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成为处士阶层信仰的一个主流原因
关于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问题，赵吉惠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一书中在归纳儒学演变特点时谈道:“(唐代)儒学垄断虽被打破，但儒学的宗主地位并没有丧失。”[15]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道:“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后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颂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故明经之科在退之时代，已经失去政治社会上之地位矣。”[16]这里说明经科是“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而处士阶层多为“中材以下”之人，儒家经典成为他们的必读书。由于经学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始终与中国官本位文化一直如影随形。即使在进士文辞科鼎盛时期，也只有少数士子通过，考试内容本身又无法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内核，而通过明经科则可以将儒家经典推进到政府与民间可以共通的精神资源地位，这是在有大量阅读经验的处士阶层中必读取向，即使进士出身的士人，儒家经典也在他们的阅读范围内。比如陈寅恪《论韩愈》谈道:“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合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工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颂之同辈中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之途径者也。”[17]以韩愈作为进士代表，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将儒家经典糅合新文化要素，进一步推进新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在考察114通处士墓志时，读书多成为处士的生命要素，而已经凝固化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即使在道家思想信徒身上，也留下大量的人生印记。儒家思想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遗传下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成为主要的践行依归，处士阶层也被积淀的历史文化浸染。尤其有些处士出身官僚家庭，官员是儒家思想规范的有力践行传播者，也是此政治意识形态的受益者。在114通处士墓志中，政府官员子弟约有78人，占2/3强，表明处士主要来源于旧日官僚家庭。儒家文化思想成为官员子弟的主要信仰，尚儒家庭环境熏陶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有官本位社会普世性的功利价值观和此种信仰价值背后的实际利益驱动是儒家思想传播的原动力。即使官位少求者多，或仕途失意，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也给他们提供了进退自如的人生标尺。同时，儒家思想深入乡村与朝堂，为信儒处士也提供了运作民间政治的舞台。许多处士作为无官职的乡村准官僚，成为影响乡里的重要人物，这也可以部分地实现他们的生命价值。
(二)道家思想成为处士阶层信仰的另一个主流原因(www.guayunfan.com)其一，道家无为思想在政府和民间与儒家思想一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其二，魏晋杂糅儒道的玄风到唐代还有很大市场，一些信奉道家思想的风流人物，在士人中口耳相传，相互效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老庄哲学也一度成为帝王倡导的学说。李斌城先生在《论唐代道教》一文中，就列举了唐代统治者崇道的种种措施，认为唐代道教所以兴盛，在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18]。道教的兴盛，必然推动了道家思想的流行。
其四，道家的生活方式，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琴棋览涛声的意境，美酒赋诗篇的心怀，朋友惺惺相惜的鼓励，自然界的魅力，都成为选择信奉道家思想的诱因。
(三)佛教思想在处士阶层信仰成分中占比例小的原因
其一，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虽也有流传交融的长久历史，但真正在知识界，完成佛教中国化，还是到宋代禅宗大盛之后才完成。从学理上讲，尚实践和简约的中国士人，对繁琐的佛家学说接受的心理还没有普适性地准备好。
其二，佛教信仰形式，读经、施舍、造像、抄经等生活样式，没有道家的潇洒飘逸，成了苦行僧的规矩化的实践，没有新意地日复一日往复，这成为没有真正进入佛教理论冲击力下的处士回绝的理由。
其三，佛教核心信仰内容:轮回、空灭、般若、因果等学说，这种超越现世的人生取向，和儒道现世人生思想信仰相比，它思想的魅力仅能吸引少数士人。
其四，佛教的信仰人群，成为广大女性弱势群体的一种人生取向。从大量唐代女性墓志可以感受到这种态势。这种信仰风气，也遭到男性知识阶层的轻视，这也应是唐代处士回避佛教信仰的一种重要因素。
(四)促使官员子弟走向佛道信仰的因素
其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如朝代交替时期，某些上个朝代的官员家庭，在下一个朝代失意后，走上了佛道信仰之门。
其二，对祖辈、父辈生活的官场看惯了，走上与他们原生家庭价值观背离的道路，也是走向佛道的因由。
其三，因为突发个体家庭事变，如为官父亲病卒，守丧期间洞悟人生，加之政治背景的弱化，也是促使他们寻求精神转向的原因。
其四，读书博览过程中，书对个体心灵的塑造，影响他们选择符合自己人生旨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通过对佛道图书的阅读实现了。
其五，个体天生的性格。在墓志里反映许多志主年轻时就对名利漠视，而佛道信仰又成为他们选择抗衡名利诱惑的有力武器。
唐代处士墓志提供的处士阶层思想信仰的丰富信息，给我们展现了这一阶层的信仰格局:总体上儒道并举、佛教补充格局;属于官员子弟的处士约占三分二，他们以儒家思想信仰为最;属于在野子弟的处士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以信仰道家思想成分为最;政治性越强地区，处士越集中，思想信仰也越复杂。通过对处士阶层信仰格局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层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信奉佛道自我精神调节的一面。无论处士中属于在朝子弟或在野子弟，他们通过自发、自觉、自由的信仰追求，确实为自身确立了立命之基，这也为其他基层人群提供了示范性的精神标本，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表1 《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处士信仰统计总表
表2 《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相关“士”统计表
【注释】
[1]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史隋唐》，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任继愈:《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第2期。
[4]李斌城:《论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魏晋隋唐史论集2》，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版。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6]马自力:《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7]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页。
[8]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4页。
[9]《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1]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版年，第3786页。
[12]《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5]赵吉惠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从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2页。
[18]李斌城:《论唐代的道教》，《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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