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姐的真实故事_访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_我与名人

吴大姐的真实故事_访国务院原副总理吴桂贤_我与名人

2008年12月4日，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秦风》杂志社总编辑祁念曾先生，带着我去拜访已想望了四十余年的吴桂贤女士。在陕西50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吴桂贤女士名字的，但见到她还真不容易。

2008年12月4日下午，本书作者在吴大姐家中合影

因为近二十年她不在陕西咸阳，而是远在深圳。这次的机会很好，是《秦风》杂志把我们牵到一块儿来了。吴桂贤从深圳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便担任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一职，而《秦风》杂志社社长，又是吴桂贤，正好我又是《秦风》杂志社副总编辑兼任陕西办事处主任，机会来了，当然不能放过，4日下午4时，我们一行3人乘车前往吴大姐家中拜访。在深圳市罗湖区一座安静的旧式大院内，一楼靠右手边的单元房中，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老人与丈夫度过了由陕西到深圳后的20年。当我们敲开了吴大姐的家门时，为我们开门的是操着一口山东话的大姐的老伴。老先生笑容满面边说边让我们进屋，这时吴大姐迎了上来，当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便看到了墙上中间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右边挂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像，左边挂着当年毛主席和陈永贵、吴桂贤三人在中央开会时的照片。在交谈中我告诉大姐咱们都在咸阳工作过，1960年3月我从宝鸡调到了咸阳纺织机械厂，离她工作国棉一厂只有两华里路，1961年8月我从咸阳入伍到了青海。1968年4月，我退伍又回到了宝鸡，现在已经40多年了。(www.guayunfan.com)吴大姐生于1938年，老家在河南巩县，也就是说她出生的时间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因为家贫，也是为逃避抓壮丁，父亲常年在陕西打工。1942年，全家逃难到了陕西投靠父亲。从她记事开始，家里就过着贫苦的生活，吃饭靠到地里挖野菜，拣农民收割后掉在地里的谷子、麦子或者是别人掰下来不要的白菜帮子，烧火也得靠外出拣煤渣，这样的苦日子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河南解放，搞土地改革要按人口分地，老家的爷爷、奶奶写信给桂贤的爸爸，让他们全家赶紧回去。可是当时的闷罐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一坐就是一个多星期，等到了老家土改分地已经结束了。那年又逢河南大旱，老家的生活甚至还不如陕西。地里的麦子长得又稀又矮，麦穗长得像苍蝇头那么大。全家八九口人，买油买菜，换煤油点灯都得等母鸡下蛋，拿鸡蛋换。当年12岁的吴桂贤看到家庭生活如此困难，懂事的她向母亲提出了要出去打工贴补家里的想法。父母虽然舍不得孩子这么小就外出打工，但家里实在困难，也只好同意。于是，小桂贤离开家乡，投奔了陕西蔡家坡母亲的一位好友。

从挖野菜拣煤渣到纺织女工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组建，在蔡家坡招工。桂贤大姐那时候才13岁，厂方规定参加工作的最小年龄是16岁。桂贤实在太渴望工作了，于是瞒报了年龄进了厂。由一个贫苦农家女变成了新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心里特别高兴，也特别珍惜，再加上年龄不够，害怕被厂里退回家里，桂贤事事不落人后，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在工作中崭露头角，当上了劳模。

作为旧社会出生的贫苦孩子，她没有什么文化，进厂后，厂里办了夜校，教大家认字读书。吴桂贤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从未缺过一堂文化课。仅仅一年时间，吴桂贤就可以给自己家里写信了，当时考作文和数学她每门都没有下过98分，回想起那段辛苦但很充实的日子，兴奋和自豪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纺织女工的工作十分辛苦，大家轮班工作，歇人不歇机，没有午休，吃饭也只有40分钟。吴桂贤回忆：当年自己为了赶工作，有病发高烧，看到的机器都是转来转去的，就这样，口袋里装着医生开的病假条也不去休息。谈起当年的艰苦，桂贤大姐总说：“不是我个人的品格多高，那是一代人的共同精神面貌，那是党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优良传统对我们一代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桂贤的爱情与婚姻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1964年毕业于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到西安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是贫下中农出身，非常体恤老乡家里的困难，和老乡同吃同住，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成为那批大学生中的模范。当时担任《陕西日报》工业部主任的孙雁是王振涛的同乡，她前去采访“社教”运动情况的时候，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于是热心地向吴桂贤做以介绍。

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两位老人依然历历在目，当时吴桂贤在西安开先进生产者会议，接到孙雁的电话，让她晚上去家里坐坐。去了之后，王振涛也应邀来到孙雁家里。孙雁说明了邀请两人来家里作客的用意。吴桂贤感到特别不好意思。“她坐在床沿上，头低着，一眼也没有看我”，王振涛笑着说。

虽然一眼都没有看王振涛，但这第一次见面吴桂贤给王振涛留下的印象却很好。经过介绍认识后，两个人恋爱了六年才结婚。这六年里，两个人没有一起看过电影，没有在外面吃过一次饭，甚至没有一起压过马路。王振涛每个周日从西安赶到咸阳吴桂贤的工厂里看她，可是通常的情况是：吴桂贤正在上班或者组织工人学习，就把他让进自己宿舍看书等候她。王振涛是军人，不能在外面过夜，驻地又挺远，下午2点多钟就得往回赶，所以往往来一趟也说不上几句话。有一次，王振涛看见吴桂贤的衣服放在床下没洗，于是放下书去水房帮吴桂贤洗衣服，这一洗不要紧，全楼的女职工都知道吴桂贤有男朋友了。

转眼间六年过去了，王振涛提出咱两人领结婚证吧。吴桂贤那时候是党的九大代表，工厂里的事情也很多，实在抽不开身去领证，就写了个条子，说自己同意和王振涛结婚，然后让王振涛拿着她的工作证去领证。登记所的同志当然不同意，哪有领结婚证只来一方的啊？情急生智，王振涛找到了吴桂贤厂里党办的小张，让厂党委开了个证明，小张作个证人，这才把结婚证给领了。然而，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两位老人甚至没有拍过一张结婚照片。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到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儿女们再三要求，他们才第一次拍了婚纱照，算是弥补了当年的遗憾。

走上领导岗位

从1969年开始，吴桂贤连续当选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中央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起自己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经历，吴桂贤和老伴都认为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给予她的机遇。

早在九大前，毛主席就主张中央机关和各省的领导人中要有工人农民干部参与。1969年召开九大的时候，周总理就要求各省推荐工农干部名单，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李瑞山就把吴桂贤推荐到了中央。

1970年，毛主席提出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把这一条写进了宪法修订草案里，准备提交四届人大审议。宪法修订之前走群众路线，在各省征求意见。李瑞山来到西北国棉一厂宣讲新宪法草案，吴桂贤带领厂里的职工对新宪法进行讨论，工人们的一致意见是：大家都听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大家都同意，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大家也都同意。吴桂贤把工人的心声如实整理上报省委。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准备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围绕不设国家主席职位的问题，林彪在会上拨弄是非，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老人家的“伟大谦虚”，宪法上不设国家主席是有人借机反对毛主席。随后，很多林彪的党羽纷纷借题发挥，附和林彪的说法，会议的气氛一度非常紧张。

尽管如此，当大会分组讨论轮到吴桂贤发言的时候，她想的只是把基层的真实声音带上来，她的发言简单明了：“四届人代会宪法草案，李书记给我们传达了，我们组织工人进行了讨论，大家的意见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吴桂贤这样一番发言让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非常欣喜，当场表扬吴桂贤：“还是工人阶级伟大”！

吴桂贤回忆：其实事后我才知道这里蕴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林彪为了当上一把手，当然希望保留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我作为基层的代表，根本不知道上面的那些斗争，我想的只是真实传达基层的呼声。

这次发言，吴桂贤没有附和林彪的意见，使得她在基层代表中突显出来，这对以后她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关于她到底是怎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她本人也是2004年才从当时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口中得知。

十大前，江青提出中央政治局只有她一位女同志，希望增加，并提出了她心目中的人选。周总理认为事关重大，接过了江青的话茬，表示同意增加女同志，但推荐吴桂贤。会后，周总理连夜向毛主席报告此事，力荐吴桂贤，在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后，吴桂贤这才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这些幕后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即使当事人也无从得知。吴桂贤只知道开十大的时候她填了很多表格，随后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即使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她还是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看她的纱锭。直到1974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主席一纸批文，批准吴桂贤和陈永贵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才把这两位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副总理留在了北京。而事先毫不知情的吴桂贤甚至连衣物和粮票都没有带够。在政治局吴桂贤分管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共青团中央的筹建工作。1975年，经过四届一次人大会议选举，吴桂贤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也是第一位女副总理。周总理宣布她分管国务院的轻工、纺织和卫生部。

吴桂贤当了大官，可家里人也还是和以前一样，工作的工作，种田的种田，没有享受一点优待。老伴儿王振涛说了这样一件事，吴桂贤留在北京后，她母亲思念女儿，事先没打招呼就带着吴桂贤的孩子去北京找她。老太太根本不知道吴桂贤住在哪里，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就在路边找了位警察问路：“我是吴桂贤她妈，这俩孩子都是吴桂贤的，我们要找吴桂贤”。警察一听懵了：难道副总理的家属来了北京也没安排车接？甚至连地方都搞不清在哪？于是，就把一老一小带回公安局询问，一层层问到了国务院，这才知道确实是副总理的家属。

作为那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人，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吴桂贤从未将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看待。她对自己的要求，始终非常严格，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能给工人阶级抹黑，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不能辜负信任和支持她的各位领导。

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

在中央工作的那段历史，吴桂贤没有过多谈及。而老伴王振涛却主动提出让吴桂贤讲讲当年跟周总理的一些交往。作为吴桂贤任职的力荐者，周总理对吴桂贤有知遇之恩。同时，周总理也是吴桂贤担任副总理时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的交往故事当然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国务院分工会，并和与会人员一一握手。吴桂贤来到总理身边说“我有点感冒，不能与你握手（怕传染给总理）”。总理亲切叮嘱吴桂贤：“吃药了没有？要多喝些开水”。第二天午饭时，吴桂贤的饭桌上多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就问工作人员在哪里买的这么好苹果，一问这才知道，是金日成送给周总理的，总理知道她生病，特意派人送来的。想到当时总理日理万机，而且重病在身，还能对自己如此体贴，吴桂贤回想起来不禁感慨。

总理住院时，张春桥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不要随便到医院看望总理，以免干扰治病。吴桂贤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周总理了，很想看望他老人家，实在忍不住就拿起红机（中央领导专用机），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正巧是周总理本人接的电话，吴桂贤表示想去看望他，周总理说：“你是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完全可以来嘛！”并约定当晚七点以后前去探望。吴桂贤到了病房，看到总理清瘦了许多，心里很难受，本不想在病房多停留，但看到总理精神还好，就禀报了半年来的工作和思想状况，表示自己知识面不足，力不从心，希望回到基层学习锻炼。总理听后鼓励吴桂贤，要她“先当学生，边工作，边学习，好不好？”总理那天还谈了他的病情，谈了对吴桂贤的希望，谈话中总理慈祥的面容，期望的目光依然历历在目。但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人世，举国上下沉痛悲悼。

走下政治舞台的日子

吴桂贤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多时间。1977年9月，她申请回陕西工作，同时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申请被批准后，华国锋、汪东兴与她谈了一次话，副总理职务不要辞了，等下一届人大再说；你现在还是陕西省委书记嘛，有这几年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回陕西做省委书记工作吧，不要回厂了。但吴桂贤认为还是回国棉一厂为好。从北京回来，吴桂贤没有住在中共陕西省委安排的住处，而是直接赶往咸阳，回到了日思夜念的国棉一厂，赶上她所在的小组上夜班，她就立刻回到厂里和多年未见的工友们挡车纺纱了。这样巨大的落差让笔者感到不可思议，但吴桂贤认为很正常：“我去中央工作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去的，回到基层，我原来怎样工作，现在还是怎样工作”。

吴桂贤本人的讲述似乎更简单也更低调。多年以来，她有意地躲避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关于30年前的急流勇退，老人不愿再谈更多。当我们无意间问及当年和她一道被推向政治顶峰的陈永贵，老人沉吟了许久，竟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这样的细节；陈永贵弥留之际对大寨“铁姑娘”郭凤莲交代了两句话：一，批邓我是违心的；二，大寨是干出来的。虽然，这段令人不胜唏嘘的回忆仅仅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收获，但这两句话不只是陈永贵在辞世前难以释怀的往事，同时也为吴桂贤当年由多变的政治风云急流勇退找到了注解。

1981年5月，胡耀邦总书记批示陕西省委：对吴桂贤这几年的工作做个公正的评价，按省辖市副职安排工作。当时，陕西省委曾经有意让吴桂贤去省里工作，但她坚持自己在国棉一厂更能发挥作用，于是省委任命她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副处级），归省管干部。由于工作表现突出，1982年，她再次获得陕西省劳模称号，1987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1988年，吴桂贤应深圳市外贸集团盛情邀请来到深圳。后担任一家中外合资印染企业的副总经理、董事长，1995年吴桂贤退休。

吴桂贤在担任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时薪水丰厚，可是一退休，工资按团级标准这一下子掉了一大截。这时，她才想起当年胡总书记的关怀，向组织反映了四五年，后经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证明，深圳市委组织部决定，从2004年4月起，吴桂贤以正厅级发放退休金。

退休之后，吴桂贤也从未轻闲。她一直投身于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给我们的名片上印有她最新的头衔：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首席代表、桂贤教育扶贫专项基金。说起教育扶贫，吴桂贤的谈兴更浓。近年来她一直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穷地区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谈起贫困地区的学生，吴桂贤充满感情。尽管全心投入公益事业，但吴桂贤一直认为自己的作用很有限，用她的话说：“这些年来，多亏遇到了很多热心人，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筹集到的捐款来自各种人群，甚至有洗脚小妹捐的50块钱，我只是一个牵线人，这些爱心人士才是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

吴桂贤今年70周岁了，她说过了元旦就71岁了，因为生月大，除了社会活动外，剩下的时间，她和老伴一起住在安静的大院里。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深圳安居乐业。平常老伴养花种草，偶尔也炒炒股票，天气好的时候，二人外出散步，日子过得怡然自得。临走吴大姐送给我一本《发展新时空》刊物，我请她在刊物第五页下角给我签名留念，她拿起笔写道：“赠焦老师，吴桂贤，2008年12月4日于深圳。”对此，我颇感内疚，她太谦虚了。

（原载《渭滨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