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赫尔高思的看法得到了摩根索的赞同

不做“传话筒”和“橡皮图章”式的美国人，甘作中国内政改革的促进者_抗战故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之变使美国卷入战争，中国不再是受冷落的对象，而成为美国在远东抗击日本侵略的唯一同盟。尽管这种合作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依附型”的合作关系。一直在观望时机而又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立即抓住机会接见英美驻华代表，提出建立反日同盟的设想。高思感到蒋的举动反常，于12月14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蒋介石别有用心，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产生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起很大作用的错觉。他指出，在重庆建立一个司令部来制订远东战略是不可行的，并预言中国不久将要求扩大经济援助。果不出所料，12月30日蒋介石即提出5亿美元贷款的要求。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

这一天，高思由文森特陪同与蒋介石进行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会晤。双方握手寒暄入座后，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表示“中国可以为共同目标而贡献作战的人力，但是美英必须给中国以财政援助，以免经济基础再度恶化”，并强调这种援助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作战意志及克服日本宣传上的重要性，要求美国给予5亿美元贷款。高思听完后，表示愿为转达，但随即建议“中国提出一个基于中国政府财政顾问及专家们的研究与建议详细拟订的关于现时需要情形的纲要，并同时提出一个纲要说明为应付目前局势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中国如何救助自己的措施在内”。蒋介石则挤出微笑答道：“一俟借款确可获得，借款用途的拟议即可提出。”言下之意，华盛顿尽管给钱就行了，中国自然有合适的用场。(www.guayunfan.com)之后几天，高思为了美国的利益，又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晤，但蒋始终不妥协，这使得高思非常愤怒和沮丧，因此他没有出席孔祥熙的除夕招待会。1942年1月8日，高思致电赫尔，建议贷款最多不超过5亿美元，并应附加条件，贷款全部用于商业流通、工业生产和土地改革。他告诫赫尔，如果提供不附条件的贷款，“将助长政府中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那些倒行逆施的，追求私利的和反复无常的因素”，贷款最终会被中国统治集团中的蜕化堕落分子胡乱用掉，而使美国“在联合中国内部对抗日真正感兴趣的进步力量方面付出代价”。1月9日，高思又致电赫尔，要求尽早发放贷款，以便在通过官方对贷款施加影响失败后，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继续努力。

美国国务卿赫尔

高思的看法得到了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赞同。他进一步建议使用特殊货币直接提供给中国军队，“这样，士兵们打仗就能得到饷银，不打仗就得不到”。在这项建议遭到中国的坚决拒绝之后，摩根索继续为美国争取某种形式的管束和监督权，至少争取到使用资金的磋商权。蒋介石拒绝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对华盛顿说，应该把这笔贷款视为向一个正在同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国提供的贷款，“因而，对贷款的使用和偿还办法，不需要规定任何保障条件，也无须事先规定其他任何条件”。摩根索和高思一样碰了一鼻子灰。2月3日和4日，在罗斯福的支持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鼓动下，国会参众两院一致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美国国务院有些敬畏地说，美国提供这么大一笔贷款，而不要任何担保和利息，也不对其使用保留管束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罗斯福在通知蒋介石时说，这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从内心里尊敬和钦佩中国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

美国之所以这样忍气吞声，不采纳高思等人的意见，是因为罗斯福考虑到当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首先赢得欧洲战争的胜利，而当他致力于这个目标时，中国有可能投降日本，使美国在远东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如果给蒋以贷款，就能以微小的代价阻止灾难的降临，并可抵消近来日本承认汪伪傀儡政权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当高思于3月1日、6日和7日接连致电赫尔，继续要求美国“对借款有控制权，并把借款的某些部分指定特定用途”时，都如石沉大海。

不过，必须通过援助迫使国民党进行改革，已成为高思领导下的驻华大使馆1942年的共识。就连比较老成持重的使馆一等秘书、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的约翰·文森特也认为，“国民党是各种保守政治集团的大杂烩，其唯一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目标是保持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如果不把援助作为国民党改革军事和政治的交换条件，国民党不可能把租借物资用于抗日。相反，国民党会用它来准备内战，从而破坏美援用于打击日本的目的。因而，“不要害怕不给援助，中国当局就会停止抗战并同日本讲和”。1943年年底，这种等价交换原则终因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为罗斯福所接受，突出表现在10亿美元贷款问题上。

1943年11月22日至12月7日，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取得了大国地位证书和盟国在孟加拉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

开罗会议，从左至右：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

但是蒋介石刚刚回到国内，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行动（即“布坎尼尔计划”）的电报就跟着来了。蒋立即用抬高要价的方式对他遭到的耻辱进行报复。12月8日，蒋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美国给中国10亿美元贷款，理由是他现在动员全国人民继续抵抗日本变得“肯定困难多了”，中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软弱地位使它“无法”坚持六个月，更谈不上坚持一年，而中国战区的崩溃将会给“全球战局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还要求至少把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目增加一倍。为了使空军展开有效行动，蒋介石还要求把空运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

几天后，蒋介石召见高思，对他说明支持中国货币是何等紧迫，而宋美龄亦鼓起如簧之舌，大谈特谈为了维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力量花费了多少多少钱。高思冷冷地听着。他知道蒋、宋之所以说这些，无非是为了获取10亿美元贷款。高思是不容易被说动的。他回到大使馆后向华盛顿发回报告，不仅汇报了中国官员“从美国花费在战争上的钱财中捞取大量美元”的丑闻，而且建议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恶化得非常快”，现时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无论从政治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为了防止中国崩溃，“必须尽早采取军事措施，收复缅甸，重新打通连接中国的陆上交通线”。

高思的想法又一次得到摩根索的赞同。他告诉罗斯福，中国无法运用这笔贷款，用它来控制通货膨胀也起不了作用。1942年的那笔贷款已经证明是一次失败，而且其中还有4.6亿美元没有动用。他还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说明事实真相的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拒绝向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贷款，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或者同意承担缅甸作战任务。在私下里，摩根索还气冲冲地说，连一个镍币他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让这个骗子“跳长江去吧”。

1944年1月5日，罗斯福不顾赫尔“婉言拒绝”的建议，向蒋介石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正式拒绝了蒋对经济援助的要求，并且附上了摩根索的备忘录。他的举动使摩根索感到意外，也使赫尔感到苦恼。赫尔指示高思在将此信转交蒋介石时表示，尽管这封信表面上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实际上我们对他还是信赖的。不过，用表示诚意的话来安抚蒋介石无济于事。蒋非常不满意美国的态度，认为看起来像是在做一笔“商业交易”，并且信中的措辞也不是“一个盟国对另一个盟国”的口气，因此他愤慨地函复罗斯福时不但重复其对经济援助的要求，而且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军轰炸机基地，他最后含糊其词地警告说，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战争。于是，高思领导下的大使馆给赫尔发回一系列电报，列举了1941年蒋介石曾拒绝日本诱降等事实，来证明“蒋介石不可能像他所威胁的那样与日本媾和，他还需要依赖盟国的力量来维持其政府的生存”。同时汇报了国民党在衡阳破坏机场建设的行为。建议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论情形如何的不愉快，不论在金钱问题上和中国发生分歧是如何的不幸，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坚定的立场，不为愤慨的姿态或恐吓所胁迫”。美国政府考虑后认为，固然蒋与日媾和的威胁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轰炸机基地的修建工程不应受到妨碍，因而决定在修改美中两国货币汇率的问题上制订一项表示友好的妥协方案以示让步。

宋子文同美国财长摩根索

1944年4月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国民党战场一溃千里。高思和史迪威都认为1944年军事危机“是重庆政府纪律不严、管理不善和政策不力的终极后果”。美国在自身生死攸关之时还以巨大的代价支持中国政府，并使之一次次地绝处逢生，因而“美国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下要求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是正当的”。中国政府为了说明其能有效地利用租借物资，必须做出哪怕最小的“理所应当”的表示。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威廉·兰登也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开明人士向他提出要求，要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扩大其政治根基，否则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反动政权。他们绝望地说，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要是在他的领导下将前途黯淡。兰登得出结论，“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后，亦撰写报告，敦促美国利用一切可能途径对蒋施加影响，要他奉行进步的政策，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给中国的抗战注入新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要求蒋介石进行改革，包括平等对待八路军、新四军，以符合抗战目的，成为1944年下半年的主要问题。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