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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的分析

时间:2022-09-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并遭受了彻底的、最终的失败。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不仅在一个方面影响了舆论的进程。工联主义,意味着集体讨价还价以及对个人契约自由的实际限制。工联主义者坚决抵制法官们对法律的解释。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为手工业者和背叛边沁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联手提供了便利。

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

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并遭受了彻底的、最终的失败。[1]宪章运动的支持者(当时他们可能就是城镇的手工业者)放弃了宪章主义,不再关注政治事务,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了不具有政治目而具有社会性质的目标的运动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工联主义。

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不仅在一个方面影响了舆论的进程。

工人们抛弃宪章是明确地朝着偏离民主边沁主义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对工联主义越发浓厚的兴趣则是直接迈向集体主义的一步。工联主义,意味着集体讨价还价以及对个人契约自由的实际限制。追随边沁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对它没有一丝好感。[2]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边沁思想的影响下,最自由的法官将1825年《联合法》解释成不仅是对身体暴力也是对所谓道德压力的限制。[3]这些道德压力限制了雇主个人或工人个人按照双方合意之条款购买或出售劳动力的权利。工联主义者坚决抵制法官们对法律的解释。他们中即便有些人曾经接受过自由放任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放任主义授予他们为任何目的而联合的权利,只要这些目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目的,并且通过个人而无需他人的协同一致就能实现。他们坚持认为,即便工会的目的是限制贸易,也应该被当成合法的社团;并且工会成员不仅应当在道德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应获得承认,只要他们不使用暴力或威胁,对他人的行动产生沉重的道德压力,因而限制他人的自由,他人原本可以按照各自的利益违抗工会旨在增加某个行业所有工人利益而制定的规则。这便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最根本的冲突。

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为手工业者和背叛(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边沁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联手提供了便利。

一些宪章派成员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常常使用武力威胁,因此宪章主义非常不得人心。[4]工联主义在其“革命阶段”和宪章主义相联系;并且,由于他们采取暴力行为、使用威胁性的语言、进行秘密宣誓、策划革命和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因此尊重法律和秩序的人都很反对工联主义者。[5]但是,在1848—1868年间,工联主义得到了有能力的领导者的领导,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领导者还是审慎的。因此,抛弃宪章连同改变工联主义本身的特点,这两种做法就使原来反对暴力与革命的人有可能和手工业者结成联盟,或至少同情他们的政策。当年轻的英国在迪斯累利先生的领导下时,托利党人常常向卷入与工厂主的斗争的工人示好,工厂主们触犯了人们的审美口味,他们的激进主义思想动摇了仁慈的贵族们的政治权威。[6]再者,在非托利党成员但背离功利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的年轻人中,工人们发现有一些律师愿意而且有能力按照工联主义者的目的提出土地法的改革建议。[7]

【注释】

[1]宪章派的游行示威是为了给议会施压以确保通过“人民宪章”。Walpole,History of England,iv,pp.335337。

[2]参见本书第138、143—147页。

[3]参见本书第145、146页。

[4]1848年民众领袖及其反对者都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传统而产生的幻象的受害者。人们以为,暴乱者能够击败训练有素的军队。这种想法主要是以大革命期间以及1830年和1848年巴黎暴民取得的成功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像这种观念这样缺少事实依据。对民众力量盲目乐观的信赖最多只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法国从1789年迄今的整个革命历史时期中,领导得当的正规军丝毫未曾被暴乱者击败过。军队也未曾流露出任何希望加入民众的倾向。在这点上,1848年和1871年的事件具有决定意义。1848年6月,暴乱者拥有许多优势,他们有几周的时间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充满热情地战斗着,他们躲在坚固的街垒后边射击。他们的敌人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卫队和从巴黎的贫民中征召而来的机动卫队(Garde Mobile),这些人的忠诚很难衡量。然而,暴乱者最终被扑灭了。1871年政府雇佣的军队中有许多人都是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人。而公社的保卫者中有许多是训练有素的军人。然而,胜利仍然属于军队。

[5]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的宣言。参见Webb,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p.150。

[6]工厂工人更经常同工联主义者而非地主发生冲突。然而有关多尔切斯特劳工案件,参见Webb,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pp.123,124;R.v.Lovelace,6C.&P.596;Law Magazine,xi,pp.460,473;Walpole,History,iii,pp.229,231。

[7]谷物法被取消虽然是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但它却产生了一个哲学激进主义者未曾料到的间接影响。取消谷物法就消除了英国社会不同阶级间敌意和不信任产生和滋长的根源,因此,就像手工业者因此抛弃了宪政主义一样,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增长,因而不论他属于哪个阶级或政党,所有人都团结一致,集体地倾向于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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