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国寺兵向背看李渊的战略推进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从兴国寺兵向背看李渊的战略推进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记: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屯于兴国寺，顺德屯于阿育王寺。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记: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www.guayunfan.com)始毕得书大喜，谓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做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需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难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兴国寺兵可以说是李渊精心谋划招募的部队，他所派募兵将领有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都是他信得过的人。“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可以看出兴国寺兵名义上属于李世民右统军都督统辖。但陈先生说兴国寺兵在世民统领下胁迫高祖决策叛杨隋而臣突厥，恐怕值得推敲。在他组建的领导班子里还没有谁有实力敢于胁迫他，其他人的威望和地位也胁迫不了。那如何理解兴国寺兵的“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的呼声呢?根据当时形势，李渊的既定战略是尊杨隋连突厥。突厥作为当时东亚霸主，对北方割据势力的普遍政策是:要臣属突厥得到支持，必须接受突厥的册封，并在政治上保持反隋的立场，如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等。而反隋是和李渊既定战略相背离的，因为起兵最好的借口是扶杨隋，否则入主关中将师出无名，也会被隋朝旧部视为反隋的割据势力，那就没有政治舆论优势了。因此李渊要在两难选择之中寻求平衡，而他的得力支持者刘文静、裴寂等给他制造借口，说兴国寺兵支持他联合突厥，这是民意不可违，这样在领导集团内部达成一致意见，接受突厥的册封就顺理成章了，也保住了李渊“为人臣需尽节”的名誉，尽可能少地减损他的政治威望，胁迫之语只不过是下属给主子的处境提供一个台阶下而已，不可当真。从结果看，他的战略并没有受损，不但举行了接受突厥册封仪式，还在金帛财物方面满足了突厥的需求，暂时稳住了突厥势力。对内宣称还是尊隋立场，这可在他张举起事的旗帜上看出他暗含的玄机，实际是实施了瞒天过海之计，骗过突厥，也达到收买隋旧部的人心之功效。李树桐先生侧重论述太宗将“渭水之耻”归于高祖称臣之过，[2]有其偏颇。政治家的政策抉择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即使不是真正称臣于突厥，也是名义上认可突厥的霸主地位，这种策略他对李密也使用过，主要目的是稳住强大的对手，为自己发展赢得时间。这在他进军关中所张旗帜上也可以看出此种倾向:

《隋书》卷一《高祖纪》:

开皇元年六月，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资治通鉴》十八隋纪义宁元年六月: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戎预执，宜兼绛杂半续之。”

李渊深知兵进长安，如果师出无名，将是前功尽弃，而称臣突厥的仪式已举行，天下已共知了。因此如何执行既定战略成为起兵重要一环，他折中满足突厥要求反隋的立场，提出废“皇帝(炀帝)立代王”，就是以反炀帝不反隋蒙混过关。他巧妙地在起事旗帜上做文章，因为隋的旗帜是绛赤色，突厥的旗帜是白色，[3]李渊就在进军的旗帜上半白半绛，这样即说服突厥，又为承继隋的正统地位埋下伏笔。他的折中策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突厥的援助，牵制了刘武周对晋阳的威胁。同时他出师有名，迅速攻占长安，扶代王为帝，四方隋的旧部迅速归心长安，推动了李渊的迅速崛起，使他成为关陇集团新的轴心人物。这是李渊借当时突厥和隋两张最大势力牌，举重若轻地建立了大唐开国基业，也体现了李渊高超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