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藏高原进行开发和保护

第一节　对青藏高原进行开发和保护

一、远古藏族先民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地处中国最西部，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这里气候寒冷，环境复杂。但在距今三四万年以前，正在上升的青藏高原却是气候温和，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藏族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有惊人影响力的远古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近30年来，通过中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在西藏地区的不懈努力，为我们再现了远古时期青藏高原的情况。从1956年到1983年，先后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那曲、定日、申扎、阿里及北部的多格则等地发现的不同年代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反映出青藏高原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青藏高原古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步向高原腹地及东部、南部扩展，并与黄河流域的古人类有所交往。在林芝、墨脱、昌都、察雅、日喀则、扎达、贡噶及拉萨等地发现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细石器部分被证明属于以中国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新石器文化系统，部分则与藏北的石器相似。这表明藏族先民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古文明相互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以及中国远古文明的多元一体性。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尤以昌都卡若文化遗址和拉萨曲贡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它们为我们再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藏族先民积极开发青藏高原的历史情景。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中国历史纪年将卡若遗址的上限定在距今5500年左右，这将西藏文明向前推进了近3000年，是对中华文明的年代久远的又一力证。

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

考古学证明，藏族先民在驯养高原野生牲畜方面作用巨大。在氏族社会初期，藏北牧民除猎取旱獭和采集蕨麻（人参果）外，已开始驯服野马、野驴、野牦牛和藏犬。在工布等地出现的一种叫做森林人的氏族部落能够饲养野猪和野鸡，在草人氏族部落中，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驯马养马技术。早在殷商以前，藏族先民已把野生的大角盘羊驯养为牧畜，并逐步改良为藏绵羊。此时藏族先民与中原古代先民已经有密切的联系，这从甲骨文及金文中的“羊”字，就是盘角大眼的藏绵羊的造型可见一斑。到殷周前后，藏族先民驯养了凶猛的野牛，使之成为役、肉、乳、毛兼用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和家畜，这就是被称为“雅”的牦牛。在殷周之际，他们又成功地把牦牛与黄牛进行杂交，培育出兼有二者优点的犏牛，犏牛性格温顺、产乳高、肉美毛长，它既能耕地又善驮运，周、秦时代已经成为与中原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杂交培育犏牛同时推动了高原畜牧和中原农业的发展。而以体大威猛著称的藏犬，本是青藏高原的一种与狼相似的猛兽，经过长期驯养，到约4000年前成为藏獒，时间比中原驯养的狼犬要早许多。而在卡若文化遗址中，我们还发现了被碳化的小米，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就懂得了种植技术。为了取暖御寒，藏族先民还发明了被汉族称为“褐”（毛布）的布类，他们用石刀割下羊毛，搓捻以后再织成整块毛布，后来输入到中原地区。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上创造了发达的古代高原畜牧业和独具特色的高原农业，对中国的农牧业文明及世界古文明贡献独特。

二、开发高原丝绸之路

伴随着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的崛起，一条前所未有的交通通道被打通，这条通道越过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将中原腹地和南亚各国连接起来，被称为“高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东起唐都城长安，向西经过天水、兰州到达青海鄯城（今西宁），然后向南穿过青藏高原腹地，到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再向西南延伸至尼泊尔、印度。历史上，高原丝绸之路由两段构成：一是从长安到逻些的唐蕃古道，二是从逻些出发外向尼泊尔、印度的蕃尼古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着公元821年唐朝大理寺卿御史大夫刘元鼎借出使吐蕃的机会，对这条路线所做的考察。

（一）高原丝绸之路形成的背景

高原丝绸之路的打通，将内地与南亚各国连接起来。究其形成的原因，与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各部族、加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密不可分。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藏族先民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青藏高原上，松赞干布为统一高原进行的兼并战争将这些部落合而为一地归属到吐蕃王朝的辖制之下。随着626年征服尼泊尔，使逻些到尼泊尔被贯通。当时吐蕃和唐朝之间，冈底斯山以北，羌塘南部，怒江上游是羊同；羌塘北部、青海西南部一带是苏毗；阿里西部是西女国，西康西部是东女国；吐谷浑居住在青海湖附近，另外，还有附国、嘉良夷等多部族。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先后从尼泊尔和唐朝迎娶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隆重而漫长的迎亲过程无形中起到加速开辟唐蕃古道和蕃尼古道的作用。而松赞干布的孙子赤德祖丹又迎娶金城公主入藏，庞大的随行队伍包括侍从、“赐缯别数万，杂技乐工悉从”，赞普为之沿途凿石通行，无疑是继文成公主入藏后藏族对唐蕃古道的又一次大规模拓建。

由于崇信佛教，对大量佛经的翻译需要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吐蕃王朝统治者疏通往来道路。“正因为僧人往来和翻译佛经工作频频进行，故促进了吐蕃与唐朝、尼婆罗、天竺的交通。”（《西藏风物志》）此外，修建寺庙、朝圣者往来和商贾对贸易的需求都不同程度地刺激着这条长达万里的交通动脉的拓展。

（二）吐蕃王朝的维护

吐蕃王朝统治者对高原丝绸之路的贯通与维持几乎不遗余力。首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并在沿途修建驿站，仅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所罗列的有名的驿站就有14个之多。其次，主动担负起保卫过往行人，尤其是唐朝使者安全的重任。647年，松赞干布发兵帮助唐朝使臣王玄策赢取对天竺王阿罗那顺的胜利就是一例。对此，藏族《红史》中有明确记载：“唐太宗派金字使臣到印度，在摩揭陀（中天竺）被拦截，吐蕃国王听说后，派兵击败摩揭陀。”这不仅是唐蕃友好的实例，也是藏族先民对唐蕃古道竭力维护的例证。

（三）高原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有利于唐蕃双方往来交通。据史料统计，仅仅从唐贞观八年（634年）到会昌六年（846年）的200多年间，唐朝出使吐蕃66次，吐蕃出使唐朝达125次，这意味着，平均一年零一个月双方之间就有一次使节往返；更不必说官方非正式的书信往来和民间商贸往来已经有多频繁。从这个意义上讲，与中原的联系增强，不仅对唐蕃双方有重大意义，对古代中外关系史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高原丝绸之路将相对封闭的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相连接，加强了藏族与中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其次，高原丝绸之路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外部的经济往来，正如著名意大利考古学家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务必牢记，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青藏高原自古以来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就非常活跃，商业往来频繁，在东部与尼泊尔、印度、锡金的商道往来让西藏不乏这些地区运来的手工艺品；而西部与内地的商业交往则使这一地区不缺盐茶等基本生活用品，甚至上层所用的丝绸。最后，还为佛教经典从印度传入中原提供了交通通道。许多唐朝名僧经西藏及尼泊尔入天竺学法取经，至今在西藏靠近尼泊尔的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唐代僧人过境的摩崖石刻。

三、藏族传统文化观念维护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藏南风光

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的发源地，虽然高原峡谷丛生、河网密布，但由于高海拔严寒的气候使青藏高原上的生态系统相当脆弱，极易被破坏。即使如此，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仍然是除南极和北极以外，地球上唯一没有遭受工业污染的地方、最后的一片净土。究其原因，与藏族传统文化观念中亲近自然、崇拜神山圣湖的思想有关。降边嘉措先生曾撰文表明，藏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开拓和保卫了我们伟大祖国的这块宝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此同时，还保护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免遭破坏和污染”。

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主张人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追溯到藏族先民的灵魂观念。

在藏族先民的观念中，神话传说、神山神湖、超自然的神灵，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和民族，都有自己信奉、崇拜的神山、神湖，但似乎没有藏族这么为数众多、这么普遍。它们同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青藏高原每一座大的山脉、每一条大的河流、每一个大的湖泊，几乎都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藏族人民仿佛就生活在以神山神湖为中心的神灵世界之中。在藏区，冈仁波齐神山被尊为“万山之父”，玛旁雍措神湖则被尊为“万河之源”，对神山神湖的崇拜，是藏族先民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黄河为例，根据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描述，黄河源头居住着古代“岭国”的三大部落嘉洛、鄂洛、卓洛，它们以三大湖泊嘉仁湖、鄂仁湖、卓仁湖为中心分散居住。3个部落的居民相信，整个部落的“灵魂”被“存放”在三大湖泊中，只要湖泊不干枯，他们就永远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总是能够生存下去。反之，一旦湖水干枯，黄河源头的所有居民的生命也将结束，整个部落将不复存在。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那里的居民自觉地保护“神湖”的水不枯竭，不被污染，防止神山被破坏。这种从古老的灵魂观念产生、演变的自然崇拜，对神山、神湖的敬仰，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并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民风民俗，自觉不自觉地对黄河源头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以前，藏族先民有着朴素的灵魂观念、自然崇拜，这种观念引导藏族先民关怀山水草木，保护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存在物。佛教传入以后，灵魂观念与六道轮回和佛教的各种戒律相结合，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将藏族的意识形态引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以宗教戒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佛教的各种戒律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一条是戒“杀生”。按照藏族传统的观念，杀生是有罪的，是万恶之首。践踏一棵小草、砍伐一棵幼苗，也是一种罪孽，也等于犯了“杀生”之罪，因为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藏族习俗中还有一种习俗，叫“禁春”。到了春天，劝人们不要到户外去。对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还要求他们“闭关静修”。因为，春天是生长的季节，嫩草吐绿，万物蓬生，同时也是它们生命最柔弱的时候，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这个时候，人们去郊游，会践踏这些柔弱的生命。这种习俗，对于保护植物生长，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藏区的民宅、各寺院的壁画和传统的卷轴画即“唐卡”里，最常见的为“四兄弟图”和“六长寿图”。“四兄弟”即：大象、猴子、山兔和羊角鸡，佛语又称之为“和气四瑞”，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四种动物互相尊重，互救互助，和睦相处，能够招致地方安宁，人寿年丰。“六长寿”即：岩长寿、水长寿、树长寿、人长寿、鸟长寿、兽长寿。岩石代表大地，扩大来讲，代表人类生存的空间，亦即大自然；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树代表一切植物；人是世间万物的主体；鸟，在藏族传统的观念里，象征和平、欢乐和吉祥；兽代表一切动物。这幅图形象地告诉人们：人类与一切生物和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就能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藏族社会历经千年形成的自然观念保护了青藏高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时下，把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做好青藏高原、尤其是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藏族人民已经明确了这一重任，并渴望与全国各民族一道继续保护好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