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两种观念

第二节　两种观念

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度是与高等教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成正比的。西方大学制度诞生已经八百多年，在大学组织出现之初，国家权力就开始介入。然而，由于西方大学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处于社会的边缘，国家的干预非常有限，大学非常“自主”，也非常“自由”。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西方国家建立起公共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开始国家化，国家的教育权力制度化，教育权利由自然权利向社会权利、国家权利演进。高等教育管理的国家权力也在得到强化，并逐渐形成制度。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标志着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也意味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得到承认。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教育传统上的自治性质和私事性质，因此在确立和强化国家教育权力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集中控制与公民教育自由之争。”^［10］倡导创办柏林大学的洪堡就反对国家对教育的干预，他说:“如果人们想让公共教育彻底实现它的意图，那么，公共教育作用就太大了。为了维持在一个国家里所必要的案例，移风易俗本身并非是必要的。不过，我考虑把借以支持这种诊断的种种理由留待随后论述，因为它们同国家争取对习俗施加影响的全部努力息息相关。在此之前，我只须谈谈几个具体的、属于这种努力的手段。因此我感到，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作用范围之外。”^［11］“国家一般必须完全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处罚措施的一种自然的、自行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切可能促进这个意图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在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外。”^［12］

在高等教育领域，洪堡一方面强调国家应当负起责任，投资办高等教育，号召将大学办成复兴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基地;另一方面又强调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和自由，“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的眼前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13］。可见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一建立，就面临着国家控制与大学自治的尖锐矛盾。“因此，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14］

如果说，19世纪末大学的功能还仅仅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经济功能尚没有显露，国家对于大学的控制仅限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考虑，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学社会服务的功能，也使人们认识到了人力资本的意义，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国家对大学进行控制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的争论也更为激烈。布鲁贝克关于知识论与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论述，就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国家控制的不同观念。知识论认为，高等教育应当不受价值影响，要避免外部的干预。政治论则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要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对待。布鲁贝克的结论是，“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15］。

事实是，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在不断地增强，科林·卢卡斯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欧洲，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都在明确地指出大学的功能是为了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要点在于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新经济的联系已经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政府的观点……大学中的创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适应了国家的社会需要。创新的功能主要在经济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目标。目前，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都与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