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儿》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中国孤儿》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伏尔泰从马若瑟的法文译本《赵氏孤儿》中汲取灵感，于1755年创作了一部五幕歌剧《中国孤儿》。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中国学者张若谷把这个剧本翻译成汉语，形式改为散文话剧，由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孤儿》的第二个中译本《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由范希衡先生翻译，1993年在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形式为韵文歌剧。张译本删去了女主人公曾经爱过成吉思汗的表述，以及盛悌答应在新朝为官的细节，范译本予以补足。

以下参照上述两个译本，对《中国孤儿》剧情扼要介绍：

宋朝末年，成吉思汗率军攻入燕京，烧杀抢掠，整个皇城顿时变成一片废墟。成吉思汗在诛杀皇帝及诸王子时，发现还有一名遗孤失踪，便发布命令：在太阳落山以前若不交出太子，就把全城的人都杀光。大臣盛悌（范译为臧惕）打扮成衣衫褴褛的普通百姓混进宫去，受皇帝托孤，把太子救出来，藏在深山陵墓后，以自己刚出生的独生子冒充太子交给成吉思汗。

盛悌的妻子奚大美（范译为伊达美）得知后，从即将送给成吉思汗的摇篮中抢回孩子，告诉卫兵这不是太子，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卫兵们难辨真假，将此事禀告成吉思汗。(www.guayunfan.com)成吉思汗命令将奚大美带上来亲自审问，不料一见面，成吉思汗就呆住了。原来，五年前成吉思汗到过燕京，见过奚大美，并曾向奚大美求婚而遭到拒绝。这次见面，成吉思汗依然被奚大美的美貌深深打动。奚大美当着成吉思汗和丈夫的面说出了真情，并痛斥成吉思汗的侵略行径和残暴行为。盛悌原谅了妻子，因为真孤儿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成吉思汗向盛悌和奚大美追问真太子的下落，并以杀死他们的儿子为威胁，盛悌面对酷刑坚强不屈，奚大美则表示情愿一个人独立承担罪责。这时，成吉思汗请求奚大美接受他的爱情，只要奚大美答应和他结婚，盛悌父子及遗孤的生命都会得到保全，否则，这几个人立刻被处死。奚大美承认爱过以前的铁木真，但绝对不爱现在的杀人魔王成吉思汗。

在最后关头，奚大美要求和丈夫再见一面。夫妇相见，互相勉励，愿同生共死。奚大美取出匕首交给丈夫，让丈夫先杀死她。盛悌悲痛欲绝，不忍杀妻，奚大美抓住盛悌手中的匕首，向自己的心口刺去。正当这时，成吉思汗率领卫兵上场，夺下匕首。有感于盛悌夫妇的高尚人格，成吉思汗羞愧万分，幡然悔悟，不仅赦免了盛悌、奚大美和他们的儿子，而且还让盛悌夫妇把宋朝的遗孤抚养成人。

很显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相去实在太远了。时代背景、人物、事件、主旨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赵氏孤儿》的背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而《中国孤儿》写宋末元初，相差几乎两千年。《赵氏孤儿》写的是忠奸之争，《中国孤儿》写的是民族矛盾。《赵氏孤儿》中参与营救孤儿的英雄们包括假孤儿统统都属于死难烈士，《中国孤儿》中的假孤儿和他们父母都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赵氏孤儿》中的事实真相一直对屠岸贾隐瞒到最后，《中国孤儿》中的事实真相早已向成吉思汗公开。《赵氏孤儿》中真正的主角程婴是没老婆的，而《中国孤儿》中盛悌的妻子奚大美是女主角，戏份非常多，而且还是成吉思汗追慕的恋人。

关于成吉思汗与奚大美的关系，两个译本有些不同。在张译本中，奚大美对成吉思汗的求婚示爱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只有一次，她说：“除非全世界的国家都奉铁木真为皇，到了那个时候或者会接受你的要求。”成吉思汗回答：“天呀！你说的是什么？天呀！你肯爱我的吗？”但范译本第四幕第四场伊达美（奚大美）有这样的唱词：

你记得你那时候地位是何等寒微，

你还只是铁木真，还不是混世魔王，

整个的世界，大人，还不在你的手掌，

你的手是纯洁的，你伸来向我求爱；

请你知道我那时并不是无动于怀。

成吉思汗听后激动万分，说：

天啊！你怎么说的？天啊！你真会爱我！你！

伊达美（奚大美）再唱：

我说你那片心当时是情不可却，

我的心既然属意，原不致拒绝求婚，

可是我还有双亲，还有贤明的庭训，

他们替我做了主，竟使我事与愿违。

这就是说，伊达美（奚大美）向成吉思汗承认她曾经爱过他，可汉人的习俗使她在父母的主持下与丈夫成了婚。范译本显然与原作更接近，因为这两个版本在这段对话之后都有伊达美（奚大美）要求成吉思汗不要把刚才的话告诉她丈夫，因为这会使他不快。可见，范译本前后衔接更为紧密，而张译本的删节使之与中国文化较为接近，却背离了原作。

张译本还删改了一些不利于宣传抗战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个译本出版的时间是1942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张译本卷前有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中正先生的语录，称中华民族对外寇历来都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人“不畏难不怕死，必定奋斗到最后胜利为止”。《中国孤儿》以宋末为背景，虚构出一个中国的国土虽然被侵占却不能使中国人屈服的故事，展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不可战胜，正与这段语录相吻合，这也正是张若谷选中这一作品进行中译的原因。因而原作中一些不利于宣传抗战，不利于褒扬中国文化的东西可能被删去了。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剧中有涉及日本民族之处，亦属不实；剧中以盛悌受元禄事为结束，似有玷污其人格之讥，故皆予以删节。”

原作中“涉及日本民族之处”，在范译本第五幕第五场伊达美（奚大美）的唱词中可以找到：

那强项的日本人会伺机先事自裁，

决不等暴君怒目来把他送进棺材。

我们教化了这些英勇的岛国之民，

现在让我们来学那种必要的刚劲，

也像他们自裁吧。

原作中“以盛悌受元禄事”，范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成吉思汗唱：我请你在这里作论道经邦的宰相。

臧惕唱：啊，你将使战败者以受你驾驭为乐。

以此可知，原作中提到日本民族的“英勇”“刚劲”，提到奚大美（伊达美）的丈夫盛悌（臧惕）乐意在成吉思汗手下当官，都与抗战不协调，因而均被张译本删去了。

《中国孤儿》的戏剧冲突和心理描写都相当成功。例如在第二幕，当盛悌得知妻子奚大美挽回亲生儿子的生命之后，内心非常复杂。他当然希望儿子活着，但又唯恐成吉思汗得知真相会使真太子生命不保。而奚大美则以母亲的天性拒绝交出儿子，两人发生了一场冲突：

盛悌：什么？我的儿子还活着吗？

奚大美：是的，快快感谢天吧。你的父子骨肉之情虽未消除，但是你应该表示深深的忏悔！

盛悌：天呀，请宽免我的这一种快乐吧，我正在苦痛的时候意外地得到这一个喜讯！亲爱的奚大美，这快活很快要过去的。

奚大美：亲爱的夫君，请听我说罢……

盛悌：咳……应该让他死。

奚大美：让他死！住口，难道你不顾虑到我吗？

盛悌：我只怕有失我的责任。放弃了你的责任罢，放弃了我的生命罢，把我送到成吉思汗那边去罢！现在是没有伦常没有纲纪的时期，你亲手把我送到刽子手那里去罢！把大宋皇帝的血统统统都葬送了罢！

奚大美：你还要提起皇帝做什么！你的君臣的名分也早已完了，再没有比父子夫妇的伦常更神圣的了。做人第一件事是保护家庭，这是天经地义的第一条法律。至于什么责任呀，君臣关系呀，团体呀，这些都是人为的东西。……我只好向你跪求，啊！亲爱的而又残酷的丈夫呀。请你饶恕我们儿子的生命罢，不要拒绝我的可怜的哀求！

最后，奚大美提出要以自己的生命换回儿子的生命，她对丈夫说，假若可以用我的死来换取儿子的生的话，我非常乐意，绝无怨言，因为“我的心是和你一样的伟大”。

这场冲突设计非常合理，观众绝不会觉得奚大美太自私，她其实真的和丈夫一样伟大。

成吉思汗爱奚大美爱得发狂，以致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他之所以被感化，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力量。不妨看看成吉思汗对他手下鄂克图的一段道白：

自从我在这里受了那次侮辱之后，我的心上便受到了一种不能治疗的创伤。这种心境，有人说是受了爱情的作弄，在那个叫奚大美的身上，我是第一次得到这种感觉。在我们住惯的北方，只有做着劳工粗陋的妇女，我从没有看见过像她那样动人的美人，她像一种毒药一直攻进我的心底：奚大美有一双温和的眼睛，她的说话，她的容貌，没有一样不讨人喜欢。但是一受到她冷冰冰的待遇，我好像失去了一切的幸福，我就激动了我的壮志。我已经把世界都征服了，但是心头终不能得到一些平静。我还要赶掉那些已成为过去的软弱的念头，可是一个女人的影子老是绕在我的心上。我要把她忘记，我不愿意再看见她。让她一个人去流泪哭她的骄傲的脾气吧。鄂克图，我不准你以后提起关于她的事情。

这种爱情至上的表白，产生在浪漫的法国非常自然，但在中国戏剧中则匪夷所思。

不难发现，伏尔泰的改作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与现代性，但却是一个违背中国传统戏曲精神的地地道道的西方故事。传统戏曲不可能让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梦粱录》），这才是元曲的美学原则。当一个“坏人”甫一登场，他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不得脱身。更何况，成吉思汗之所以幡然悔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拜倒在了他所苦苦追求的女主人公的石榴裙下，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另外，在传统中国人看来，舐犊之爱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女性必须遵守儒家所制定的“妇德”。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竟然不惜背叛君主的重托，擅自替丈夫做主，从摇篮中抢回假孤儿，还承认爱过成吉思汗，其作为不像一个传统中国女性。

今天看来，这两部戏剧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用自己的婴儿冒充被通缉、被搜捕的真孤儿。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孤儿》是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误读”，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我认为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的确，伏尔泰对中国戏剧的了解并不多，那么，他究竟从《赵氏孤儿》中发现了什么样的亮点呢？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使得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要改编、创作《中国孤儿》这样一个剧本呢？我认为，与其说是《赵氏孤儿》中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打动了他，倒不如说中国历史中汉文化、儒家文化巨大的同化力和包容力，以及对异族统治者的妥协与宽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说：“有些行动是举世认为美的……人为友舍生，子为父杀身，阿尔衮琴人、法兰西人、中国人都必定说这是一种美德，他们都很喜欢这类行为，不胜赞叹之至。”阿尔衮琴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在仅在加拿大有五万多人。《赵氏孤儿》表彰的正是这种“举世公认”的美德。因此，说伏尔泰为此受感动是有道理的。程婴精神就是一种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杀身成仁的精神，这与西方的骑士精神很相似，很容易得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认可和追捧。

但汉民族的巨大同化力使伏尔泰受到更大的震撼。

我们知道，汉唐以来，中原地区两次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一次是元，一次是清。卢梭认为，蒙古人、满族人，文化均不及汉人，可是却能够征服汉人，可见自然状态比文明社会强大，人类社会应当返璞归真。而伏尔泰却不这么看。《风俗论》第195章叙述了明末清初发生在满族与汉族之间的那场战争，其中写到1644年（原著误记为1641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京城一片狼藉，皇后自缢身亡，公主被崇祯杀死，最后崇祯自己上吊的惨状。满族人虽然征服了中国，“但是由于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可见法律与风俗、宗教的力量比军事实力更重要。他在《〈中国孤儿〉作者献词》中说：

这个中国剧本作于十四世纪，就是在成吉思汗朝：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它的一切法规。

伏尔泰发现这个反映汉族复仇的剧本竟然产生于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于是他对蒙元统治者的开明、宽容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汉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这与《中国孤儿》剧本中的描写完全一致。

在伏尔泰看来，被征服的民族用他们的文化同化了征服者，征服者接受和保护被征服者的艺术、法规和风俗，这是一种双向的包容与宽恕。人类只有实现了这样的包容与宽恕，才能实现理性，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这就是伏尔泰从《赵氏孤儿》中发现的最大亮点，也是促使他写作这个剧本的最重要的原因。

伏尔泰的发现是不是“误读”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一方面，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确很有限，是片面的，甚至接受了不少错误信息。另一方面，审美不存在正确与错误。鲁迅先生说到《红楼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林妹妹那么可爱，为什么焦大不爱她？能说焦大错了吗？显然不能，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红楼梦》里还有一句话：“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一部厚重的、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释放出巨大的信息量和复杂的审美元素，而读者完全可以只摄取他能够摄取或者乐于摄取的部分，这叫作“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伏尔泰基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了解，基于他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他可以只吸收《赵氏孤儿》中对他最有用的部分。他在写作《中国孤儿》时，在剧本题目下特意加了一条注释：“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五幕剧。”剧本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道德的机会，尤其是奚大美的道白中充斥着说教。最后，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盛悌说：

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征服者被征服”，这恐怕就是《中国孤儿》的主旨所在。虽然，这个主旨与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偏离得实在太远太远，但却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他呼唤征服者放弃武力，被征服者放弃血腥的复仇，而以道德的力量求得共存。

从形式上看，这个典型的欧洲戏剧把发生在《赵氏孤儿》中二十年间的故事浓缩为一昼夜，只选取了其中与“搜孤”“救孤”相关的两个情节。同时，按照当时欧洲戏剧的要求，把一些感人的场面用第三者的口吻转述出来。例如当奚大美看到自己的儿子就要被当作太子处死时，那种出于母爱的本能，近乎发疯一般的呼号、哭泣，是通过成吉思汗手下的鄂司猛说出来的：

臣遵照陛下圣谕已把那个孩子搜索出来，正待把他缢死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臣不敢自己做主，特来请求陛下处分：有一个发狂的女人两眼都是眼泪，张开手臂，向卫兵们高声叫喊：“住手，你们要杀害的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你们弄错了人！”她的眼泪，她的声音，她的叫喊，她的号啕哭泣，完全是出于一个做母亲的天性，丝毫没有半点做作的嫌疑……

在我们看来，这个情节很有戏剧性，放置在舞台上让演员演出来一定很感人。但按照当时欧洲戏剧的要求，恐怖和血腥的场面不能直接演出来，只能转述。

总之，元杂剧中的“搜孤救孤”事件，只给伏尔泰提供了一种创作灵感，让他写出了男主人公舍子救孤的情节，而作品的根本题旨，是褒扬道德的力量、人类间的大爱和相互宽容。如果说这是对《赵氏孤儿》的“误读”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误读”，已经成为产生新文学的必要条件。

伏尔泰批评《赵氏孤儿》“和今天的好作品比起来蛮气十足”，“剧本的情节延长到二十五年（其实是二十年，引者注）”，“那是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变的堆砌”，“时间和剧情的统一，情感的发挥，风俗的描绘，雄辩、理性、热情，这一切都没有”。这些指责，有的是基于欧洲戏剧“三一律”的标准提出的，有的则正如陈季同所说，是出于节译本的片面介绍。然而他同时指出：“《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其剧情，“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剧中却趣味横生；尽管变化多端，全剧却极其明畅。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我们现代剧本很多都是没有的。”“中国人在十四世纪，并且在长久之前，就会写出比一切欧洲人都更好的诗剧。”可见，伏尔泰对节译本《赵氏孤儿》在责难之外，更多的是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