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一文所展示韩愈与佛教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佛教是韩愈明道、阐道、宣道的灵感来源。下面引文可兹说明:
“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一节论说:
“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之道统之说表面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新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
“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一节论说:(www.guayunfan.com)“南北朝后期及隋唐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经之方法殊异，如禅学及禅宗最有关之三论宗大师吉藏、天台宗大师智屹等之著述与贾公彦、孔颖达诸儒之书其体制适相冥会，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指，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
“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学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以此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
“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端”一节引《送灵师》诗: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着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同节还评说:“退之当时君相沉迷于妖妄之宗教，民间受害。退之力诋道教，其隐痛或有更甚于诋佛教者。后人昧于时代性，故不知退之言有物、意有指，遂不加深察，等闲以崇正辟邪之空文视之。”
“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一节说:
“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种体裁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
“自东汉至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经偈，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综上引述，足见佛教是韩愈明道、阐道、宣道的灵感重要来源。这正如陈先生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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