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被界定为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在文明产生及其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就有两派意见：主流派持“国家说”，认为文明是随国家产生而产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标志。非主流派者认为文明起源于原始社会，文明早在万年之前新石器的农业与村落时代就产生了，故持论为“原始说”。两派论说迥异，但共同点是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因条件不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的文明是有差别的。事实证明：尔后的各种文明因其相互交往、辐射、撞击、吸纳与融合，呈现出差别性与融合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交织的灿烂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越来越丰富多彩，给人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类分文明的前提。多样性使文明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政治文明也不例外），它既便于各不相同的学科进入其研究领域，又极易使人眼花缭乱。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既为我们研究城市政治文明提供了通道，又使其研究头绪纷繁。但是科学研究就是要披荆斩棘，从芜杂纷乱之中理出头绪，发现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当代国际上有人主张“一枝文明独秀”，横蛮地抹杀文明多样性的存在，这是文化殖民主义的霸权表现，既是对历史的无知，又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动。
城市产生之后，人类文明的中心便开始从村落向城市转移，于是以市场交换为特征的城市文明逐渐取代了以母爱加血亲精神为特征的村落文明，出现了城市同乡村的对立，表现出文明在对抗中发展的规律性。城市对农村一方面释放出先进文化、科学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强大辐射力，起着引导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使农村屈从其统治，把困顿、贫穷、愚昧与缓慢的发展丢向农村，长久地保持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个局面的形成既有经济因素的作用，但也是通过国家政治整合功能来完成的。从我国历史来看，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统治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据点（各级政权机关的治所和常设暴力的基地），对国家政权的稳定与文明的兴衰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比较来看，这种城市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一种扭曲性的。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内有一个“城市自治”过程，其城市体制与职能的多样性使它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更丰富。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政治文明的研究，不仅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处理古今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科学借鉴与正确处理中外城市政治文明的关系问题（在今天国际化潮流十分强劲的形势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认识和处理古今中外城市政治文明的关系，科学的态度是：不能因为强调城市政治文明的继承性而否定文明必须与时俱进，特别要着意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政治文明，努力地促进其新质的生成与扩展；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城市政治文明当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无根之物”，只要求有“创新”和“特色”，而否定向历史学习和向国外借鉴的必要性。当前有一种倾向：不少人以为文明就是民主、自由、理性、公正及其制度化的产物，并始发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当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政制衡是其发展的巅峰，等等。因此，他们对国外的自由民主体制之类的东西兴趣特浓，甚至讲话时也中文夹杂英语地将此言称一番。为什么一提及总结并学习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文明经验时，许多人就大摇其头呢？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古代政治除了封建性的糟粕之外，还有文明可言吗？他们认为：在农业中国是找不到政治民主性精华的！显然，这是对民族历史的无知，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与现实的国情，更无助于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发生、人类定居即村落出现之后，原始文明也就产生了。从村落文明发展到早期国家文明，中间经过了酋邦时代的“城邑文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只能从商、周算起。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差异，但就其共识性来说，对当时国家形态是“城邑国家”（也有称“城市国家”的）及其联盟的说法，还是有某种相同点的（当然，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周的国家形态是封建制的统一国家）。不论中国早期国家是诸侯的分权制，还是周天子的集权制，当时的“小国寡为”都类似于古希腊的城市国家，却比它诞生得更早，因此，“国家政治”也就是城市政治；国家政治文明也就是城邑或城市政治文明。据史料记载，西周初期在宗法家长制度下实行“分封制”，其现实目的在于“以藩屏周”。而它收到的实际效果，不但在早中期开展“礼制治国”的几百年间，使我国的城邑政治有了长足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为其后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政治文明大转型提供了基础，其物质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辉煌成果，又为往后2000多年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世界文明史发展的经验也表明：任何民族或国家文明成果的出现不仅是时代风雨浇灌的结果，而且文明也总是在良莠并生的环境中长成，相互之间充满了艰辛斗争，不能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就马克思将政治文明与集权制并列的提示，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尤其是以政治体制为重点的。但是，形成或预设一种政治体制，其前提是要有某种体制意识作指导。因此，那种体制意识是不是符合文明的要求，就不能不成为我们研究政治文明的首要环节。同时，一种政治制度或体制建立之后，它是否能文明地运转起来，还要有许多文明规章制度的配合，其目的既是为了约束行使制度的主体的行为，也是为了约束被制对象的行为。由此，政治文明研究就分布在三个方面：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
从我国古代城市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的基本理论、主要原则和广泛实践上看，以“礼制”为中心而展开的对社会实行“礼治”，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即治国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行动纲领与规范要求。礼治的出发点是以天子、诸侯及大大小小公卿大夫的根本利益为导向的，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政权组织体系同社会的关系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原则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鲜明地表达了“礼治”文明的阶级实质。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这种地地道道的统治阶级维护内部团结、共同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糟粕性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地摒弃。但是，从当时民族的生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来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运用礼治手段“协和万邦”，使大的战乱之后人民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生产发展、文化进步、民生安定显然是有益的。再从政治的机理、功能与作用来看，商、周以来积攒了“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的深厚政治资源，其内容可谓盛矣。后来经孔子删改撰定的“尚书”、“礼记”，事实上就是宣扬“王权礼治”、充分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政治学”教科书（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人有关政治学说的水准），为我国光耀千古的传统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从人民利益出发去研究先秦早期儒家的“礼治文明”，在立场与话语上作一番现代性转换，使之古为今用，因而它的许多警句、格言、论断、哲理和不少对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都是可取的。例如：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指导思想，认为政治的成功关键在礼不在法（并非否定法制的作用），在德不在刑，在上不在下，当权者应当“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转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要讲信用、宽厚爱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当权者要带头遵守礼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求当权者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强调治国必须礼与法并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求在方略上把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工夫，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为政必须名实相符，做事情要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强调开展全民性的道德教育，认为“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认为人人学礼守礼就可以做到“君令（善）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等等，才能出现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早期儒家的这些认识，都是以城市为载体的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可见城市政治在中国政治及其整个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近500年的过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皇权专制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等级制为特征的，它取代了以往的王权礼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虽然从阶级本质与专政方向上看，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国家的运作机制却从名义上的集中变成了事实上的集中，从诸侯分权变成了中央集权，并且扩展到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人心。以往酋邦的城邑与政治文明早期城市国家的政治文明中本来就不多的民主成分全都被抛弃了，皇权专制即绝对的君主独裁制影响了此后2000多年中国的政治发展，以至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27]在勇于正视现实的人看来，我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积极因素已被当前许多城市当权者忽略了，有人对此或者近乎无知；可是对封建专制政治中的家长制、“一言堂”、专横跋扈等消极东西，他们不仅十分欣赏、津津乐道，而且在行动上还时不时地表现出趾高气扬。
说到“言必称希腊”的国外城市政治文明建设，的确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但是也不能盲从。当今文明研究的主流派学者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拔出一些城市政治文明的典型（隐去了大量的专制政治国家的事实），将此称之为“民主政治的摇篮”，这是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不反对强调城市在政治文明乃至整个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那个城市政治文明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决不能泛泛而谈。古代希腊一些思想家不论是对现实国家政治的描摹与述评（诸如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时期对城邦政治体制进行比较研究而写作的《政治学》），还是对理想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与祈盼（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其国民由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他们各自的美德是智慧、勇敢和节制；如果各司其职，国家便实现了正义，等等），始终是在城市这个空间上展开的，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深刻的启迪。但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观局限了他们的眼光，使其研究不能不带上极大的偏见，有些论点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认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还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8]等等。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人本政治的角度观察，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判断也不准确。人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上帝创造、从天上掉下来（天生）的吗？不是！是由一种猿经过几百万年劳动、并在劳动中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社会中造就的。原始社会也有自然形成的政治（原始民主制度），可以称之为“社会政治”，但这种政治最早不是在城市里形成的，而是在原始乡村或村落里形成的。如果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倒也比较地接近事实。同时，亚里士多德把“国家政治”（与之对应的概念为“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城邦存在”的目的，说成是为了使所有的“城邦”中的人都过上“优良的生活”，这就既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也不符合古希腊城邦的历史事实，是一种掩盖城邦阶级性残酷统治的政治理论。实际上，在亚氏和古希腊上层人士看来，能过城邦政治生活即参与国务活动的人，才是“市民”或“公民”，才是具有“理性”、“民主”、“平等”、“公正”之类美德的人，亦即所谓的“文明人”。这种人在城邦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少，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由于亚氏的人=政治动物=文明人的命题，成了当今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西方城市政治文明认识的前提，留下了以抽象人性分析为基础的城市政治分析与文明评判的传统，极大地模糊了城市政治文明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分辨的。真正地在城市兴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狂潮、并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有骄人贡献的，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注重对城市的观察，并对资本主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文明状况做了艰苦的调查与开创性的研究。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恩格斯就指出了城市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起来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特有的、也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有的那种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29]不仅如此，在现代生产方式占优势的城市中，“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即工人的政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党比工人“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30]。列宁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以城市为中心来展开这个光辉论点时，进一步地指出，首都或一般大工商业中心（在我们俄国，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但并非永远如此）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无产阶级掌握了这些中心地区，也就等于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也就等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心脏和枢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点和原则，被人们概括为“城市中心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政治意识文明的基本内容。伟大的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使“城市中心论”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诞生了史无前例的以国家政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列宁的用语中，使用的是“政治文化”这个近似词）的实体。
社会主义城市政治文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不可能脱离城市物质文明（大工业）的发展而单独存在，还需要得到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和支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特别强调了要以城市为中心来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城市的聚集效应使它成为具有人、财、物巨大优势的物质文明的建设基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但可以直接为城市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牢固的基础，而且也是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推动全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迫切需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特别强调大机器工业对社会经济的改造作用，认为：在小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俄国的旧基地上，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城市为基地来实现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否则，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既是首都与大大小小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还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汇之地，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相互斗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激烈斗争的前沿阵地。因此，列宁晚年（尤其是他生病疗养期间）特别注意研究人民宪政与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彻底清除小农“捞一把”的思想意识，如果不从政治文化（文明）上彻底地解决党和苏维埃政权脱离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旧制度的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列宁还对城市的空间布局和未来居民点的分布体系作了具体构想：“使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其基础是自觉地运用科学，集体劳动的联合，人口的重新分布（一方面消灭农村的偏僻状态，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状态；另一方面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31]对列宁的这个科学预见与战略构想，用我们今天的话语解读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政治文明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没有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产生；不建设现代化的城市（特别是大的中心城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发展。鉴于城市及其政治文明在整个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社会主义城市政治文明搞不好，或者发展滞后，或者竟至遭到破坏，则整个社会主义的文明体系势必遭受严重影响，甚至会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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