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体制模式阵营化

苏联经济体制模式阵营化

1945年2月，在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胜利之际，苏、美、英三国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它就战后世界特别是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作出了安排。后来长期被称作“雅尔塔体系”。根据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和协定，有关欧洲部分的势力范围划分是：西欧仍旧保留资本主义，东欧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东欧地区国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斯大林模式，那就必须加强控制。在1947年前，由于国内外原因，斯大林对东欧国家虽然有巨大影响，但还没有胁迫这些国家全盘搬用斯大林模式。据多方面的历史材料来看，战争胜利的初期，斯大林授意东欧国家搞人民民主制度。当时波、捷、保、南、德等国党的领导人先后都郑重提出要通过本国独特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即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如季米特洛夫1946年2月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索非亚州委扩大会议上说：“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不会照搬相同的模式，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而是根据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寻找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1]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从人民民主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战后头几年的情况看，东欧各国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人民民主道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们希望这种制度能继续下去。但1947年东西方联盟破裂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发生了大的转折，针对美国“控制西欧、分化拉拢东欧、遏制苏联”的政策，苏联开始实行与美对抗的政策，而实行这种政策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牢牢地控制东欧，使自己的“后院”不出问题。因为，一个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才能有力地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抗争。苏联控制东欧各国的主要步骤与措施有：

第一，在政治上加强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为此，斯大林首先要做的是统一东欧各国党的政治思想。其次，迫使东欧各国从战后初期的多党联合体制向共产党一党制政权过渡。再次，为了加强联共（布）与东欧国家各党之间政策和行动的协调，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并设立常设编辑部。

第二，加强经济控制。1949年成立的“经互会”，它实质上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经济的工具。“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实现，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国家中的延伸，即通过计划来实现各国之间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是很难起作用的。苏联通过“经互会”对东欧国家经济的控制主要途径有：一是苏联加强与东欧各国的计划协调，协调的最终目的是使东欧国家的经济从属于或者说服务于苏联经济；二是大搞国际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协作等办法，迫使东欧各国实行生产“定向”，使这些国家的一些部门成为苏联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基地，从而使东欧国家经济的单一化与畸形；三是苏联利用东欧国家对其燃料与原材料的严重依赖，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四是建立一些与“经互会”同时起作用的超国家经济组织，如“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等，直接控制东欧各国的外贸动向与操纵银行的信贷。

在东欧国家1989年先后发生剧变之后，笔者对某些国家进行访问，在询问政府经济官员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互会”的作用时，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最大的副作用有两个：一是由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竞争，因此，这些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徘徊，无法提高经济素质；二是由于苏联通过行政命令乃至强制的办法搞经济分工，因此，各国难以实行与本国国情相符的政策，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市场供应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斯大林往往不切实际地强调苏联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援助而忽视“互助”，似乎其他国家对苏联没有援助的作用。(www.guayunfan.com)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放到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从深一层来分析，那么“经互会”的消极作用，远不止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不论对苏联还是对东欧各国，“经互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还突出表现在：一是由于“经互会”是个封闭性的经济集团，经贸合作主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这样，这些国家必然与世界市场隔离，难以参与世界产业转移过程，这自然就影响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难以对世界科技革命作出有效反应，去吸收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

在谈到“经互会”与世界经济隔绝问题时，不能不提及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斯大林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2]斯大林把“两个平行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视为两个对立阵营存在必然产生的经济结果，这样，把东欧各国框在“经互会”范围内就有了理论根据，从而导致“经互会”国家经济长期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忽视世界市场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两个平行市场出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这会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斯大林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与潜力，忽视了科技革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斯大林在这里的另一个错误估计是，把战后资本主义在国外的剥削仍主要放在掠夺原材料这一狭隘的领域，而实际上，随着科技发展，对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了。而斯大林仍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主要归结为“市场的缩小”。同时，斯大林又错误地高估了“经互会”国家经济的发展，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并未出现，“经互会”国家一直未能改变短缺经济的状况。

第三，在东欧国家驻军。战后，苏联对东欧的驻军，一方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平。驻东欧的常备军总数一直超过60万人；另一方面，苏联十分注意在东欧国家军队常规武器的升级换代。苏联在东欧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反映它与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对峙意图；二是针对东欧国家，即以武力为保障，使这些国家紧密地与苏联一起，实行苏联所需的内外政策，防止他们在国际上出现风吹草动时就东张西望。十分明显，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对“不顺从”的势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作用，无疑是控制与整治东欧国家的后盾。

第四，严厉镇压“叛逆者”。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反映南斯拉夫问题上。由于铁托不顺从斯大林，在内外政策方面有自己主张。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南斯拉夫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军队推进到南斯拉夫边界。苏联报刊上竟然直接号召南斯拉夫进行国内战争。此后，东欧各国加快了斯大林模式的“引进”进程。十分清楚，斯大林对南的做法，是杀鸡给猴看，不允许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斯大林模式。正如斯大林在1948年致铁托的信中说的：“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允许的。”[13]

划分了势力范围，确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在这里，我们只是就构成斯大林模式一个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模式向东欧国家移植的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先搞国有化。

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仿效苏联，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等部门进行部分国有化，以建立国营企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深化，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并逐步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如匈牙利，在1946年11月，就把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到了1949年，匈牙利全国工矿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14]

（二）搬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

搞计划经济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战后各东欧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与国家着手从事经济的管理，普遍采用苏联计划管理经济的一套办法。在这方面起步最早的是南斯拉夫，1946年通过的新宪法就规定要实现计划经济，并从1947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后来因苏南关系突变，加上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五年计划执行了一年就停止了，以后也不再制订苏联式的五年计划了。东欧其他国家先搞短期计划，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都以恢复国民经济为计划的主要目标。从1949年或1950年开始，不少国家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并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与监督计划的执行。在实行计划过程中，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理体制，逐级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加以控制。如匈牙利，1952年基本已形成了7个层次的计划管理体制，1953年由部长会议批准的计划指标有5899项，由各部规定的指标有11497项，而且在1951年11月已作出规定，主要指标的执行情况每10天甚至每天要上报一次。为了保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贯彻，还广为宣传苏联有关“计划就是法律”的口号。[15]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扎了根。

（三）搞苏联式的工业化。

斯大林不顾东欧一些国家的国情，要它们搬用苏联工业化的那套政策与做法，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盲目追求高速度，提高积累率，榨取农民，把农民的“贡款”视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真是亦步亦趋地走苏联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严重后果与苏联也是相同的。

（四）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1948年6月前，东欧国家并不急于搞农业集体化，强调当不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代替个体经营的条件，转向合作社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批判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缓慢，农业还掌握在富农手里之后，东欧各国被迫把农业集体化作为重要任务列入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也是以行政命令用强迫的办法推行的。1956年波兰战后第一次发生了社会政治危机，矛盾直指斯大林模式，其中包括农业集体化。因此，当时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详细分析各种农业生产组织的实际效果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在波兰目前情况下，农业集体化的时机根本不成熟，波兰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应以个体农业为主。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有8%以上被集体化的土地退回到个体耕种，原有的9790个农业合作社解散了8280个。[16]斯大林对东欧国家搬用其模式出现的问题如何对待呢？他还是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为武器，让东欧各国进行政治镇压与清洗运动。斯大林在东欧国家推行他的模式的决心是决不会动摇的，对东欧国家控制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也绝不允许东欧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而必须遵循由他审定的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中总结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