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发展·科学发展问题探讨

二、 增长·发展·科学发展^[7]

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发展的认知，也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其中包括学习和借鉴了在发展问题上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一）“经济彗星”和“经济神话破产”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与此相联系，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以“发展”为课题的学科和理论，诸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

在这场全球范围史无前例的发展潮流中，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影响较大的，有巴西、伊朗等国家。

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一度跻身于世界上工业发达的16国。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泽，许多人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到80年代，巴西出现了经济大幅下滑，接近一半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两极分化严重、腐败现象丛生等问题。于是，政局也跟着出现了动荡。国际社会把巴西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彗星”。

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工业化加速发展，加上得益于世界石油涨价的好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多，创造了一个骄人的经济神话。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严重腐败，大幅增加的财富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好处，还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加上巴列维国王没有处理好同宗教界的关系，引起了一批著名的宗教领袖的强烈不满。这两个“不满”叠加在一起，引发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政治示威和暴乱，一直到巴列维国王被逐出境外。伊朗经济就这样在快速起飞后就迅速衰退。国际社会把伊朗现象称为“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

这些现象，自然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和课题。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了，“增长”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增长等同于发展，以增长取代发展。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在战后形成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在民族独立后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因此主要是经济增长问题。这样的“发展”，就是把“增长”等同于“发展”。这里讲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量的增加上，包括产出量的增加和财富量的增加。显然，对于发展来说，经济增长是最基本的，没有经济的增长，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就没有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发展，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和财富的增加，也包括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包括社会分配结构的完善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包括人的权利的实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发展”与“增长”并不是截然分割的，“发展”包括“增长”又超越“增长”，两者在理念、目标、实现形式和途径上，都有着重大的区别。

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忽略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忽略了财富分配对于经济的意义，因此常常陷入粗放式发展而影响现代化的实现，常常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影响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发展中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受挫。这就是人们从“经济彗星”和“经济神话破产”的思考中获得的重要认识。这种认识，促进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二）布伦特兰夫人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人们从“增长”走向“发展”的时候，不仅注意到要妥善处理经济内部和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系，而且注意到必须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也逐步成为科学的发展理论的组成部分。

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轰动了全世界。这个研究报告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这五个因素，正在呈指数增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人类可能会因为粮食不足而面临饥饿和死亡，可能会因为环境急剧恶化而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可能会因为大量消耗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而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因此，增长不是无极限的。这个研究报告尽管是以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向人类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人类终于觉醒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个世界性会议，是标志着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觉醒的一座里程碑。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信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向大会提供了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报告开卷就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由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几十亿年就已经存在了，而后来人类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类为着自己而用双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的世界。在这后一个世界里，人类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和机器、自己的科学发明以及自己的设想，来创造一个符合人类理想和意愿的环境。”^[8]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能量和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人类生活的这两个世界业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潜在的深刻的矛盾之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中国政府当时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个重要的会议。

终于，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的人类，开始思考怎么样能够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了。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世界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进行长达三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发表了专题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由于这份报告是由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发表的，人们常常称它为布伦特兰夫人报告。这个报告，从全球发展战略的高度，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纲领。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报告的发表，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形成。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颇有创意和影响的理论。在这个崭新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观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所取代。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02位国家首脑、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和会议通过的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

我国也参加了里约热内卢会议，并在会后认真履行会议通过的文件。1994年，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一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提了出来。这以后，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正是在这样认识到“增长”与“发展”的联系和区别的过程中，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些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化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形成了“科学发展”的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