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陈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开篇指出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1]。高祖称臣突厥一事是确凿的。李树桐认为高祖没有称臣，他的分析虽言之凿凿，但最主要问题他却忽视了，他没有将李渊集团放到当时周边国际关系格局中探讨。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

当时的形势是东突厥已经取代隋成为东亚霸主，华夏北方诸种集团势力都北面称臣。李渊虽有图霸的野心，但时势所然，称臣是他势力发展壮大的前提。如果去掉这个前提，他所辖区域迎来的将是敌对势力的进攻。李渊的战略经营意识高于其他人的，当时能与之媲美是李密。具体体现就是他们俩都认识到谁先入主关中，谁将成为未来天下的主人。前面所引史料说明当时各方势力应对的措施。李渊身处的晋阳本是突厥南下攻掠的重镇，他起兵时虽有五郡兵马及扩招的新兵，但实力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突厥为敌。再则李渊起兵的军事目标指向是长安，他要解决后顾之忧，以称臣策略来稳住突厥是他必要的选择。(www.guayunfan.com)另外一个问题，太宗果真是称臣突厥的谋主吗?大业十三年(617)，李世民十九岁，此前没有从政经历。虽然以前参加过救援炀帝的燕门关战役，但那只是作为世家子弟的参军历练而已，与晋阳起兵的战略大局谋划没有太大的关系，史书褒美太宗过甚，似乎不经过锤炼，他天生就是战略家。我们从刘文静这位与称臣突厥有重大关联的人物入手，就可以解开称臣谋主之谜:

《旧唐书》五十七《刘文静传》: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

及高祖镇守太原，文静察高祖存四方之志，深自结托。

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六记: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这里有几点疑问:李渊与李世民谁更了解刘文静?在李渊晋阳起事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李渊与李世民谁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

刘文静曾是晋阳令，他和李渊是上下级关系，二人有一起共事的经历。人与人的理解是相互的，正如刘文静了解李渊一样，李渊也应非常了解刘文静。文中所指太宗认为刘文静可以一起起事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富有深谋父亲的判断。那么世民到监狱去访刘文静，也可以换角度理解为世民秉承父亲的意思，去了解刘文静的政治倾向，以便拉拢。刘文静这位阶下囚，要想改变命运，自然没有放过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对自己的呼召。而李渊对这位有谋略的前晋阳令也深加重用，在他架构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占有一席之地。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右统军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正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

刘文静这位有能力的囚犯，受重用后，确实成为李渊创业初期的得力干将。同时，我们从上面介绍的领导班子看，李渊用人策略很高明，当时他的儿子建成二十七岁、世民十九岁，让他们为左右统军都督，事实也就将兵权通过儿子们的监督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给没有军政经验的两个儿子提供锻炼的机会，这时的世民还不是李渊真正的左右手，只能算作左右手的影子。而李渊真正的左右手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裴寂、刘文静。裴寂工作侧重内部，最能说明他作用的就是他带头推送李渊称帝。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刘文静工作则侧重于外部，以功连突厥最具影响力。刘文静改旗帜连突厥的建议是和李渊的战略思路相一致的。他被李渊派往突厥，连兵突厥的议题方案也都是秉承李渊的旨意。从李渊对刘文静的私下嘱托，也可看出李渊是谋划称臣的真正谋主，决不是史书扬太宗贬高祖就能遮掩的。但有一处令人费解，就是这样一位左右手，高祖为什么又亲自把他推向断头台呢?

刘文静与李密是姻亲，李密降唐从某种程度上有刘文静的作用，但李密在山东豪杰集团中的地位却是无法见容于李渊的，他投诚后只被封了光禄卿不太重要的闲职。逼迫李密铤而走险，李渊借机将其除掉。无疑李密之死在刘文静心理上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这也难容于李渊了。

翻开《刘文静传》，可以发现他常能窥透李渊的帝王心，有如《三国演义》里的杨修看透曹操一样，而又管不住自己的嘴，由此慢慢失信于李渊。他也很骄傲，自觉才能在裴寂之上而位居其下，对高祖又心生怨望，借酒妄语。刘文静上忌于君下伤于友，虽有世民求情，也难改李渊除其之念。因此刘文静被李渊处死时，他慨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他把自己比为韩信，把李渊比为刘邦，也可看出他把李渊看做是他真正的主子。当然他与少主人李世民关系密切，可见他有争取李渊悦纳的动机。刘文静与李密的亲密关系及其个人性格的缺陷，是促成他政治悲剧命运的主因，终由原来隋的阶下囚成为唐的刀下鬼。李渊才是连突厥的战略谋主，刘文静是被李渊派往执行连突战略的仆人。李渊除掉刘文静，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连突厥的重要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