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方官学
兴办官学本是地方官府的职守所在，统治者每每也强调于此，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曾颁诏曰“兴举学校乃王政之所先”[7]，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的诏书内也强调“学校之设，所以明人伦养贤，为政之要莫先于此。宜令路府州县正官躬亲勉励，各得其才以备选举”[8]。元仁宗延四年(1317年)颁诏曰:“学校为治之本，风化之源。仰各道肃政廉访司官、管民提调正官常加勉励，务要作成人才以备擢用。”[9]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诏严守令之选，以六事责之”[10]，而“学校兴举”即是“六事”之一[11]。原本官员考课的标准为“五事”[12]，后将“学校兴举”等增补其中来加大对官员政绩的考核力度，这也说明元统治者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视。元人苏天爵在为镇江路学所作记中亦提到:“圣天子临御多方，励精为治，慨雨之失时，愍民生之不足，屡命中书选择守令，惠养元元。条制六事，程其殿最，而学校兴举，其先务欤。夫学校者，所以化民隆治也，庠序不修，则治化何由而成。是以有国家者，当以兴学为务，又必得良守令，而后其效着焉。”[13]由上可见，元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兴举。面对最高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的意愿以及“六事”考课的现实压力，地方官员亦不敢懈怠。许多地方官下车伊始，便以兴修学校为先务。以下我们可以以庆元路为例来进行考察。[14]
庆元路学年久失修，“至大己酉夏六月，廉访副使赵公宏伟虑囚实来，环顾叹息:上方向用儒术，世隆加封之典而庙祀弗称，非使人昭尊事宣教化，此固吾职”[15]。遂与郡校官议修缮之事。
奉训大夫韩抟出知昌国州，“顾瞻学宫颓圯日至，喟然叹曰:化民成俗必自学始，爰相厥攸，钩稽负逋，治其岛租，垦其闲田，究整是先”[16]。
奉化州学久未修治，“王公某来为守，悒然叹曰:兹非吾职乎?即与同寮议兴之”[17]。
至正甲午乙科进士陈麟制邑慈溪，“睹其(县学——笔者注)规制褊陋，屋室蠹坏，愀然叹曰:学政之废兴，长民者之责也，我其敢不以为己任者。聘番阳徐勉、会稽钱宰两先生为弟子师，将尽撤栋宇之旧而新是图”[18]。
鄞县尹阮申之治县未几，有恪殿谒，面对县学“结构涂?缺焉未周”的状况，“首以兴缮为急”[19]。
定海县学遭元末变乱，“亦颇坏损”。至正二十一年冬，马元德为尹，“营修论堂，日不暇给，未底于完，代去”。继任者汪以敬亦专注于学，“既谒事，首以兴修为任”[20]。
由于学校兴举事关“上意”、“教化”，又是“职守”所在，故而庆元路、州、县三级地方官员下车伊始，均能将兴修官学作为施政之先务。一些官员出身科举，他们受惠于学校教育和科举体制，深知儒学教育的重要性，自然十分关注学校的兴废。这不仅是重视儒学的表现，亦可以借此来建立与地方士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因为无论是对于兴学还是施政来说，取得地方士人的支持无疑是重要的。
庆元路学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宋代屡有增修。入元之后，修缮依然不断。至元十九年(1282年)，路学毁于火灾。路学教授潘梦桂、黄裳、吴宗彦、史复伯等人“历载缮葺经始，礼殿门庑斋舍，蜪以略具，讲堂有席，养蒙有堂，皆草创未就”。学官们为了居学有所，对路学的重建花费很多心血，但似乎力有不赡，规模未备。至元二十八年冬，肃政廉访副使陈祥下车，“顾仪门庳隘弗称，从祀容服弗严”，面对路学鄙陋的局面，“谓博士、诸生曰:‘化民成俗，劝学为先，尝闻畴昔轮奂之盛意不止是，盍饬工抡材，以复旧观?’”于是主持了此次修缮工作，“越明年夏，鼎新高明，贲饰貌像。六旬而毕，二堂亦告成。又惟斯文与天地并立，华榱岑楼，式毖厥藏，因重建尊经阁五楹”。路学的整体修缮工作于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完成，“
峨壮伟，衿佩耸瞻，咸曰:‘六经如日月陟降庭，止惠我光明，恢人文以迪化原，维贤使者之德，请识成事于石’”。士人们为修缮工作取得进展感到欣喜，希望以刻石的方式来褒扬官员的政绩，这也是对官员施政表示的认可。当然，士人们并非只是作纸上文章，他们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工役当中，譬如对修缮费用的承担，“里士忻然竞助，教授苏君焱撙约学廪，续其不给”[21]。
这次修缮的成果并未保持很久，日月斑驳，庆元路学“见为卑隘，复不以时修葺，凛乎其若压”[22]。至大二年(1309年)，廉访副使赵宏伟以公事到部，见到路学殿堂破败，“环顾叹息:上方向用儒术，世隆加封之典而庙祀弗称，非使人昭尊事、宣教化，此固吾职”。以修学为己任，与教授苏垲谋划重建。于是“督租入，撙用费，学官输俸，诸生辍供，儒人之在籍者助有差。龟吉考度，鸠匠庀工，物直相得，而木石川流，地效其良，劳佚惟均而丁夫云集，人尽其心，群材既丰，众作咸秩”。“是役经始至大二年十月庚申，越明年三月丁未乃备”。大成殿修毕，路学基本上恢复旧观。
官员，学官，生员，儒户，各尽其责，各尽其能。官员领导和组织，学官具体谋划实施，生员、儒户捐纳助役，各方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儒学的兴修复建工作。大成殿修毕，廉访副使赵宏伟莅临行礼，“祗谒荐诚，用答嘉贶。乃揖长老招诸生而进之曰:庠序之设，古今攸重，非直为观美也，盍知所以为学乎?学者合内外之道，自谓开物成务而无本则非治，自谓穷理尽性而无用则非学。本诸心，体诸身，征诸庶民，尧舜行此道，千载而上，所以为唐虞。夫子明此道，千载而下，可以为尧舜。布在方策，炳如日星，学者所宜用力于此。有阁杰然，高明广大，尚友古人，毋使简编之富徒资蠹蚀也。有斋廓然，藏修游息，相与琢磨，毋使群居之乐适滋玩盚也。有堂巍然，正席而讲，环坐而听，毋为口说之胜而耳学之浅也。由是得其门而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源深流长，器大用宏，穷而其志，足以有守;达而其材，可以有为忠信之行，渐被乡闾，诗书之化，陶冶万物，立太平之基，垂无穷之。闻此夫子之道，学者之事，实圣朝加惠学校之至意也”[23]。赵宏伟对诸生的训诫清楚地表明兴修儒学的深意。学宫的兴建是为了给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能够安心于圣贤之学，修器成才，学以致用，教化万物。这不仅是统治者对儒学生员的期望与要求，同时也是士人躬行实践的自我要求，两者并行不悖。赵宏伟本人就是一个自我实践者，“公通古今，知所先后，尝有德于湖湘之民，退而以道自娱乐者十年。上谓:是足司吾风宪者。问学以明理为宗，政事以敦化为要，盖有本者如是”。
在庆元路州县学的修建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儒士积极的身影。昌国州学重修的费用，儒士们积极承担。“泰定元年十月甲子，役兴，用工二千有八百，计缗钱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费，则诸生欣输以佐。”[24]奉化州学兴修，儒士们亦能积极参与，“计其役赋，板栽均丈仞。章逄乐输，胥徒
从，不累旬百堵齐立”[25]。慈溪、鄞县、定海等县学的兴修过程中，也活跃着众多儒士的身影。慈溪县尹陈麟图新儒学，“乃遂大兴土木，捐已俸为众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钱致助，莫敢后”[26]。鄞县尹阮申之为修县学，“割俸以励儒生”[27]。定海县尹汪汝懋倡修县学，“授材庀工，择士视役”，工役修缮所需“资费取诸乐助者有差，仍辍已稍以补不足”[28]。
从庆元路、州、县三级儒学的修建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官员多扮演组织和领导的角色，以行政手段将各种力量调配进入工役当中来，“捐俸倡众”即反映出官员发挥了示范作用，劝励士民投身于工役兴造当中。当然，这也说明地方官府，特别是县级官府，并没有给予修缮工程以直接的钱粮投入，工役费用的承担，主要依赖于以士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教官、生员、儒户等对学校的兴修投入了较多精力，不仅提供修缮费用，而且参与兴修工役的谋划组织工作，例如至正九年，鄞县重修县学之时，许广大为县尹，见县学“栋宇倾压，垣壁穿圮”，“顾瞻恻然曰:‘是学之废乃至尔邪，吾忝以推择而来，凡县事所宜致力者，必于是乎先。’明日计所费，首出家帑以倡，僚佐景从，人士风趋，购材鸠工，土木具举。不再阅月，仆者起，倾者正，挠者、腐者、摧拉者，莫不焕然坚致完好矣。既又撙余赀以制祭器、礼服，增置弟子员余百人，延师教之。复劝邑民之好义者施田如千亩，以给祭祀若师生膳饮。为文会，第其高下。立赏格，置酒如乡饮礼，以尽激励之道。由是学事始大备”[29]。县学重修之所以能有所成效，一方面来自于县尹许广大的尽心职守，同时，“邑民之好义者”也贡献颇多。地方的儒士学官也为了学校的重建工作不遗余力，尽心辅佐许广大，“斯役也，教谕童启、训导袁士元、赵复、崔植实左右之”。可以说，鄞县学的重建卓有成效，是在地方官员与儒士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
地方士人对于官学兴修的参与，不仅体现在谋划和兴造阶段，每当官学修造完毕，他们总是要委托名儒作记以示彰表和垂范。史料中大量的修学记充分体现出儒士的这种态度，如奉化州守王公重修州学成，地方耆老之士“相与燕乐而谋勒文以颂公之贤，着公之惠”[30]。汪汝懋修定海县学成，县学“教官包萃与耆儒等持状谒”刘仁本请为记[31]。许多官学修缮完成后，不仅要为记，还要刻诸石碑以示永久，如鄞县学，历经延元年，泰定二年的修缮后，又分别于至正九年和至正二十四年再次重修。后两次修缮俱有刻石立碑[32]。通过这些石刻碑记，士人抒发了对学校得以修复、教化得以隆兴的欣喜与希望，同时亦是借此来表彰兴役者的善政，与兴役者形成良性互动。正如段天在《重修鄞县学记》中所云:“夫国家敦崇文治，荒陬僻壤有州县之名者，未尝无学。明诏)下，学校必为首称，设科取士，又专以经明行修为选宜，其可以比隆三代矣。而教化之盛犹不能无憾焉者，何哉?奉行者非其人焉耳。许君进士起身，历任州县所至，以诗书礼乐为治。今又膺朝廷重寄以来，其留意学校者，岂止于区区土木丹閕而已哉!表章斯文，作新多士，必次第有其道矣。三年政成，鄞学人才为浙南冠，他邑闻风而兴，古道之复，斯天佑所重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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