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将这一理论转到文化研究上来，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如何展开对崇高问题的研究呢？对此，崇高理论应如何应对呢？很明显，作为崇高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只有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历史优先性为原则，运用跨文化的方法，通过对整个世界中的不同文化事象的探究以形成自己的理论。
库恩的范式理论主要借助不可通约说明处于竞争中的范式（即相继理论）的根本对立、互不相容，在新旧理论间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进行理论选择的客观基础，并且认为相继出现的规范之间的区别是必然的、不可调节的，一种新的范式常常是在新的科学定义下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不同范式下的研究者仿佛处于不同的世界中。如果将这一理论转到文化研究上来，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如何展开对崇高问题的研究呢？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开拓，西方现代文化逐渐散布到了世界各地，造成了对世界上那些小型原始社会原有文化的冲击，与此同时，后发展国家也逐渐兴起了“本土主义运动”，加之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不断反思，从而在19世纪下半期促成了文化学研究的出现。英国的爱德华·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就是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1890年乔治·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出版，人们在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学科知识逐渐丰富并走向成熟，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由此也在我们面前得以展开。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契机，也是形成一套具有较强解释力理论的困难所在。对此，崇高理论应如何应对呢？很明显，作为崇高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只有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历史优先性为原则，运用跨文化的方法，通过对整个世界中的不同文化事象的探究以形成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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