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突战略与李世民的国际地位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连突战略与李世民的国际地位_唐代政治人物的故事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记: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传》记: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www.guayunfan.com)《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初，关中霖雨，粮运阻绝，太宗颇患之，诸将忧见于色，顿兵于豳州。颉利、突利率万余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大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思摩初奉见，高祖引升御榻，顿颡固辞。高祖谓曰:“颉利诚心遣特勤朝拜，今见特勤，如见颉利。”固引之，乃就坐，寻封思摩为和顺王。

太宗此时在唐室内部君臣之间和突厥首脑们之间得到了双方认可的国际地位。这是李渊连突多年战略的一个后遗症。

李世民军功方面，从太原起兵身为右领军都督，参与军中重大决策，兵进长安也没有败绩。在灭西秦方面，首战告捷，再战因有病避开了兵败责任，[6]后唐军又接连败绩，而世民再次出征，所向披靡，一举歼灭西秦薛仁杲。与刘武周之战，也是先有李仲文、裴寂、李元吉等人的败绩，后有世民势如破竹，很快击败强敌。后巧妙击败窦建德，统军攻灭王世充。在统一战争中他打的基本都是北方的硬仗，因此在军中深孚众望。尽管灭西秦和刘武周等的关键在于他父亲连突厥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攻打王、窦既有突厥内部政权更迭有利时机，又有李建成陈兵蒲洲震慑突厥势力南下的有利军事格局，及李神通等在河北的安抚工作的业绩配合，但毕竟表象是李世民在一线统兵作战的胜利，因此他在山东军中的声望日隆。

连突厥方面，晋阳起兵刘文静借兵突厥，高祖是让世民所部精锐与突厥接触，这在《执失善光墓志》[7]反映志主曾祖执失淹率突厥军亲从世民，援助唐军入长安的;在战西秦时，也是突厥军、张长逊部与世民所部会合;在讨伐刘武周时，是处罗可汗之弟步利设率二千兵马与唐军会合。在战斗中处于同一阵营，彼此认识了解，也容易结成深厚的友谊。至于上文引太宗退敌时的香火之语，也可以推断应在晋阳起兵唐突军队会盟时所为。昔日因为突厥势强，又突厥民族敬事火神，有香火为盟的习俗，太宗当时年轻崇尚弓马，与突厥悍将气类相投，能和盟军将领香火为誓结为兄弟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种资历也让他在突厥高层成为知名人物。武德七年唐以财物退突厥兵，更加强了议和代表太宗在突厥军中的威望，和突利可汗真正结为香火兄弟，增强了彼此在各自阵营中的实力。世民对太子建成的地位威胁态势也加强了。

经过七年多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历练，武德七年时的李世民已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与唐高祖对儿子们的多年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但高祖没有想到他们兄弟权势地位上升后，追逐权势的心理也日益膨胀，引发兄弟之间激烈争夺的严重后果。

太宗地位的国际化是李渊连突战略的结果。武德八年(625)，唐高祖就对突厥的发送文件改书为诏敕，彻底改变称臣突厥的书面形式，变为以天朝大国对臣属的公函形式。这是对自身实力的认可，也是对后继者包括太宗和建成的实力认可。但连突战略的后遗症也严重影响了李唐高层关系。伴随唐突国际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唐室和突厥彼此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上文太宗与突利可汗的香火兄弟关系的确立，也是彼此阵营加速分化的开始。而唐室解决宫廷矛盾，爆发了玄武门事变，太宗篡权，灭掉建成、元吉，胁迫高祖禅退而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是连突战略促成了李世民实力增强、势力做大，最终导致了喋血宫门事件的发生。

武德九年(626)渭水会盟是李世民执行比父亲更为彻底的称臣突厥战略，但此次他解决的矛盾指向不是入主关中了，而是稳定刚刚到手的政权。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瞻，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汝玉帛，前后极多，何故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不许，系之于门下省。

《执失善光墓志》记:

曾祖淹，本藩颉利发。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中略)。祖武，本藩颉利发，(中略)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

墓志反映，执失淹在晋阳起兵时是突厥援军的统帅，而上文提及“谓之曰”当是指太宗对执失思力说的，“尔父子”当指执失武、执失思力。志文说执失思力是他父亲派来的，《旧唐书》说他是颉利可汗派来的心腹，说明执失思力在突厥军中是很有影响力，把他扣为人质，至少和世民有结盟经历的执失武不会轻举妄动，这就牵制了颉利的进军。从思力后来与李靖里应外合擒颉利，并被太宗重用，也可反过来佐证渭水对垒时执失世家就有了通唐的嫌疑。

渭水会盟，也应验了武德七年太子建成对其父亲所言:“秦王欲外御寇，阻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通过此次军事行动，太宗把军权全面抓在自己手中，这可从他布置兵力及征求手握重兵的李靖意见，看出他借机巩固军权的目的。而突厥也通过入侵结盟，得到太宗奉献的大批财物，双方各取所需。引文中“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也可看出突厥内部连唐的香火兄弟确实不少，上面执失世家的作为就是例证。从突厥败亡后，太宗对突厥大将的重用，反映在用人数目比例和任职职位的高低，[8]可看出太宗顾念香火之盟;而突厥弟兄的忠诚不贰的表现，也反映了太宗与突厥将领关系的亲密。贞观二年(628)，突厥内乱，突利可汗欲连唐攻颉利可汗，这也许与太宗渭水会盟采取的策略有相近之处，借外力达内部攻取优势，渭水会盟也是太宗借突厥势力解决内部军权的一次重大谋划。

关于渭水之盟，萧瑀是看透了世民所为的: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以为有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即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萧瑀装糊涂没有读懂渭水退兵内幕，故意询问世民，揭露世民勾结突厥的事实。而世民冠冕堂皇地回答中也说了部分实情:其一，突厥内部势力径直找世民，说明彼此勾结的事实;其二，世民让长孙无忌制约李靖，达到控制军权的目的;其三，世民说出了父亲和哥哥原来的防御反攻突厥的策略与计划，想以此掩盖自己称臣突厥立场。最能说明他与突厥勾结事实的就是，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退兵后，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只给世民。世民认为接受不妥，交换为要回突厥所掠中国户口和让自己的亲信温彦博返回。

渭水会盟，是延续父亲晋阳起兵时的连突战略，修正武德八年李渊摆脱臣属突厥的步伐，这次会盟是李世民在唐中央政治最高地位和军事最高地位确立的标志。会盟对内巩固了政权，对外加强了与突厥分裂势力的联合，为其贞观四年荣登天可汗，称雄周边民族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上可知，晋阳起兵时制定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是李渊，刘文静是具体执行者，李世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李渊起兵前，兴国寺兵的向背呼声，事实是李渊部下为他称臣突厥放的烟幕弹，尽量避免损毁他的政治声誉，为张举尊杨隋赢得更多隋朝旧部的心，奠定其夺取关中的基础。在执行称臣突厥战略的过程中，李渊政策是有变化的，由晋阳起兵时联合突厥，主要是为牵制突厥及其臣属势力达到稳定后方顺利进军长安的目的。到攻战长安雄争天下时，则采取割地联合突厥达到消灭突厥臣属势力的目的，如刘武周的败亡。到唐突争霸时，则采取先战而后和政策。李世民国际地位的攀升是与称臣突厥战略密切相关的，这也为其联合突厥、密谋篡权、消灭东突厥及走向天可汗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注释】

[1]陈寅恪:《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2页。

[2]李树桐:《三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唐史考辨》，台北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页。

[3]李树桐认为唐后来旗帜是白旗，李渊前期的半赤半白是打杨隋及唐国公自己的旗号，他没有反驳陈寅恪文中白旗代表突厥的解释。参见《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页。

[4]吴玉贵:《唐灭西秦史事钩沉》，《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61页。

[5]石岭:今山西阳曲县界内，正当太原府的北境，战前属刘武周直接管辖区。

[6]孙永如根据凌准《邠志》考订太宗有病系托词，见黄永年主编:《文献集林》2集，1997年。

[7]张沛编:《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8]参马弛:《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