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谷物来到了中国

在我坐着救护车从江湾监狱赶到医院时，有一位日本军官一直陪伴着我。法国圣芳济会的护士海伦嬷嬷是医院的负责人。见过她以后，这个日本人就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如果没有日本军方的正式批准，任何人都别想进入我的房间。后来，海伦嬷嬷趁着那个日本军官不注意，悄悄地对我说，日本军官命令她，除了我的记者同事维克特·凯恩和我的私人医生W.H.加德纳博士外，禁止任何人进入我的房间。维克特·凯恩和加德纳博士虽然能够进入我的房间，但他们两个人都受到了日本人的警告。日本人称，如果他们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位置和健康状况，那么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加德纳博士还对我说，我已经被枪决的消息经常被人们谈论。

医生要将我的身体治愈，首先要决定如何治疗我的双脚。一种叫“坏疽”的病使我的双脚肿得非常厉害，它们已经达到了正常尺寸的两倍，而且已经变黑。通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医生都会从患者的脚踝部位截肢。我不知道医生们如何对待我的双脚，但他们在走廊上讨论这种方案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

双脚给我带来了剧烈的疼痛，这种痛苦已经让我无法忍受了。为了稍微减轻一些痛苦，我只能把双脚抬到比心脏更高的位置。恐怕只有锯掉它们，我才能不再感到疼痛。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痛苦了。在那种情况下，回到家里与我的亲友相聚的画面不断地在我的头脑中出现。

最后，医生们对我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他们各抒己见，每个人都谈了是否有必要做手术，以及做手术的好处和坏处。一个名叫兰森的英国大夫，为了寻找与我相似的病例，花了几个小时，翻遍了中国医院和苏联医院的病例。他发现，在众多严重程度不同的案例中，有很多患者因为没有重视疾病，最后导致疾病扩散到手臂和大腿上。而这类病例就是最棘手的。

医生们通过另外一次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通过人工方式补充我身体缺失的元素，促使身体机能逐步得到恢复，从而克服病毒的感染。这个方案成为了医生们最能接受的方案。不过，这种治疗需要每天都将坏死的组织和受感染的骨骼清理掉，装上新的组织和骨骼，没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而且让人充满了痛苦。医生在为我装卸骨头和脚趾的过程中，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所以在治疗前，通常还要注射吗啡。最终，我双脚的前端被清理掉了，无法行走甚至无法保持平衡。我只希望有一种设计独特的鞋，能让我像正常人那样站立和行走。进入纽约长老会医疗中心后，我的感染才得到有效的治疗。杰罗姆·P.韦伯斯特和弗兰克·L.米兰尼两位医生在北平的洛克菲勒学院从业三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他们为我做了很多次整形和皮肤移植手术。我能够奇迹般地康复，完全是靠他们高超的医术和优质的护理服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在执行我的减肥计划了。

一天，一个意大利病人也被送进了我住的那家医院。我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得知，那个意大利人很有来头，是意大利海军高级军官。抵达医院后几个小时，这位海军高级军官就来找我，向我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退休后担任意大利轮船“维迪”号的船长。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他的船来到上海港口，当时船上大约有350名意大利军官和船员。他与这些人被困在上海，看不到回家的希望。后来，日本人把他带走了。

他说，他被带走时，战争已经开始一个月了，日本人之所以带走他，是打算让他帮忙把一艘同样被困在上海的南斯拉夫籍巨型轮船运回日本。日本人希望能尽快把船运回国，以便能把军队运送到南海。在战争爆发时，那艘船上的船员就已经逃之夭夭了，日本人无法驾驭它，也找不到其他人来驾驭它。“维迪”号的船长于是召集二十多个手下的船员，驾驶着这艘南斯拉夫籍轮船，向日本方向驶去。出发后，这艘大船一直顺利地向前行驶，不过刚到神户港，它就遇到了麻烦，船体就意外地发生了爆炸，而且慢慢地向下沉。船上的船员有一半当场殒命，不过船长幸运地逃过一劫，落入到大海中。原来，有一艘美国的潜水艇发射了一枚鱼雷，引起了轮船船体爆炸。显而易见，那艘美国潜水艇早就埋伏在日本的港口外。

船长落水后，不停地向前游，当游到体力不支的时候，他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块木板。于是，他拼命向木板游去，双手紧紧地抱住木板，牙齿咬住木板的边沿，这才勉强使鼻子露出水面。这样漂浮了整整八个小时后，一个日本渔民发现了他，并把他救起来带到神户。后来，他又被送回上海。

长时间浸泡在神户港冰冷肮脏的海水里引起了他关节剧烈的疼痛。不过，他并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美国人的话，而是完全归罪于日本人。这让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后来，“维迪”号被用来运送大批美国人去葡萄牙管理的非洲东部港口洛伦索马克斯，美国和日本的第一批战俘将在那里交换。我也是这些美国人中的一员。“维迪”号上的意大利船员无不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希望能尽快逃离日本人的魔爪。关于这一点，“维迪”号上的美国乘客很容易看出来。就在船即将抵达非洲港口的时候，船上的部分意大利船员打算逃走，不过日本人没有给他们机会。意大利投降后，“维迪”号完全被日本控制，船上的军官和船员都被逮捕了。

上海被日本占领后，很快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医院的伙食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菜单上有很多十分常见的食物都消失了，无论它们是当地的，还是进口的。比如土豆就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把土豆拿到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市场上去卖。日本人经常强行索取食物。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能征缴到粮食，他们还在通向城市的公路上设置了岗哨。为了加强对肉类食品供应的管理，日本人还将屠宰场控制下来。

日本人入侵中国，实质就是为了掠夺财物。这一点在上海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前，只有在日本的高级军官身上，才能看出日本人的强盗本能，现在这种本能已经扩散到普通士兵身上，他们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经常压榨贫苦的中国农民。起初，普通日本士兵似乎只从屠杀和虐待中国人中寻求乐趣，但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军官的腰包已经鼓起时，他们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财物上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闯入贫困的中国家庭，把财物洗劫一空；另一些人则在河道上或公路上设置关卡，当有运送农产品去市场上的农民经过时，他们就强迫对方缴纳过路费。上海历史悠久，而且非常繁华，正处于富裕地区的中央，这使得日本人获得了非常好的掠夺机会。而这种机会是他们在华北和东北无法获得的。

战争初期，我曾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丹东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当地的政府曾逮捕过一个日本军官，他的衣服和包里装满了珠宝和钱，这些财物与中国或俄国富翁整个家庭的财富相当，以至他连坐下来都不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为了弄到这些钱而残忍地杀死了多少人。

没过多久，日本人就“组织”和垄断了以食物为主的各种贸易。以前归中国政府所有的铁路和电报，全都被日本接管了。日本方面把这些机构交给日本私营公司管理，并使它们享有垄断的特权。有些时候，日本人会做做样子，指定一些中国人充当垄断公司里的少数派。其实，他们指定的中国人，通常都是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里的人。汪伪政权还时常发一些通告，从而促使日本人的垄断利益合法化。

日本人从批发采购环节大肆剥夺中国的资源。这使得大批中国的食品加工商、生产商及农民非常不满。于是，他们只生产自己需要的食物，不再生产多余的食物。中国很多繁荣地区出现非常严重的饥荒，就是由此引起的。在位于华南地区的广东省，日本人对粮食产区进行扫荡，那些有可能被自由运送到中国的粮食，不是被他们抢走了，就是被毁掉了。

在日本集中营的四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忍饥挨饿。这段经历使得我的身体代谢变得非常慢。很多在监狱里特别渴望吃到的食物，我的胃已经无法承受了。比如那肥厚多汁的牛排，是我在监狱时特别想吃的东西，但是到了医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胃已经无法消化任何肉类了，顶多偶尔吃一些小块的鸡肉。医院为病人提供了鸡蛋，这我倒是能吃。在我刚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还为病人供应热牛奶和麦片。但是突然有一天，病人吃不到麦片了。海伦嬷嬷泪眼婆娑地对我说，麦片已经从上海市场上消失了。“每一个地方我都搜遍了，任何品种的美式谷物早餐都已经在上海绝迹了。”

这个新来的危机着实令人烦恼。就在躺在床上思考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迸出一个好办法。在过去两年里，美国红十字会曾为数千名因战争而吃不上饭的中国难民提供帮助，向他们提供奶粉和面粉。而以前我也曾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会员。如今，在日本占领区内，由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红十字会已经建立起来。他们与中国商人取得了联系，在中国商人的资助下，红十字会援助的谷物，从上海运往内陆地区。运送谷物的船只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拦截，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日本人担心，如果实行禁运，那么美国可能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日本，如此一来，美国就会拦截进入日本的棉花、机械、石油、钢铁废料；第二，中国农民所生产的大米和其他粮食，日本人用毫无价值的军用支票购买或直接强占了，因此他们也就任由那些美国人道主义者为饥饿的战争受害者提供生活必需的食物了。

中国的粮食短缺时代，是从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和长江三角洲而开始的。不过，那些年正是美国小麦丰收的年份。美国大量小麦在西雅图或其他地方的大磨坊里被研磨成面粉，之后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中国。

面粉被送到中国后，大部分分配工作由传教组织的中国合作者负责。双方共同创造了种类繁多的美味食物，这甚至对长三角和华南地区的中国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长三角和华南地区的中国人原本几乎完全以米饭为主食，可后来他们对以美国小麦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渐适应。华北地区的中国人一向以小麦、玉米或高粱为主食，但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大米是主要食品。可是大米比其他谷物都要贵，它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插秧、收割、打谷都要靠手工来完成。

当我从海伦嬷嬷那里听说上海的谷物紧缺之后，我就躺在市立医院的病床上思索对策，终于想出这个“高招”。我知道，红十字会运到上海的小麦，还有很多储存在仓库里，便决定在这些小麦身上做文章。我委托海伦嬷嬷帮我给仍在运转的美国救助委员会捎去口信，请求救助委员会征求日本人的意见，向医院提供一些供患者使用的面粉。结果让我很满意，美国救助委员会给医院送来了很多面粉。我听说，这个委员会还为很多美国人提供了面粉和奶粉。上海被日本占领后，很多美国人由于商业活动无法继续而失去联系，正在忍饥挨饿。委员会了解此事后，便与日本人协商，成功地促使日本人解禁更多的美国面粉和奶粉，之后把它们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人。这些美国的慈善团体在为因日本侵略而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服务的同时，还为在上海的美国人提供了服务。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知道。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突然不再向中国人供应任何食物，那些靠美国面粉存活下来的大量中国人，将怎么活下去呢？日本人还将仓库中储存的奶粉、婴儿食品等特殊食品以及美国对华医疗援助委员会和其他团体送到上海的药品全部霸占。我估计，那些不幸的中国人，为了继续活下去，已经融入到逃离日占区的三千万难民的队伍之中，正在为到达国民政府管辖的自由中国地区而艰难地向西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