡然地说了这句话：“多么虔诚的无知啊！”但是，他们的死激起了捷克人民的义愤 ，爆发了胡斯战争。

[28]指当时张伯伦来往于伦敦和慕尼黑之间。

[29]指《卡鲁查电学理论的推广》。

[30]1953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哥白尼纪念晚会。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晚会上的讲话。 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2月—1543年5月），波兰天文学家，提出了“日心说”。他的经典著作是《天球运行论》。

[3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9年7月4日写给麦克斯·布罗德的信。 麦克斯·布罗德是爱因斯坦在布拉格期间认识的音乐方面的朋友，他经常为爱因斯坦的小提琴伴奏钢琴。布罗德曾写过两本小说，即《第谷·布拉赫的通向上帝的道路》（书中的开普勒就是以爱因斯坦为原型写的）和《伽利略在狱中》。爱因斯坦在收到后一本小说之后就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32]《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堂·吉诃德是书中的主人公。现在，“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成了“脱离实际、热忱幻想，主观主义，迂腐顽固，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