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理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大学管理的保守与创新

第三节　保守与创新

世界上很少有一种组织能够像大学这样具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源于大学组织的十分灵活的自适应性，这是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不能不看到的。克拉克·克尔指出:“在国家的、产业的和学术的多重作用力的影响下，大学必须对各种机会迅速作出反应，并随时准备适应变化的情况。然而，大学基本上是保守的机构。”“大学总是对外部集团的愿望和需求作出反应——但很少像如今反应这么迅速。它有时是出于爱，有时是为了获得。大学越来越自愿地作出这种反应，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反应又太强烈了。”^［20］美国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也说过:“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21］保守与创新，这对看起来十分矛盾的概念，在大学组织的发展中却得到了如此和谐的统一，不能不让人感到神奇。

“保守”在一般词义范畴是带贬义的，“保守”常常意味着不识时务、不明事理，意味着消极对抗、谨小慎微，意味着不思改革、不意进取……总之，“保守”是不具备政治美学，或者说管理美学价值的。然而，在高等教育管理的辞典中，保守却有其独特的魅力。王英杰曾经以美国耶鲁大学为对象，分析了大学保守性的价值。他指出，耶鲁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它的特色就在:在保守中创新，在稳定中发展;其文化品格的核心是保守。他认为，耶鲁大学的经验有普遍意义，大学的保守具有合理性。首先，大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保守性，保守性是大学的遗传特征。储存和传递人类文明、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这些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其天然地反对功利，与社会即时的、功利的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次，大学的力量在于稳定，不随波逐流才能正确行使其职能，测度人世沧桑的剧烈动荡与悄然变化，才能识别知识的真正发展，才能有安定的学术环境。第三，大学是社会中最为民主的机构，大学的行动必然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行动，其变革方式是渐进的和累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大学的保守，才会使得大学创新型人才辈出、创新成果不穷。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学，才会对大学的变革抱以合理的期待。”^［22］

比起大学的保守性来，人们可能更乐意也更多地谈论大学的创新性。20世纪末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相对减少、外部控制压力加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各种挑战。通过自体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大学一个现实的课题。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在1998年出版了《创造自主创新型大学》(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一书，提出大学应当通过5个方面的变革以达到自主创新。这5个方面是:加强领导核心、大学与外界合作中介组织的发展、多样化的资金基础、教授队伍的发展、形成全校性的自主创新型变化。创新型大学概念一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校管理项目(IMHE)将2000年会议的主题定为“超越自主创新型大学:全球化的挑战和高校的对策”。伯顿·克拉克到会进一步阐述了其思想，强调“只有当我们正确地理解了需要怎样的变革，并能够正确地去实施它们，这些有特定目的的转变才能有力地加强大学共治、大学自治和大学的教育成就。其次，大学自主创新并不损害共治的精神;它并不要使大学成为工业的侍女;它也不要使大学变得商业化，成为有着各种用途的购物中心;这几点可以说，都是与自主创新型大学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他希望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创建‘自主创新型大学’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阶段，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它的创建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种持续的、渐变的方式，成为一种灵活的组织特征，能够不断调整以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23］。伯顿·克拉克的理论或许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判断，但其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他把创新作为大学适应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

大学管理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制度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发展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发展就会遇到阻碍。发展一旦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便会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制度创新带来大学的繁荣，制度的陈旧和僵化，导致大学的停滞甚至倒退。历史上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是意大利的萨来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萨来诺大学被称为“希腊、罗马、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聚集所”，但后来却消亡了。英国历史学家科班(A.B.Cobban)对其消亡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萨来诺的主要弱点在于“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和有凝聚力的组织制度以维持它的智力活动的发展”。而某些后来诞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走向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科班又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巩固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了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构架才能得到。”^［24］现代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国。1810年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创造出崭新的现代大学制度，德国高等教育由此兴盛，德国也因此迅速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然而，到了20世纪前期，德国大学仍旧固守洪堡所确立的制度，只重视纯粹的科学研究，远离社会，德国高等教育逐步衰微。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大学普遍实行全面改革，面向社会进行制度创新，才恢复了生机。

在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即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这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其百年的历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社会的政治动荡使得大学制度不断变异，基本价值追求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大学的功能被部分地异化。而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高等教育被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学本然的价值诉求如果不能实现，大学被异化的功能如果不能恢复，大学就无法承担起社会的重任。所谓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既寄托了人们对大学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向往，更是针对我国现行大学制度存在的弊端，渴求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学制度即现代大学制度的路径选择，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要有利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问题和根本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可操作层次”^［25］。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现成的东西“拿来”套用，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去重新构架，而需要我们用创新的精神去进行变革。

毋庸讳言，我国教育领域的制度变迁和变革相对较为滞后，而高等教育的制度变革的滞后又有甚于其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至今仍然停留在一般概念层面的讨论之中。究其缘由，大概因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具有非直接性，教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时滞性，故没有能够很快成为社会制度变迁与变革的前沿。至于高等教育，其系统结构的复杂性与保守性、其功能结构的政治敏感性、其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特殊性，无疑束缚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和变革的脚步，而观念的陈旧、理论研究的落后也是重要的因素。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深层次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政府如何在法治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共治理，如何通过民主决策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大学如何规范权力，处理好党政关系，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另外，如何达到教授民主治校与学校整体目标的统一，如何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有机统一，如何激励教师潜心治学、安心从教而又促进流动和提高效率，如何构建知识创新的组织系统而又保障学科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而又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很显然，制度短缺、制度缺失是制约当前发展的一个“瓶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人治，而要靠法治，要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构来实现治道变革，从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革命”，它是对现存秩序、规则和行为的批判，是各种权力、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触及各种“敏感”问题，必然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现实，去战胜困难。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在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我们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聚了充足的能量。任何的彷徨、怯弱和疑虑都是多余的，我们要以大无畏的气概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我国从西方引进现代大学组织形式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制度而言，有八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大学显然要成熟得多，我们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当借鉴西方大学制度的成功经验。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世界上并不存在理想而又现实可行的“唯一”现代大学制度，也不存在永久保持不变的现代大学制度。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是多样的、相对成熟和进步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仍然处于演化与变革之中，每一种制度都是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我们的借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照抄必定“水土不服”，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制度建设不是凭空创造，“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26］。制度建设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去变革和创新，需要智慧和谋略。不同的变革道路、不同的变革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关系到变革的难易和成败。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价值是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然而任何自治和自由都是有代价的、有风险的，人们要为自由选择的“可能生活”的各种后果负责。有学者指出，制度的可实施性(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是真正困难之所在。这有一个过程，因此需要我们坚韧不拔、不懈努力、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