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之难：1939年的拉吉科特绝食

二、践行之难：1939年的拉吉科特绝食

并非所有的甘地绝食都能获得奇迹般的效应。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甘地绝食在实践中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困境，有时使得绝食感化成为一厢情愿，或者一纸空文的自律。这一点在1939年的拉吉科特绝食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唯一一次甘地亲口承认失败的绝食。⁽⁴²⁾对这次绝食的研究，我们从中可看到“坚持真”绝食在践行中的困难。

（一）拉吉科特绝食的基本过程

这次绝食同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其内容主要有：

1.政治背景

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在1937年进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国大党大获全胜。11个省地方政府中，国大党在5个省份获得绝大多数，在4个省份成为最大政党。在当时试行地方自治的政体下，国大党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些省份的执政党，其角色悄然发生改变，必须懂得去处理一些全国性的事务。⁽⁴³⁾

这时，土邦的问题出现在国大党人的视野中。独立前的印度，由英国统治区（其组成单元称省）和王公自治区（又称土邦）组成。土邦政治地位相当重要。土邦人口仅占全印度人口的24%，但是在联邦议会中，却占上院2/5的议席，下院1/3的议席。⁽⁴⁴⁾更重要的是，这些土邦完全采取封建式的统治方式，与强调责任政府、代议民主的现代政治格格不入。为此，国大党于1937年在哈利普纳（Haripura）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要依赖各邦群众，争取在各土邦建立责任政府，给予民众各种政治自由，实行民主选择。为此，国大党人在1938—1939年掀起了一股土邦政治变革热潮。⁽⁴⁵⁾

2.国大党在拉吉科特的斗争

国大党在拉吉科特的斗争在此背景下展开。

拉吉科特是古吉拉特地区的一个土邦，也是甘地童年生长的地方，甘地的父亲曾经长期担任该土邦王公的帝万（Diwan，即宰相）。20世纪30年代后期，该土邦的王公达门德拉奢华骄淫，国库亏空，进而滥征杂税，致使民不聊生。当地的民众，在D.N.德巴（D.N.Dhebar）的领导下进行反抗，并开展要求政治改革的运动。双方的冲突于1938年达到高潮，大量的运动参与者被捕，无端遭受殴打甚至被杀害⁽⁴⁶⁾。当地的帝万杜巴·维拉瓦拉（Durbar Virawala）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英国代管人（the Resident）指定的另一英国人坎德尔（Candell）。⁽⁴⁷⁾坎德尔反对达门德拉的胡作非为。达门德拉试图罢免前者，却无法成功，两者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反对王公的运动也不断壮大，许多外地的“坚持真”斗士自觉涌入拉吉科特，参加反对王公的队伍。

为使自己摆脱困境，达门德拉请求国大党领袖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前来协商解决争议。经过两日的协商，双方于1938年12月26日达成协议如下：

（1）所有的镇压措施必须取缔；

（2）释放所有政治犯；

（3）取消“坚持真”反抗运动；

（4）建立十人委员会协商制定该邦宪法，其中7人必须由帕特尔提名，而由达门德拉任命。⁽⁴⁸⁾

然而英国人并不喜欢这样处理事情。英国代管人吉贝森（Gibson）将达门德拉叫到官邸，指责其邀请帕特尔的办法是引狼入室。

在拉吉科特的“坚持真”运动被停止了，政治犯也被释放了。1939年1月4日，帕特尔依照协议提交了7人的提名，但是在27日发布的立宪委员会名单中，仅有其中的3人获得任命。王公以必须留下名额给贱民、穆斯林和巴亚特斯⁽⁴⁹⁾等团体为由进行了修正。帕特尔等表示抗议，但是王公以帕特尔仅仅拥有建议性的权利，自己才拥有最终决定的权力为由，拒绝更改任命。

帕特尔谴责王公和英国代管人背信弃义，并且重新启动抗争运动，遭到了当局更为严厉的镇压。甘地夫人卡斯特芭·甘地（Kasturba Gandhi）也因参加运动被捕。被捕的部分运动战士在狱中开展绝食抗争。局势复归恶化了。

3.甘地的介入和绝食

对于自己的故乡和父亲曾经服务过的王族，甘地无疑有着更为独特的感情。他一直关注拉吉科特的局势。双方再次陷入僵局后，甘地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立场。他不再坚持帕特尔的十分之七的提名权，而是强调，只需王公方面释放政治犯和给予国大党多数提名权就足够了。他要求帕特尔暂停运动，并于2月25日前往拉吉科特，亲手解决那里的难题。

甘地以“纯粹的和平使者”（Purely as a messenger of peace）的身份来到拉吉科特⁽⁵⁰⁾。他马上会见了少数群体——如穆斯林、嘎拉斯亚⁽⁵¹⁾——的代表，同意给予他们一定的席位。他也与再次回到帝万位置的维拉瓦拉展开辛苦的会谈。经过3天的努力，他除了发现这位帝万先生言辞闪烁、朝三暮四以外，就毫无进展了。

3月2日，甘地致信给达门德拉，要求他承认1938年12月26日协议的效力。对于立宪会议成员，达门德拉可以自己任命其中的4人，而帕特尔提名的名额则缩减为5人。甘地还建议他可以任命3个以下的立宪咨询会的理事。

甘地要求达门德拉在明天中午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将进行绝食。

甘地回顾了自己与达门德拉一家的亲密关系。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以我信中的言语为严厉；如果您觉得我的言语或行动确实表现如此，请您与我保持联络。我的父亲曾有幸为您的祖父服务。您的父亲视我为父亲。事实上，在公共会议上，他甚至把我看作是他的精神导师（Guru）……您也因此像我的儿子一样。当然，您也可能不这样看。但是如果您这样看的话，您会很乐意地马上接受我的建议，您也会为12月26日后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您将不会再视我为您和您的邦国的敌人……您会发现我给您的建议是为您好，为了您的权益和职责。”⁽⁵²⁾

可惜这一切仍然只是一厢情愿，达门德拉仍是无动于衷。甘地随即于3月3日中午开始绝食。

甘地多次强调了自己和达门德拉的亲密关系以及绝食的目的。在3月2日对媒体的发布会上，他说：

“人们必须记住我和拉吉科特及其统治者的密切关系。把塔科尔·萨希比（Thakore Saheb，即达门德拉）视为我的儿子，我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受苦来激发他本性中善的一面。我的绝食——尽管我尽量去避免它，如果要说是一种压力，那么我只能说它是各方都欢迎的一种道德压力（moral pressure）。”⁽⁵³⁾

3月3日在正式开始绝食的媒体宣布会上，他再次强调绝食“指向要融化塔科尔·萨希比的心”。⁽⁵⁴⁾

但是，甘地对维拉瓦拉则不这样看。他表示了对维拉瓦拉的失望，并且承认：“只要德巴·维拉瓦拉仍然能对塔科尔·萨希比施加影响，那么拉吉科特人们就完全不可能获得和平。”⁽⁵⁵⁾他把矛头指向了这个背后的黑手，并且认为完全需要把这些事实向公众澄清，以使事件获得顺利的进展。

但是，达门德拉仍然不以为意。3日下午，他在信中重申自己具有完全的任命立宪会议成员的权力。

到了绝食的第二天，甘地按捺不住，他通过当地的英国代管人与总督取得了联系，继续指责维拉瓦拉事实上掌控一切，并且毫无信用可言。他要求最高权力部门介入，裁决这项纠纷。

经过几轮信件往来，3月7日，总督指出，甘地可以将这项纠纷交给印度最高法官裁决。甘地对此感到满意，并于当日停止绝食。⁽⁵⁶⁾

4.绝食的失败

甘地的绝食很快获得表面的成功。4月3日，首席法官马利斯·戈维尔（Maurice Gwyer）做出判决，完全支持甘地和帕特尔的诉求。携带着戈维尔的判决，甘地于4月9日再次来到拉吉科特，满怀希望能够在他的故乡重新推动立宪。

但是很快，冰冷的事实告诉他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达门德拉成功地唆使穆斯林、王公养子和贱民们起来抗议，要求获得独立的代表席位。甘地同意这些团体的主张，同时要求他们必须是由帕特尔来提名——这样才能确保与帕特尔的其他提名保持一个团队，获得稳定的多数。这些团体并不买账，继续抵制立宪活动。4月16日，这种抵制几乎发展成为暴力。在当天甘地举行的祈祷会上，有600多名穆斯林和王公养子团体冲击会场。他们手举黑旗，大声喧哗，破坏会场，最后甚至大打出手。甘地本人也被暴徒推搡、攻击，最终只能依靠在某个较为和平的抗议者身上才勉强逃离现场。⁽⁵⁷⁾

另一方面，达门德拉继续杯葛立宪会议。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帕特尔新的提名。立宪会议无法组建起来，制宪活动被无限期地搁置。甘地继续向英殖民统治代管人寻求帮助，结果仍是无助于事。

最终，甘地不得不承认：“我对与拉吉科特背后的潜伏势力斗争而感到疲惫——这是我一生从未遭遇的困境。”⁽⁵⁸⁾4月24日，甘地放弃戈维尔判决（Gywer Award），黯然离开拉吉科特。带着满怀的挫折和无奈，他坦诚自己的失败：

“拉吉科特似乎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青春。之前我从不服老，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垂垂老矣。我从不感到失望，但是在拉吉科特我的希望却破灭了……

现在我空手而去，身体疲惫、希望破灭……我已经告诉抗议者们，让他们与维拉瓦拉协商，忘掉我和帕特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接受维拉瓦拉的条件。我已经向维拉瓦拉表示‘我输了，希望您能赢’。”⁽⁵⁹⁾

（二）对绝食失败的解释和争论

为什么在获得了最高司法部门的支持后，突然放弃前景大好的判决?这一点令许多亲密的战友和朋友感到不解。为排除众虑，统一大家的思想，甘地早在4月17日，就对放弃判决和绝食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其要旨如下：

第一，自己不应在绝食之外，另寻最高权力的干预。“这不是爱或感化之道。这是强迫的方法。”因为“纯洁的绝食必须只能面向达门德拉。如果不能融化他或者他的建议者维拉瓦拉的心，我应该安心于绝食至死”⁽⁶⁰⁾，而不应在面临困难时另寻他法。

第二，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穆斯林和王公养子集团对自己的仇恨，导致他们的抵制，使自己和他们的和睦关系完全瓦解。

第三，自己对维拉瓦拉不公正。虽然他处处作梗，自己仍不应该对他抱有恶意。“完全可以这样说，爱之道根本没有对他采用过”⁽⁶¹⁾。相反，自己采取的却是“双面游戏”，“即在他的头上高悬一把利剑，却要求和希望他及其主人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治改革”。⁽⁶²⁾

总之，甘地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完全违背了爱之道”的。⁽⁶³⁾这在于自己内心的脆弱和对维拉瓦拉的不信任和恶意。因为信仰“坚持真”的人，必须让自己把所有的人看作是朋友，必须友善地对待他，“激发其内心必有的最善良的一面”。⁽⁶⁴⁾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因为人皆有性灵（atman），即便是维拉瓦拉亦不例外。⁽⁶⁵⁾

所以，所谓绝食的失败，并不在于它的效果上，而是在于它的方法上。在于它没有按照通过“爱来赢得他们”，通过激发对方人性善的一面来感化他们，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法，所以遭遇对手和相关群体（穆斯林、贱民和王公养子集团）的仇恨。效果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方法本身，它只不过是错误方法所导致的自然的错误结果。

为此，虽然甘地的秘书德赛表示质疑，认为完全可以等到最高司法部门再次发出新的指令来挽回局面，甘地也仍拒绝这种建议。相反，他承认自己的退让和道歉，让自己感到解脱和轻松。

对于立宪运动的其他工作者们，甘地则仍耐心劝慰，要求他们要有自信，要把今后的主要工作放到建设性计划中去，致力于纺纱、禁酒（毒、赌）、清除文盲、改善群众卫生状况、帮助和善待穆斯林和贱民等团体上，为勇者的“坚持真”运动打好基础。⁽⁶⁶⁾

无论如何，甘地仍然无法让自己的信众和同事们感到满意，甚至甘地的妹妹、妻子都反对这样的做法⁽⁶⁷⁾，尼赫鲁也指责甘地这次错误的行动，将会使拉吉科特的发展后退上百年。⁽⁶⁸⁾

可见，“坚持真”斗士在坚持自己的绝食之道时，也难免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重新审视拉吉科特绝食

究竟如何来评价这次绝食?它真的是一次失败的绝食?如果是，它失败的原因何在?（第1个命题）甘地自己的检讨是全面而正确的么，是否存在仍需改善的地方?（第2个命题）这次绝食实践对绝食的一般理论提出怎样的挑战呢?（第3个命题）

对此，我们分三个命题进行分析：

1.“坚持真”意义的绝食失败

从上面对争论的回顾中，我们知道，各方对这些问题显然存在尖锐的冲突。甘地的跟随者们，包括运动工作者、妻子、妹妹、秘书和尼赫鲁等，都认为在已经取得几乎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因为暂时的困难放弃绝食，无疑并非明智之举。况且运动的展开本属不易，更是众人团结一致之结果，领导人仅仅因为绝食不完美而放弃几经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果实，无疑有点专断之嫌。

但是，甘地仍然不为所动，断然力排众议，决定放弃判决，停止运动。其背后的原因乃在于，甘地对于“坚持真”运动及其绝食有着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解，而这些并不为他的追随者们所理解或重视——这就是手段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就绝食而言，就在于其“非强迫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具体而言，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它违背了“非强迫性”的根本原则。

这一点为甘地所反复强调，包括在绝食之外另寻更高权力干涉，对对手抱有恶意、不信任，自己内心的脆弱等。这些弱点违背了绝食的根本原则，更是触犯了绝食的根本机制——通过绝食者无私无我的自我牺牲，唤醒绝食对象的善良意志，使其遵行正义。内心的脆弱使绝食者不能信任对手、对其保持善意和尊重，也使绝食者自己缺乏对绝食的信心，导致在绝食之外另寻自以为“更有力”的手段来迫使对方服从。这时，绝食已经完全蜕化为一种强迫性手段，感化的目标也成为政治口号而荡然无存，根本违背了“坚持真”的基本原则。

第二，不完美的绝食产生的功效并不牢固。

在此背景下，王公、帝万和穆斯林等各少数群体对原有立宪协议的杯葛和抵制活动，在甘地的视野中，恰是绝食不纯洁的自然后果。恰如甘地所言：

“维拉瓦拉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判决，自然就不愿意用心去执行它。因此他会利用各种机会尽量延迟立宪。而通过判决——而非通过我自己的方法（指绝食）——来获得成果，也使得穆斯林和王公养子集团对我非常愤怒。而在这之前，我们相谈甚欢。”⁽⁶⁹⁾

作为“坚持真”绝食的发明者，甘地很清楚，真正的“坚持真”的胜利是没有失败方的，是对手心悦诚服的感化和改变。比如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绝食，其结果是纺纱厂主给工人提高工资之后，还派糖给工人表示庆祝。其他的各次绝食，都没有出现对手恶言相向、仇深似海的情况。这次绝食的成功——最高司法部门的判决——显然是表面的，它没有在对手内心获得同意和尊重；它没有成为争端的终点，却成为未来更多纠纷的起点。甘地感觉到了这一切，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冷静和思考后，不得不“壮士割腕”般放弃难得的成果。

所以说，甘地之所以放弃这个判决，承认失败，其目的乃是继续捍卫绝食的“坚持真”之道，也是为了捍卫整个运动的“坚持真”式的非暴力宗旨。试想想，如果在王公和少数群体等坚持抵制的情况下，再诉诸更高权力部门，不仅不能使其心甘情愿地配合立宪——而这是立宪的一个重要前提，更可能激发其更深的厌恶和仇视，在这样的氛围下，和平、健康的心态这个非暴力抗争的前提条件已经荡然无存，继续发展下去，双方完全有可能离暴力不远。如果不慎在甘地的故乡，在国大党人领导的斗争中出现暴力抗争，那对于整个非暴力运动的伤害无疑是难以估计的。

故而，作为非暴力运动之父和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必须让自己组织的所有运动都能在“坚持真”的范围进行，决不能在拉吉科特自毁长城，破坏整个国家“坚持真”运动。所以，这次绝食的失败是在“坚持真”的意义上成立。但是，在纯粹世俗的政治领域，却很难这样去看，毕竟有着更高、更有力量的英殖民政府的判决支持，有着更多的运动斗士，拉吉科特的立宪改革似乎并不遥远。甘地的跟随者们看到了美妙的未来，却忘记了“坚持真”的本性，难怪后期的甘地不得不总是埋怨国大党人并非真心实意践行自己的“坚持真”之道了。⁽⁷⁰⁾

2.不完全的检讨

正如本章所归纳的，甘地对这次绝食失败的检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寻求第三方的帮助、对对手存在恶意、自己精神上的脆弱。这些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却是不完全的。其实，甘地还在两个方面触犯了绝食的基本原则：

第一，误判对手与自己的身份关系。

甘地一直强调，自己视王公达门德拉为儿子，自己的绝食近似于父亲更正儿子的错误。但是，这更多恐怕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仔细分析甘地自己的话语（见本节第一部分第三点），这种感觉并不可靠：甘地父亲为王公的祖父服务，未必真的能够给王公带来什么深刻的印象；王公的父亲视甘地为圣师，这是普通印度教徒都会做的事，没有特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甘地一厢情愿地认定王公和自己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在回顾两人所谓的亲密关系时，他也说了一句：“……你也因此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但是也许你并不这样看。”⁽⁷¹⁾

事实上，我们在甘地与达门德拉的双方信件往来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当甘地表示要绝食时，达门德拉并没有表现出紧张避免的状况，甚至连答复都拖延到甘地开始绝食之后。其后，既没有因为甘地的绝食而屈服，更没有意愿遵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些都说明，甘地所谓自己与达门德拉的亲密关系，都是误判或者是政治言辞。其理由和事实都不能得到证明。

第二，误判采取绝食的时机。

如前所言（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甘地把绝食视为最后的武器，必须是所有一切合法的和非暴力的手段都耗尽并且证明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这次绝食中，甘地竟然求助于最高部门，并且获得成功。不正恰恰说明，合法的途径还没有用尽，并且还有效力的么?甘地明显违背了自己的“坚持真”绝食理论。

所以，甘地对自己的绝食失败的检讨是不完整的。其实，这次绝食从一开始就似乎显得轻率，准备不足，甚至有意气用事之嫌。甘地于2月25日到达拉吉科特，与维拉瓦拉交涉才四日，就马上（3月2日）要求达门德拉答复，甚至只给一日的答复期限，完全没有给其足够的考虑和应对时间。而且，在绝食前的两个宣言中，都强调了维拉瓦拉人格的不可信赖性，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与甘地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对对手的不计前嫌、胸怀坦荡的绅士风度完全不同。或许是甘地自以拉吉科特为故乡而轻视了困难，又或许是甘地对于背信弃义、阴阳两面的做法非常愤怒等因素造成了这次草率的绝食。但是无论如何，这与甘地一直表现的心态平和、超脱功利、慈悲视人的圣人形象完全不同，个中缘由，值得人们去进行更为深入的考究。

3.践行之难：绝食的“阿喀琉斯之踵”⁽⁷²⁾

一直以来，甘地都以圣人形象出现，而他本人也确实具备圣人特性——放弃所有私产从事公共服务、只搭乘三等火车、禁欲、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纺纱、苦行僧打扮、高负荷的工作量，等等。这些都给甘地的所有言行戴上了“圣雄”——伟大的灵魂——的光环，使许多在常人看来，几乎难以实现和运作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在甘地身上出现。即便甘地本人，也将许多常人难以负荷的要求当作人性的本然而作为“坚持真”运动的基本要求，向其信众普遍地提出，要求其遵行。

拉吉科特绝食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这种光环，它展现了一个焦急、愤怒、怨恨，乃至失望、颓败的甘地。正是这个具有常人特征的甘地，在自己创造的“坚持真”绝食中被自己的脆弱击败了。

如果说“坚持真”绝食要超越“饥饿抗议”，要从单纯的强迫服从转向内心的感化，那么这种雄心无疑是需要绝食者非同一般的性格和道德品质。他不仅仅是熟悉绝食的肉体办法，更要熟悉“坚持真”的精神之道。必须有对对手的爱、保持善意、克制自己的焦虑、内心的平和，对至上存在（无论是神与否）的敬畏和信仰等品质，更需要克服对胜利的过分期望，避免自己由于急于求成，而不择手段，从而违反了“坚持真”内心感化的原初动机和基本要求。所有的这些素质，绝非那些有着七情六欲、信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常人所能理解和胜任。即便是圣人一般的甘地，也有失足落马的时候。

可见，“坚持真”绝食在实践之中，难免会因对行动者的过高要求，而无法得到确实的贯彻执行，最终沦为“饥饿抗议”或者遭遇完全失败的境遇。这将会成为“坚持真”绝食自身难以克服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