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过程中有一些特点,修筑城池

二　修筑城池

城池对于居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首要的功能就是防御和保护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元世祖混一天下，曾下令“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5]。因此许多城墙被拆毁，城市的防御屏障消失了。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官员、豪强大家纷纷要求修城以自保，所以各地兴起了修筑城墙的热潮。

元末天下大乱，各地骚然，江南地区“顾以承平滋久，执事习于因循，忽于细微，不测之变起乎仓猝，中区?优而旁州比县民讹不宁”^[6]。于是江浙行中书省“用江东浙西列郡之请，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备非常”，“并下其事于帅阃，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讲行修筑之政焉”。婺州路“地濒巨海，尤关于要害”，且为浙东海右道肃政1访司治所所在，但其城池废弛已久，时值动乱，无法完成防御和保护的功能。地方认为此实为“今之切务”，属官员“亟谋兴作”。于是“颁其役于州县，州县之长吏各率所部之民来听要束，资粮既具，匠佣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则量地而赋工，中产则输材而佐费，辧落屏蔽，次第就绪。然以古之言地利者盖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惮其勤而诿于方来，由是役既辍而复举，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钱为僦直，募闲民来即工，而官给其食。推求故道，疏凿而浚涤之。州县长吏则更休迭进以董其役”。修城的费用是“大家”、“中产”所出，修护城河的费用为“修城之役所不及者”，地方政府的作用就是“董其役”，实施领导指挥与监督，“大家”、“中产”则成为了修筑工程的主要承担者。在这种动乱时期，快速修筑城池的意义尤为突出，巩固的城池不仅能够保护地方官员，也能够保护“大家”等阶层的利益与安全，“城居者有恃而无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为而忘其劳”，共同利益的驱使是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再如绍兴新城，入元“七八十年，驯至圮废”^[7]，元季变乱，“淮夷梗化挺祸于大江之南，狼藉州郡如无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地方官员于是“集父老喻之曰:‘城池大役也，岂易劳吾民。然劳于始而利厥终。钱唐大方面贼直抵行垣者，以城池之废也。始苏界常湖贼越门而去者，以城池之新固也。汝民所自闻幸，相与惩築且，思经久之图。’民始难之，公又为条告，其赀力先辍俸金率郡县吏及郡之民饶于财者。不足，则以田为之，赋粮二十石上，出若干缗钱，筑若干丈尺;四十石上，数倍之;三石、五石，助赀办各有差;无田者，佣工而就食。民乃悦来，如子听父事，量功命日，不期月落其成”。官员又是通过召集“父老”宣讲利弊、进行劝谕，并捐俸以倡，官员既然如此表率，民众自然要“效仿”。经费不足，又计亩出钱、出工，按照材料所述，结果是田亩越多者出钱愈多，筑城愈长，所以，“大家”、富户便成为建造工役的主力，城墙修筑的顺利成功与其有密切关系。

元代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过程中，有一些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官府多无力为工程提供财政支持，通常只是负责策划、召集工作，多在宏观上进行协调、指导，并实施监督等。第二，材料中多次提到官员召集“父老”商议修筑事宜，说明在公共事务领域，地方官府与民间力量间存在互动机制。地方官府力量不足，需要民间力量给予支持，这也为后者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第三，民间力量事实上承担了繁重的工程任务。一方面，“计亩出粟输直”的结果必然是富有者出力最多，他们是工程费用的主要提供者，另一方面，工程的实施实际上都是由地方精英控制和管理的，包括资金的使用，劳动力的组织分配，如何施工，等等。虽然官员可以“往来莅之”，但其作用重在监督工程的实施，通常不会实施强制干预。大型基础设施的修建，工役浩繁，涉及问题众多，事实上，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工程资金及材料的筹集、人员组织和调配、工程施工及过程监督、修筑人员的后勤保障及工役钱的发放等诸多的任务，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支持才能得以完成。共同利益的驱使，使得官府与民间力量之间必须进行合作。政府需要将部分职责及权力委托给如“大家”、“父老”等，使其能够借助这种权力代替政府履行职责，保证工役的完成。官府的委托与认可会形成一种权威，它被赋予在民间力量的代表如“大家”、“父老”等身上，凭借这种权威，他们对工役进行具体操作执行，调配和管理参与工役的民众，进而形成对乡里社会的控制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