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不能忍了
各路诸侯的坐大，周王室的衰微，伴随而来的则是礼乐文化的破坏。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周王朝蜂窝状的封建权力结构和作为它的精神实质的宗法文化是内在镶嵌、互为表里的。因此，地方权力的膨胀和“礼崩乐坏”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一事件的不同表现罢了。
说到西周的礼乐文化，那可要追溯到文武双全的周公制定的礼仪规范。周公制礼，就是从血缘情感出发建立人际交往的规范和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国家秩序。这对内来说是道德，对外而言是秩序；对个人来说是道德，对社会而言是秩序。见了天子应该行天子礼，见了国君，就要行国君礼，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大不敬。因为这是名分，不能易位和僭越。
简单说来，礼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只有那些不懂得礼法的人在生活中才不遵守规矩，没有“礼貌”。周公制礼，不过是在西周初建以后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通过这些礼法让人们体验人伦情感（类似于今天升国旗体验爱国情感），为个人的生活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则是让人们遵守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安排，别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以下犯上。否则大家都会一起鄙视你，说你野蛮，没有教养，没有人品。
乐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礼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镇压和教化，那么，乐则是一种调剂、平衡的手段。乐不仅指音乐，还指做人要快乐，心情舒畅。也就是说，“以礼治国”必须要搞和谐社会，国家要像音乐般和谐。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本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搞得人整天愁眉苦脸，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上下秩序井然的同时，人还应该心情愉快，不要太压抑。所以说，“德”（爱父亲、忠君王）是根本，“礼”（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是方法，“乐”（将规范秩序和内心情感交融在一起的音乐、诗词、舞蹈）是辅助手段，这样构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们共同为以德治国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这种宗法文化又称为礼乐文化。(www.guayunfan.com)这种文化所强调的礼仪规范必须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地去实行。嬉皮笑脸可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行。孔子他老人家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可惜，到了春秋时期，再讲“德”，再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了，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权力了，谁还讲道德，谁还管什么礼乐。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随着诸侯之间不断兼并和争夺，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最多把他当成了供在庙里的菩萨，表面上看起来还算遵循礼数，时不时烧几柱香，实际上心里早就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在礼数上也怠慢了，经常出现一些越权行为。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的舞蹈（八佾）原来只能归天子观赏。诸侯只能用六行，大夫只能用四行。但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在自己家“八佾舞于庭”。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不行，怒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传》记载，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被打败了，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虞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给虞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这个虞奚不要土地，而提出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的马所佩戴，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但结果，孙恒子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虞奚。
孔夫子听到这个消息，又不高兴了。他说：“这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象征身份的名号和器物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土地再多，也仅仅是土地，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可是，就一个小小的繁缨，因为凝聚着“礼法”，所以比土地重要得多。所以，后来卫国请孔子去治理国政，他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要确立正统的名分。确立不了名分，社会的秩序又怎么维持呢？
名分当然重要，秩序固然关键，但比名分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人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即使作秀般地维持名分、遵从秩序，又有什么意义？孔子怒了，说道：礼，难道就是那些祭祀的礼仪吗？乐，难道就是一些音乐舞蹈吗？当然不是。最关键的还是人内心的道德观念啊！一旦心中没有了道德的信念，外在的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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