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立场与政治态度

凯恩斯是资本主义20世纪前半期危难深重阶段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家。他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忠诚、最坚决的卫士、谋臣和政策制定者。本节主旨在于，引述他自己的有关言论，论证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政治态度。

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最露骨、最坚定。他是那一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最典型的人物。同他的老师马歇尔、师兄庇古及其他同辈经济学家相比，这种典型性尤为突出。他的前辈和同辈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多或多或少地掩饰自己的阶级立场，或多或少地讳言自己经济学说的阶级属性。其中有的甚至孤芳自赏，安于象牙之塔的清高生活，自命不屑过问政治。但是，凯恩斯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正式加入政党并积极从事活动，公开宣扬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明目张胆地承认自己经济学说的阶级企图，这是十分突出的。

前已提及，凯恩斯是一个高度关心政治，一而再、再而三地苦心焦思，编制过一系列解救经济厄困的方案，并从事过一些实际政治活动的经济学家。

这种政治动向应从他早年大学阶段就富有政治兴趣而加以追溯。他在大学时代虽然主修数学，但主要兴趣却在于数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缘领域。在大学阶段，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方面。他的政治理论修养已经远远地超过一般学生。1904年所写的论文《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政治学说》曾经获得“会员奖金”。他对政府问题特别感兴趣，在学生会的辩论中，都取得新的现实意义。这对凯恩斯一生的抱负和行径有着重大影响。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凯恩斯早年学生时代这种浓厚的政治兴趣和倾向，对他一生学术生涯和政治经历的定型，主要在下列两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这使他立即看到了“文官”道路，而不是把数学家的纯学术生涯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出路。参加文官考试是从政宦海生涯的必由之路。放弃数学家的纯学术前程而改应文官考试，这确实是凯恩斯一生所走道路这种方向性选择上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其次，这使他此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时，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乃至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出发。他此后所提出的各项经济倡议，所设计的各种经济方案，如《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国际清算同盟方案”等，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完全是为了期待政府采纳，应用这种方案去解决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他这样关心政治和政府，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老师马歇尔把“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字眼删除，简化为“经济学”，仿佛经济学可以独立于政治范畴之外似的。而凯恩斯一生却自始至终把经济学业务同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特质。

凯恩斯把经济学同政治紧密结合，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方式多种多样。首先，通过文官考试，取得进入宦途的合法资格，成为英国政府部门的正式文官，过着道道地地的宦海生活，这是一种直接从政的方式。其次，他正式参加自由党，并积极活动，成为该党的重要成员。这是又一种直接从政的方式。再次，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各种特种委员会的委员，提供咨询，出谋献策，或由政府派遣，担任各种国际会议的重要代表，纵横折冲。这是一种间接从政的方式。最后，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厄困忧心忡忡，运用经济学理论，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对政府当局保守经济政策的各种失误严加指责，或编制一系列救治经济病症的方案，以期政府选择实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又一种间接从政的方式。

凯恩斯一生中集上述四种结合方式于一身，灵活多样，有的两种同时进行，混杂在一起而难以分离，有的两种交错间隔，先后交替。但总的说来，他始终保持着经济学家的资格，并且利用日益提高的这种崇高威望，为他从事政治活动提供有利机会，发挥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他始终高度关心政治，为拯救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殆奔走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济学家身份与政治旨趣紧密结合：在本质上充满着强烈而坚定的政治意向，而表面上却披裹着卓越经济学家的外衣，藉以增大其感染效应。这就是凯恩斯一生把为学与从政两途紧密结合的独特格调。

然则他为什么不索性放弃学者面貌，用全部时间去从政呢？对于这个问题，他自己在一封私人书信中作了解答。他在1939年11月24日写信给普莱希（Dr．J．Plesch）说：“你知道，我是一个相当积极的政论家。但我也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当我超然于威斯敏斯特（这是英国议会的所在地，英国的政治中心——引者）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我的活动才能有所裨益，在我所擅长方面的影响才能发挥充分。”⁽²⁾试看，他确实是有意识地用经济学家的“超政治”外貌，去掩盖着“积极的政论家”的实质，以期其感染效应能够发挥充分，真可谓煞费苦心！

现在，试把他各种形式的从政经历简要介述于下：

如前所述，凯恩斯早年参加文官考试，高中第二，被派任英国印度事务部文官，并任印度财政通货委员会委员，正式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英国财政部第一司司长，掌握着协约国的金融大权。战后他以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资格，出席协约国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巴黎和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他是财政部财政工业委员会（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出席了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为了挽救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他策划并积极筹备了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回到英国财政部，当了该部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为英国战时财政和战后国民经济的重建出谋献策。战争后期，以英国首席代表的资格，策划并参加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城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提出了英国财政部的（实际上是凯恩斯自己的）旨在避免战后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混乱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在这次会议中，他居于主导地位，为重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出力很大。在1945年下半年英美借款谈判中，他任英国首席代表，肩负英国政府的使命，风尘仆仆，奔波于伦敦与华盛顿之间，进行艰巨的折冲工作。由于多年劳累，心力交瘁，终致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为了酬答他的劳绩，英国政府两度授予他勋章，并于1942年晋封他为贵族。

凯恩斯是自由党的成员，积极活动，以该党的智囊自居，数度在自由党暑期学校讲课。如被收集在其《劝说集》中的《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员？》一文，即是他1925年在该暑期学校所作的一次讲演词。在这篇讲演词中断言：“人生来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那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沉闷、孤寂，一切都觉得无从着力。如果你加入了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是坚强有力的，它的一些政纲和理论原则是值得同情的，能够同时满足你合群的、实践的和理智方面的本能要求，那是多么适意的一件事！”⁽³⁾他并且把自由党同保守党和工党的优劣得失进行对比分析，⁽⁴⁾建议“自由党可以对保守党政府供应阁员，可以对工党政府供应思想”⁽⁵⁾，可见他对自由党怀着深厚情趣。他参加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自由党党纲的制定。这份党纲称为《不列颠的产业前途》，出版于1928年，凯恩斯经济思想是这本书的主导思想。1929年5月英国大选，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参加竞选，凯恩斯代撰竞选纲领，提出通过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以解救失业问题的方案。同时，他与汉德森合写《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论战性小册子，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所需资金的来源和效应问题，提出“倍数思想”和“储蓄—投资”的新观点，针对“财政部观点”进行常识推理性的理论论战。这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之政府干预论这一“凯恩斯革命”的开端。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凯恩斯运用财政政策去解救失业问题这种倡议，作为自由党的竞选纲领，使“凯恩斯革命”成为自由党竞选的“政治资本”，凯恩斯经济学说同政党活动这样紧密结合，这是凯恩斯为学与从政两者密切结合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史中，这种突出典型性的事例确实是罕见的。

正由于凯恩斯是一个十分积极的政论家，他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他发表了关于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大量短文和小册子，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跟随他的思路来认识问题。虽然他从1912年起便担任英国经济学界学术性权威刊物《经济杂志》的主编，但他自己的重要论文却大多不在这杂志上发表，而在影响更大的日报（如《伦敦泰晤士报》等）和周刊（如《新政治家与民族》等）上发表，以期扩大影响。他撰写过一些经济学专业著作，如《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就业通论》，都是为了针对当时英国乃至世界严重经济病症，提供救治方案，期待政府当局采纳实行。每一实际方案都具有一套理论，这只是作为方案的理论依据，以期增加说服力，扩大政治影响。

他还把政论扩展到国际范围，采用写公开信的方式，用自己的见解去鼓励和劝说外国的政府当局和广大人士。如1926年1月为货币问题撰写《给法国财政部长的一封公开信》，1933年12月为“新政”写给《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这些做法确实是他的前辈和同辈经济学家所不曾做过的，实属独特之举。

总之，他始终以统治阶级的谋士、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医生”自居，他的论文、小册子和专著，都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践提供方向和论证，目的性十分明确，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这一点不应有半点含糊。

凯恩斯关于自己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而且直言不讳。他在《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员？》一文中，谈到他应不应该加入工党时说：“首先这（指工党——引者）是一个阶级政党，而这个阶级并不是我所属的阶级。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⁶⁾试看，他关于自己的阶级立场说得这样毫不含糊，其前辈和同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不能同他相比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他也尽情污蔑。他在《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说：“……它的圣经（指《资本论》——引者），它认为至高无上、不容批评的那个学说，只是一册陈腐的经济学教本。我晓得，这本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像这样一个学说，我怎么能接受呢？它认为可取的倒是河底的淤泥，而不是河里的鱼虾。它把粗鄙的无产阶级捧起来，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两者不管有什么缺点，总是生灵中的精粹，人世一切进步的种子，当然是要靠他们来传播的。试问对这样一个教义，我怎么能采纳呢？”⁽⁷⁾同时，他又说：“列宁主义是绝对地明目张胆地、‘非灵异的’，它在情感上、道义上的精神，集中在个人和社会对金钱爱好的态度这一点上。”⁽⁸⁾试看，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仇恨到何等境地！

由于他的夫人露波可娃原来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1925年结婚后，曾去苏联蜜月旅行，后来撰写了《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对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了污蔑、诽谤之能事。他说：“列宁主义是两件事情——宗教与企业——的结合。”⁽⁹⁾“它跟别的新创宗教一样，对积极反抗分子进行迫害，无所谓公道和哀矜。它跟别的新创宗教一样，是不留情的，不讲道理的。它跟别的新创宗教一样，充满着传道者的热情和普遍发扬教义的野心。如果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在伪善者领导下进行迫害、进行宣传的少数狂热者的信仰，那就不多不少，正是说，它是一种宗教，而不只是一个党派，列宁是一个穆罕默德，而不是一个俾斯麦。我们坐在资本主义的安乐椅上，如果要自惊自怪，就不妨把俄罗斯共产主义想象成当年在阿提拉⁽¹⁰⁾领导下的早期基督教徒，他们使用了宗教裁判和耶稣传道的装备，强迫施行《新约全书》规定下的经济制度。”⁽¹¹⁾他又说：“红色的俄国，在我看来，其间可憎可嫌之处实在太多了。”⁽¹²⁾“在经济方面，我看不出俄国共产主义对于我们的经济问题，在智能发展上，在科学价值上，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在西方工业情况下，如果使用共产主义革命策略，将使整个人民陷入贫困与死亡的深渊。”⁽¹³⁾

他还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对于这一时代的歪曲，视同法西斯主义。他说：“在政治领域内对于这一时代的歪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主义。”⁽¹⁴⁾

以上都是凯恩斯1925年在苏联蜜月旅行后的污蔑言论。他对苏联的仇视情绪早已根深蒂固。他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坚决反对对战败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理由是德国无力支付这么大的负担。实则此中还有深一层的理由，即他考虑到战后欧洲的重建问题，必须把德国重新扶植起来，使成为对抗苏联和“革命动荡”的中坚力量。他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一有效力量，在俄国内部是反革命分子，在俄国以外是确立德国秩序与权威的力量。”⁽¹⁵⁾他又说：“如果我们力图耗尽中欧，那我们很快便会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什么还可以长期推延反动势力和剧烈的革命动荡之间的最后内战。在这一内战面前，上次欧洲大战将黯然无光；而且无论是谁得胜，这一内战都将破坏我们这一代文明和进步。”⁽¹⁶⁾这里，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加于德国的战费负担，势必耗尽中欧，他主张保存德国实力，抵制、对抗苏联革命力量，长期推延他所恐惧的“最后内战”。这在实质上就是重建德国实力，作为在俄国以外反对和抵制“剧烈的革命动荡”的力量。列宁在1920年7月19日所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对凯恩斯的政治面貌作了精确的刻画。针对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的上述计谋，列宁指出：“凯恩斯那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在了解了凡尔赛谈判的底细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重建德国实力的企图——引者加）。”⁽¹⁷⁾

在他的代表作《就业通论》一书中，只有极少数几处用简略词句歪曲过马克思和苏联（他用“极权国家”一词）的形象，相对说来，政治态度算是比较隐蔽的。但是，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写信给萧伯纳说：“你要想了解我的心境，你便应当知道，我相信我正在写着的这本经济理论书，会大大地改变……世人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我的新理论被人接受之后……我无法预言这对于人们的行动和社会的情势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是，大的变动必定会发生，特别是会摧毁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基础。”⁽¹⁸⁾试看，凯恩斯竟要运用这部代表著作去“摧毁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基础”。这里应当着重指出，凯恩斯《就业通论》被视为经济学术著作的这本专著竟包藏着这样的阶级企图，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综括以上所述，凯恩斯基于其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英国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陶冶，资产阶级立场十分坚定，阶级感情异常强烈，青年时代就关心政治和政府问题，学而优则仕，决心投身宦海生涯。他的后半生，适逢资本主义危难深重的阶段，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危殆岁月，又经历过20年代英国独特的慢性萧条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凄风苦雨的悲惨境况。他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严重关注，忧心忡忡，而这时传统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在英国占着统治地位，长期地持续地推行着经济紧缩政策，使经济病症日益严重。在这种坎坷多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采取各种方式——特别是间接的方式，把治学同从政紧密结合起来，忠心耿耿为拯救日益衰败的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撰写论文、小册子和专著，出谋献策，奔波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经济学家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本属常情，并不足怪。但凯恩斯把经济学术为政治服务结合得这样始终一贯而且日益紧密，这种独特风格使他成为资本主义危难深重时代经济学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