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离开政治舞台依然活得精彩_我与名人

吴桂贤：离开政治舞台　依然活得精彩_我与名人

2008年12月4日，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秦风》杂志社总编辑祁念曾先生，带着我去拜访已仰慕四十余年的吴桂贤女士。在陕西，50岁以上的人中没有不知道吴桂贤这个名字的，但见到她还真不容易。

幼年：为生计背井离乡

因为她已有近二十年不在陕西，而是远居深圳。吴桂贤从深圳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便担任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一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幸于2008年12月4日下午4时，与另外两人乘车前往吴大姐家中拜访。在深圳市罗湖区一座安静的旧式大院内，一楼靠右手边的单元房中，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老人与丈夫度过了由陕西到深圳后的20年光阴。当我们敲开吴大姐的家门时，为我们开门的是吴大姐操着一口山东话的老伴。老先生笑容满面边说边让我们进屋，吴大姐也热情地迎了上来。坐在客厅，便可以看到墙中间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右边则是敬爱的周总理，左边是当年毛主席和陈永贵、吴桂贤三人在中央开会时的照片。就在这几张照片下，吴大姐回忆起了往昔岁月。(www.guayunfan.com)吴大姐生于1938年，老家在河南巩县，她出生的时间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因为家贫，也为逃避抓壮丁，父亲常年在陕西打工。1942年年仅4岁的她随全家逃难到了陕西找父亲。从她记事开始，家里就过着贫苦的生活，吃饭靠到地里挖野菜，拣农民收割后掉在地里的谷子、麦子或者是别人掰下来不要的白菜，烧火也得靠外出拾煤渣。这样的苦日子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家乡虽分了地，却逢河南大旱，地里的麦子长得又稀又矮，全家八九口人，买油买菜，换煤油点灯都得等母鸡下蛋，拿鸡蛋换。12岁的吴桂贤看到家庭生活如此困难，懂事的她向母亲提出了要出去打工贴补家里的想法。父母虽然舍不得孩子这么小就外出打工，但家里实在困难，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于是，小桂贤离开家乡，投奔了陕西宝鸡蔡家坡母亲的一位好友。

少年：从挖野菜的苦孩子到纺织女工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组建，在宝鸡蔡家坡招工。桂贤大姐那时候才13岁，厂方规定参加工作的最小年龄是16岁。桂贤实在太渴望工作了，于是瞒报了真实年龄进了厂。由一个贫苦农家女变成了新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心里特别高兴，也特别珍惜，再加上年龄不够，害怕被厂里退回家里，桂贤事事不落人后，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在工作中崭露头角，当上了劳模。

作为在旧社会出生的贫苦孩子，吴桂贤没有太多的文化，进厂后，厂里办了夜校，教大家认字读书。吴桂贤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从未缺下一堂文化课。仅仅一年时间，吴桂贤就可以给自己家里写信了，当时考作文和数学她每门都没有下过98分，回想起那段辛苦但很充实的日子，她的兴奋和自豪溢于言表。

纺织女工的工作十分辛苦，大家轮班工作，歇人不歇机，没有午休，吃饭也只有40分钟。吴桂贤回忆，当年自己为了赶工作，有病发高烧，看到的机器都是转来转去的，就这样，口袋里装着医生开的病假条也不去休息。谈起当年的艰苦，桂贤大姐总说：“不是我个人的品格多高，那是一代人的共同精神面貌，那是党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优良传统将我们那一代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青年：吴桂贤的爱情与婚姻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1964年毕业于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到西安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是贫农的儿子，非常体恤贫苦人的困难，和他们同吃同住，生活上从不搞特殊，成为那批大学生中的模范。当时担任《陕西日报》工业部主任的孙雁是王振涛的同乡，她前去采访“社教”运动情况的时候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于是热心地向吴桂贤介绍。

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两位老人依然历历在目。“第一次见面，她坐在床沿上，头低着，一眼也没有看我。”王振涛笑着说。

虽然连一眼都没有看王振涛，但这第一次见面吴桂贤给王振涛留下的印象却很好。经过介绍认识后，两个人恋爱了6年才结婚。这6年里，两个人没有一起看过电影，没有在外面吃过一次饭，甚至没有一起压过马路。王振涛每个周日从西安赶到吴桂贤在咸阳工作的工厂里看她，可是通常吴桂贤都正在上班或者组织工人学习，他只好留在她宿舍边看书边等着。王振涛是军人，不能在外面过夜，驻地又挺远，下午2点多钟就得往回赶，所以往往来一趟也说不上几句话。有一次，王振涛看见吴桂贤的衣服放在床下没洗，于是放下书去水房帮吴桂贤洗衣服，这一洗不要紧，全楼的女职工都知道吴桂贤有男朋友了。

转眼6年过去了，王振涛提出领结婚证。可是吴桂贤那时候是党的九大代表，工厂里的事情也很多，实在抽不开身去领证，就写了个条子，说自己同意和王振涛结婚，然后让王振涛拿着她的工作证去领证。登记所的同志当然不同意，哪有领结婚证只来一方的啊？情急生智，王振涛找到了吴桂贤厂里党办的小张，让厂党委开了个证明，小张做个证人，这才把结婚证给领了。然而，也因为这个原因，两位老人甚至没有拍过一张结婚照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到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在儿女们再三要求下，他们才第一次拍了婚纱照，算是弥补了当年的遗憾。

中年：她走上领导岗位

从1969年开始，吴桂贤连续当选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中央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起自己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经历，吴桂贤和老伴都认为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给予她的机遇。

1970年，李瑞山来到西北国棉一厂宣讲新宪法草案，吴桂贤带领厂里的职工对新宪法进行讨论，工人们的一致意见是：大家都听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大家都同意，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大家也都同意。吴桂贤把工人的心声如实整理上报省委。

十大后，她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她还是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看她的纱锭。直到1974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主席一纸批文，批准吴桂贤和陈永贵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才把这两位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副总理留在了北京。而事先毫不知情的吴桂贤甚至连衣物和粮票都没有带够。其后吴桂贤分管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的筹建工作。1975年，经过四届一次人大会议选举，吴桂贤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周总理宣布她分管国务院的轻工、纺织和卫生部。

回忆：她眼中的周恩来总理

在中央工作的那段历史，吴桂贤没有过多谈及。而老伴王振涛却主动提出让吴桂贤讲讲当年跟周总理的一些交往。作为吴桂贤任职的力荐者，周总理对吴桂贤有知遇之恩，同时，周总理也是吴桂贤担任副总理时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的交往故事当然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国务院分工会，并和与会人员一一握手。吴桂贤来到总理身边说：“我有点感冒，不能与您握手（怕传染给总理）。”总理亲切叮嘱吴桂贤：“吃药了没有？要多喝些开水。”第二天午饭时，吴桂贤的饭桌上多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于是就问工作人员在哪里买的好苹果，问过工作人员后这才知道，是金日成送给周总理的，总理知道她生病，特意派人送来的。想到当时总理日理万机，而且重病在身，还能对自己如此体贴，吴桂贤不胜感慨。

总理住院时，吴桂贤很想看望他老人家，实在忍不住就拿起红机（中央领导专用机）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正巧是周总理本人接的电话，吴桂贤表示想去看望他，周总理说：“你是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完全可以来嘛”，并约定当晚7点以后前去探望。吴桂贤到了病房，看到总理瘦了许多，心里很难受，本不想在病房多停留，但看到总理精神还好，就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和思想状况，表示自己知识面不足，力不从心，希望回到基层学习锻炼。总理听后鼓励吴桂贤，要她“先当学生，边工作，边学习，好不好？”总理那天还谈了他的病情，谈了对吴桂贤的希望，谈话中总理慈祥的面容、期望的目光依然历历在目。但没有想到，这次谈话却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人世，举国上下沉痛哀悼。

老年：她离开政治舞台的日子

吴桂贤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多时间。1977年9月，她申请回陕西工作。从北京回来，吴桂贤没有住在中共陕西省委安排的住处。而是直接赶往咸阳，回到了日思夜念的国棉一厂，赶上她所在的小组上夜班，她就立刻回到厂里和多年未见的工友们挡车纺纱了。这样巨大的落差让笔者感到不可思议，但吴桂贤认为很正常：“我去中央工作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去的，回到基层，我原来怎样工作，现在还是怎样工作。”

吴桂贤本人的讲述似乎更简单也更低调。多年以来，她有意地躲避了许多媒体的探访，关于30年前的急流勇退，老人不愿再谈更多。

退休之后，吴桂贤也从未清闲。她一直投身于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给我们的名片上印有她最新的头衔：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首席代表、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主任。说起教育扶贫，吴桂贤的谈兴更浓。近年来她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穷地区的教育事业奔走。谈起贫困地区的学生，吴桂贤充满感情，尽管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但吴桂贤一直认为自己的作用很有限，用她的话说：“这些年来，多亏遇到了很多热心人，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筹集到的捐款来自各种人群，甚至有洗脚小妹捐的50块钱，我只是一个牵线人，这些爱心人士才是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

吴桂贤今年70周岁了，她说过了元旦就71岁了，平时除了社会活动外，剩下的时间，她和老伴一起住在安静的大院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深圳安居乐业。平常老伴养花种草，偶尔也炒炒股票，天气好的时候，二人外出散步，日子过得怡然自得。我们眼中的她早已不是头顶光环的昔日副总理，而是一位披一身夕阳余晖悠然散步，心境恬淡的可爱老人！

（原载《华商报》2009年1月15日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