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社会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决定了其玉器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同时，红山人各社会单元的玉器图腾由多元图腾融介为统一图腾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联合体（共同体）从多元走向统一古国的过程。
1.黄帝的多图腾与红山文化社会的多来源有关。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一个社会联合体（共同体）创造的，而这个社会共同体起初是多元的，当然多元是由多来源决定的。如河之支流汇入主流，会把支流的信息带入；社会共同体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把原来的图腾带了进来。当首领们要保留遗骨且需要用图腾性质的玉器陪葬，并且要葬在一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牛河梁遗址玉器图腾的汇聚。
作为玉图腾汇聚地的牛河梁遗址，每一冢的主人所陪葬的玉器都有特点且很少重复。其玉器组合基本上有一个定式，反映了其来源和其原有的图腾。第二地点一号冢第四号墓出土了玉龙和玉箍，第二地点一号冢第十四号墓出土了勾云形玉器，第二地点一号冢第二十七号墓出土了双勾形勾云形大玉佩等等。而且这些玉器（图腾）均散见在红山文化北方的早期墓葬中，牛河梁遗址玉器则集中了所有红山文化遗址的玉器（图腾）。因此，牛河梁才可能成为一个古国的首都。
2.黄帝的多图腾与红山文化社会的多层级有关。(www.guayunfan.com)红山文化为一个大的社会集团所创造，其社会有层级性，其图腾必然是多样且具有层级性。
红山文化社会的顶级社会组织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可从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普遍存在的中心大墓及较多的陪葬玉器得到印证，而且已经被研究者普遍注意。而从当时的埋葬习俗看，其次级社会组织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这一点目前还重视的不够。我们看到，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之主人，大多数为次级社会组织的首领，其冢即为中心大墓边缘的中小型墓。次级社会组织首领下而至少还有一个层级的社会：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积石冢第二单元坛面石堆下有成排人骨，没有玉器陪葬。由此可知，在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的社会中，当时至少有三个社会层次，第一层为顶级社会组织的首领，第二层为次级社会组织的首领，第三层为只留下成排人骨而没有玉器陪葬的社会成员。如果红山文化社会分为三层，则具有出现两级图腾的可能性。
红山文化玉器告诉我们，文明起源期，社会集中化的过程，也是图腾集中统一的过程。
3.黄帝的多图腾与红山文化区域的差异性和用玉秩序有关。
红山文化的居民已按地区划分，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所说的“万国”，当是黄帝治下的各个地区的小邦国或次一级的社会联合体。
红山文化首领用玉陪葬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区域不同发育阶段，其所用的玉器和图腾性玉器是一样的，即社会嬗变其图腾也嬗变，同时区域性的图腾带有区域的差异性。
我们看到，以牛河梁积石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墓葬，其主人的身份不尽相同，有一次葬，有二次葬，有大墓，有次大墓，还有小墓，另有无墓廓者。这实际上展示了一个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同时有一个用玉秩序与之相应。一个秩序可能是时间性的，一个时段以后的首领都安葬于此，有的需要迁葬，二次葬就是这样形成的。按照这个秩序，墓葬要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另一个秩序是空间性的，墓葬主人可能来自不同地域，按地域的不同和身份的高低来安排墓葬的次序，定制墓葬的大小。按照这个秩序，死人与活人一样要被区别为等级和地域。
红山文化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即是社会层级安排秩序，从而决定了红山文化社会的用玉秩序。具体地说，墓主人的陪葬玉，就是他所领导的小社会或大社会的一个符号以及生产生活生育和观念意识的玉寄托。玉寄托，从符号来说，就是玉图腾。
4.红山文化玉器反映了当时融介的社会性质。
牛河梁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与当时社会秩序和用玉秩序的统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高度融合的性质。如上文所说，如果当时的社会联合体是由四面八方的氏族、胞族或部落联盟汇到一起的话，那么牛河梁积石冢遗址所发现的玉器也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的。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不同区域的红山文化墓葬发现了相同的玉器。正是如此，牛河梁汇聚了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玉器及其所陪葬首领的遗骸，形成了冢、庙、坛、台一体的反映人们生产生活生育状况的“生灵”的安排格局，所以成为红山文化社会的中心。
那么哪一件或哪一些玉器是社会共同体所共同崇拜，从而成为共同的图腾呢？
从文献上看，黄帝的图腾有五说，实际上只有两源，一是龙，二是凤。熊、龙、龟是一脉的；云和鸟是一脉的。从红山文化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玉玦、三星他拉玉龙、牛河梁玉熊龙组成一个玉龙系列，勾云形玉器（猫头鹰的眼睛）、玉鸮组成了一个玉凤系列，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第一号墓神龟与勾云形玉器是一同出现物。由此可以推定，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是红山古国的尊崇玉器。这是红山文化社会分体向社会共同体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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