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制度创新

一、传统与制度创新

正如人们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制度创新已成为当前阶段改革的核心目标，呼吁制度建设反映了人们对人治的不满和对法制的希望。但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尚在讨论之中，陈四益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指出:制度并非万能，如果有了制度而不实行，则不仅败坏了制度，也败坏了法制的名声。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中国的儒学传统和专制传统。从传统的理性延续方面探讨制度创新问题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路。

中国的传统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儒家伦理传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集权专制传统。儒学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伦理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学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传统及其传统的惯性影响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对传统我们也不可一概否定，传统其实也是某种理性的体现。以中国为例，专制制度一方面是封建君主和统治者理性的体现——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权力权威，另一方面，专制制度也是处于封闭状态下中国知识阶层(儒家学者)的理性选择。

今天，创新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流行的一个词汇，大的方面有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等，具体的有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方式方法创新等，各种各样的创新工程更是层出不穷，创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似乎中国人传统的守旧和封闭意识已了无痕迹，完全为开放的创新意识所取代。其实不然，传统的封闭意识在当今社会仍有着巨大的惯性影响力:

第一，表现为国人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

第二，表现为国人权利意识的缺失。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是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第三，表现为普遍的唯上意识。这与中国的专制传统密切相关，专制君主高居权力顶峰，视天下为其私家财产，其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臣民只有顺从君主的权威和意志，才能保全其性命，才能维护其利益，所以只唯上、不唯事、不唯下就成为官员的自然选择，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惯性意识。同理，普通民众只有顺从各级各类官员的权威和意志，才能维护其利益，保全其性命。唯上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性选择。

第四，表现为国人责任心淡漠。唯上的结果就是国人责任心的普遍缺失，官员不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平民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何后果自然是上级承担责任，民间谚语“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虽然儒家也强调责任心，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主张，但责任与权利一贯是相辅相成的，在专制制度下，无任何权利可言的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责任心如“爱国”“平天下”等也只能是空洞的、不负任何责任的责任心。在处理具体的事情时，官员们习惯于看上级或君主的意志行事，普通民众则习惯于看官员的意志行事，而很少考虑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或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了谋求自身的眼前利益，人们可能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侵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

当然，传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其影响表现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特别悠久的国度，传统的影响力绝不可能在短期消除或消失，陈四益先生所说的“制度虚置”现象就是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及行为方式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惯性反弹，还有其他现象如权利虚置、责任虚置、法律虚置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传统的惯性反作用的体现，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情。轰轰烈烈的创新运动不可能使传统的守旧与封闭意识在国人的心中归于无形，传统的影响会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可能使任何宏伟的或美好的创新计划、创新措施走形、变调。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实践的失败和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所遭遇的挫折就是这种异化现象最典型的明证。

传统(包括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制度和民众的传统观念、传统的行为方式)是我们的国情，是我们进行任何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也是一种理性活动过程，创新既不可拘泥于传统，也不可无视传统的惯性影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既积极地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思想和经验，又能理性地处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制度在现阶段的惯性影响，所以制度创新(包括政府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我国社会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非常艰巨的社会工程，它的实现程度与我们可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等都密切相关。

二、制度创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制度创新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设计或建立一种美轮美奂理想制度，因为自然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制度，即使有也只会是一种堵塞了任何发展变化可能的封闭的制度，制度创新的真正目标是确立一种动态的、具有超强纠错机制的、开放的制度。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思想创新，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是思想创新，合理地批判和继承传统的思想也是思想创新，理性地对待其他的非主流思想同样是思想创新。而思想创新的前提则是宽松的思想氛围。

此外，制度创新不是个别思想家和政府部门的专利，制度创新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正如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谈到如何在民众中普及权利观念时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并使这种办法能被人们所牢记。结果发现，这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我们也可以说，让民众学会创新的最好途径是让民众参与制度创新过程，启发群众的参与意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培养群众的参与能力，赋予群众充分的监督权和制约权。群众参与意识、参与责任、参与能力的提高和进步是中国进行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土壤。

三、制度创新在自主创新中的意义

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思考，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以往“大投入换高产出”的传统增长观的反思，而且还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化，人们正在逐渐摒弃单纯以数量增长为先导的、“为发展而发展”的片面的发展观，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体进步的原动力——自主创新，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基本完成的同时，实现了以政府认知能力提升为标志的社会发展观的提升。由此，对社会进步的判断标准也超越了简单的“发展主义”，逐步迈向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这一更加成熟、深刻、科学的境界。

从理论上讲，自主创新是高于模仿的一种创新活动，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或者说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体系的“新组合”引入生产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发明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并给生产的当事人带来利润。因此，自主创新强调的是对核心技术的自我研发与拥有，强调的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技术附加值和专利附加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即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又是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因为无论自主创新采取“中性技术进步”(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方式，都是在不增加或减少要素使用的前提下增加产出，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继续以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作为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唯一“武器”，不能仅满足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简单“模仿”，更不能只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设备进口为主的粗放、低级的技术引进的模式上，而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模式，实现“软技术”出口，并提高自主创新对GDP的贡献率。

由于自主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体现社会财富增加方式转变的经济概念。因此，自主创新理念的提出，必然引起旨在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规制的改变。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总是以成本——收益的方式决定着社会人的行为选择。而人又是制度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的选择行为。不同的制度规则对经济人将产生不同的激励。

特定的制度不仅决定有利可图的、可行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而且还能通过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的绩效。所以，先有制度创新，才有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然后才有自主创新的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