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南京大学教授、博导　朱　力

2003年在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上是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注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的多项提议，如为农民工讨回拖欠的工资，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问题等，不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在社会政策上对农民工的保护是前所未有的。2005年2月8日，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从中央的社会政策层面明确了农民工的阶级属性及他们在城市中所应享有的权利。进城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他们遇到的问题，自然应该纳入城市管理者的视野中来考虑，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存、工作等基本的权益问题，也要关心他们的职业培训以及文化精神生活等更高层面的需求与权利。农民工问题是城市本身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他们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好坏，注定与所在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城市化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对农民工的研究，人们从经济的视角看得较多，因为农民工的收入提高及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从文化与社会的视角研究农民工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体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农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

城市化与现代化密切相关。从个人适应角度来看，现代化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M.罗吉斯，1988）。“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基于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复杂性的不同，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Louis Wirth，1938）。城市是由城市人、城市物质设施和城市文化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帕克等，1987）。城市不仅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还是一种“城市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农民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城市化不仅仅是物质设施的现代化，城市化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郑杭生，1987）。

踏入城市门槛的农村人，面对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们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着身边的巨变，开始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城市化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辛秋水，1994）。农民工的城市化，基本的含义是指农民工进城后的转变及对城市的认同、适应过程。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涉及农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变迁过程。

“适应”和“社会化”关系密切。社会化与适应是一个事物从两个方面的不同表述。社会化是从社会对人的教化的角度而言，强调的是执行社会化的各种主体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适应主要是从接受社会化的个体角度而言，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化的过程的接受程度。社会化是使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社会相互作用过程……社会化使个人得以了解规范、价值标准、语言、技能、信仰以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模式（伊恩·罗伯逊，1990）。而适应行为则使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符合其所归属群体的或社会文化所公认的某种或全部规范或标准，社会化是人对社会的适应、改造和再适应、再改造的复杂过程（郑杭生，1989）。

进城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新阶层，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一种生活环境，担任了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进城农民工的这种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迁，迫使他们进行自身调整，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城市环境。显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

我们把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划归为3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经济层面上的适应考察农民工的职业、收入和住宿；社会层面的适应考察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文化层面则考察其观念、心理和意愿。这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3个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递进的层次:进城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适应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文化层面上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程度。新的观念、心态和意愿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是进城农民工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存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在文化心理上也适应了，才说明城市化对农民工人格的影响、塑造、提升，由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完成。这3个方面又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

二、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获得与消费生活资料（包括劳务）、支配自由时间与日常生活活动的固定形式与典型特征的总和。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在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社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也都有影响。城乡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而然随之发生变化，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也可以称之为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城市化。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基本限制在“必须消费”上，对生活的要求较低，这种较低的经济参照系的选择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的经济适应，但这种适应还处于一种生存适应状态。

农民工生活方式中的消费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性。在消费上，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奉行“能省则省”的原则，除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费用外，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等其他消费的费用极少。根据南京大学2000年的调查，当时进城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是680.7元，消费为319.6元。在消费结构中，吃饭是一项最主要的开支，平均为177.9元，其次为衣物，平均为52.5元，住宿的开支为42.5元，生活用品为22.9元，交通费用为22.3元，每月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平均仅为1.5元。超过一半的工资都寄回家。可见，大多数农民工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须消费之外，几乎不花费什么钱。文化生活对农民工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干活累，没事睡”是许多农民工单调、匮乏的业余生活的写照。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居民用于教育、休闲、娱乐的享受发展型消费比例上升，由2000年的12.6%上升为2001年1～9月的14.6%，人均消费由628元上升至800元以上”（朱庆芳，2002）。2000年城市居民用于教育和休闲娱乐的月均费用是52.3元，2001年上升到66.7元。

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时间的安排。南京大学调查中（朱力，2002），有一道问题“您工余时间干什么？”可以有多种选择。对这道问题的回答依次有10多种:打牌38%、看电视37%、听收音机36%、聊天35%、逛街30%、看书报20%，这是排在前6位的休闲方式，其余的还有睡觉（一般来说，上倒班的，业余时间大多是睡觉）、搞卫生、干家务、找工作、上舞厅、找老乡等。

另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陈朝兵，2005），当前我国农民工的业余消遣方式单一，其中男性主要为: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人承认自己找过小姐；女性主要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业余时间的安排，因工作性质和个人而异。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他们的职业和居住地相关。由于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行业性与区域性特点，农民工的生活圈子相对较为封闭，难以与城里人接触。居住地是进城农民工除劳动场所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居住的地点及其所在的社区环境，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影响很大。同时，职业的类型决定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进而影响到他们的闲暇时间和精力，而闲暇时间和精力是社会交往的一个必要条件。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仅仅是自我消磨时光。

排在前面的这几种休闲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消费支出，也能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节俭和实用的结合。虽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闲暇方式带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如看书、读报等，但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已婚民工的娱乐活动明显较低，往往只靠身边的一个小收音机打发时间，单身汉的生活压力比较轻，娱乐活动就相对多一些，但也就是聊天、打扑克、下棋、看报纸、写信、在商店或路边看看免费电视；但也有一些20岁左右的农民工开始效仿城里人，唱卡拉OK、跳舞、去公园游玩。女性农民工多了一层乐趣是逛街。农民工闲暇消费最大的特征是无成本的休闲活动。闲暇时间百无聊赖是很多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的感受，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娱乐场所较农村多，农民工们很少涉足。

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有几个明显的原因:一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对都市中动辄数十元的溜冰场、保龄球馆、游泳池等健身场所和茶馆、网吧、酒吧等敬而远之，无力负担娱乐消费。二是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都市人常常从事的如看书、参观美术馆、欣赏音乐、歌舞等活动缺少娱乐消费的要求。三是缺少文化消费引导，民工与当地人接触并不多，他们的娱乐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早来一步的朋友亲戚的。至于报纸、电视上的信息主要是对城市居民所说的，对农民工有用的不多，电视只用来看连续剧。四是农民工所在单位显然对他们的业余生活鲜有顾及。多数的用工单位认为闲暇生活是农民工个人的事，公司无需过问，对农民工的业余活动没有考虑过。出于单位的利益，也不会考虑。农民工之所以难以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主要还是城市高昂的文化消费价格与农民工微薄的经济收入形成的巨大落差，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舍不得用在文化消费上。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改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的途径是他们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同时也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分不开。按美国社会学家沃兹的观点，城市中有一批人实际上是人群中的孤独者，尽管从肉体的角度看，他们和其他人离得很近，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却离得很远。农民工与之非常相似。

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外显的权益受损，开始关注了。我们也要看到他们隐蔽的权益牺牲。农民工支付的隐性成本巨大。近80%的农民工是一个人在外，全家进入城市的还只是少数。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享受到家庭的许多保护性功能，而这是城市居民平时难以想到和理解的。例如，休闲是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如旅游、购物、健身、娱乐等，至少也可以在家中看电视、读书、看报等。这些城市居民十分普通的休闲对农民工则是一种奢侈与渴望。此外，他们没有通常在家庭中可以得到的许多平常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保护功能，如没有情感的交流，没有天伦之乐，没有亲人的关心与精神的慰藉。这些多是农民工支付的隐性的成本。而这些需要也是他们希望得到满足的。有些家庭的功能无法替代，但有些功能是可以替代的，如在文化生活上城市是可以做一些功能替代工作的。

农民工是否也有在业余时间学习深造的要求呢？南京大学调查发现，在城市打工的人中，正在继续学习的人占样本总数的14.5%（朱力，2002）。这主要是一些较正规的企业组织的技术教育。在企业的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第一，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有继续学习的要求，但他们的要求往往受到社会择业热点的影响，比较盲目；第二，农民工学习的要求受自身文化程度限制；第三，有的企业希望农民工通过学习为企业更好地服务，也愿意提供学习的费用，但先决条件是对企业有利。有的农民工认识到自己要适应城市生活，要在城市中发展，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并抓住可能的机会，有少数农民工参与自学考试。

健康、科学的闲暇休闲生活会使身心得到休息，心理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愉悦，会对所在的城市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会与城市居民友好交流。但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农民工能够在8小时内赶上都市人的步伐，但8小时外的生活却与城市人相脱节，显得格格不入，由此引发了城市中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问题。文化生活缺乏不是造成农民工精神困惑的主要原因，但文化生活单调，是影响精神调节的一个原因。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文化生活不满意，“没有电视，没有书可以看，没有能唱歌的地方，没有网吧，现在录像也没得看了。”文化饥渴是影响农民工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负功能日益显现:①没有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和信息传播渠道，使农民工不能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利于农民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②文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休闲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这部分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长期枯燥无味，势必造成一些人精神萎靡乃至崩溃。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接受信息不畅，容易导致农民工思想退化，个人文明素质无法提升。③农民工的生活单调，也给社区带来种种问题。农民工体力上的劳累十分需要文化娱乐活动，以达到精神上的疏解。没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身强力壮的青年人随处游荡，嬉戏哄闹，有的自发地去猎奇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嫖娼等，易给当地社区带来治安隐患。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是社区管理的“处女地”，有待挖掘和开发。④农民工没有城市文化生活，徘徊在城市主流文化生活的外围，“都市里的村庄居住方式”、“都市里的老乡交往方式”，加上“都市里的文化沙漠的闲暇生活方式”，永远是漂泊的“外乡人”，心存一种“过客”心态；难以产生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即无法产生热爱城市的心态，使城市社会化难以在他们身上进行。目前，对农民工业余生活的管理和服务尚属空白，企业和社区要共同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引导农民工健康度过闲暇生活。

农民工的文化层面的适应其实是一种心理适应，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最高等级。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文化方面的心理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对城市的适应过程。解决好农民工文化生活问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城市现代化的大问题。北京曾发生一起农民工因看黄色录像而跌入化粪池惨死的事件，曾广泛牵动社会的神经，它从一个侧面再次向人们暗示:一亿多名进城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

三、建议:如何改进农民工文化生活

1.认识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意义。根据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56%，按每年增长1%计算，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 300万农民涌入城市。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问题将日益突出。当前轻视这一问题的观念有:①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农民工。认为他们只是到城市挣几个苦力钱，不需要文化的农民，农民工本身收入低、文化素质差。其实今天的农民工与10年前的农民工的需求有所不同。以前绝大部分农民工出来打工纯粹为了养家糊口，而现在大部分农民工都有初中或高中文化，他们到城市不仅为了挣钱，还想要见见世面，体验城市文明，寻找发展机会。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工，文化水平、理想信念等较之以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和广大市民一样，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比上一代更为开放。帮助农民工走出文化沙漠，弥补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大缺失，绝非一个意识“超前”的行为，是适逢其时的事业。②文化生活是农民工自身的事情，政府不需要去管理。上亿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要，依靠他们自身是没法满足的，这不仅仅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还关系到人的正常需要与精神权益保障问题。这是企业的问题、是社区（社会）的问题、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解决农民工文化匮乏问题是社会、国家、企业以及农民工自己的共同责任。③农民工有的是，不搞文化活动也不影响招工。近两年“珠江三角”地区产生了民工荒，这不仅仅是工资福利少的问题，还包括对人的尊重、对农民工各种需要的满足问题。农民工很快将会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要吸引农民工，需要未雨绸缪，创造一个适宜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不仅仅要注重他们的生存、劳动权益的保障，也要关注他们的文化精神活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先进完备的文化设施，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定期提供物美价廉甚至是免费的文化产品，让农民工充分享受城市先进文化成果。让他们不仅成为城市经济建设的主人，也成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积极参与城市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

2.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政府只能作为第一推动力，而持久的推动力还在用人单位。要发挥用工单位的主导作用。督促一些有条件的企业组织好农民工的科技培训与文化生活。解决农民工文化匮乏问题，主要应该放在日常工作中，这就应该要求企业给农民工订阅一些报刊，配备一些电视机，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等等。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农民工夜校，没有条件的也可以组织起来，通过行业性组织发挥集体的力量来建立夜校或俱乐部等。政府应该为解决农民工文化匮乏问题，适当进行一些投入。通过这些载体来加强农民工业余学习与娱乐活动。

3.加大文化教育活动中的知识含量。将农民工的文化教育与企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改变他们低下地位的关键因素。对于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应由政府推动、企业操作。建立健全技术培训制度，充分发挥厂校、职校和各行业技术培训基地作用，利用电化教育的优势，开展外来劳动力技术培训。在外来劳动力中广泛开展类似“争当岗位能手”的活动。采取“结对子”的办法，让熟练工、技术能手对他们进行传、帮、带。举办外来职工技术操作运动会。可以专门成立外来职工成才基金会，调动他们学技术、钻业务的积极性，使外来劳动力不仅“引得来”，而且“留得住”。

4.文化活动中要加载积极的精神内容。开展文化活动只是手段，是让农民工安心工作、生活的保障条件，最终目的是激发他们建设城市、热爱城市的积极性。在农民工中开展“第二故乡”的文化认同活动。这需要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区组织的共同投入，共同组织。如开展“热爱第二故乡，建设第二故乡”等主题活动，“争当文明市民”系列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对外来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将他们纳入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各级党、团组织及时做好外来工的党、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吸收他们参加组织生活，并认真做好党团发展工作，在外来劳动力多的单位专门成立了外来工党小组、团支部。举行“先进外来职工”、“建设第二故乡优秀职工”、“建设第二故乡标兵”等评选活动。对这些优秀职工的先进事迹，拍摄电视专题片、召开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广为宣传。

5.工会组织要进入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是工会工作的对象。而他们相对城市身份的工人来说，是工人中的弱势群体，更是十分需要工会组织的关心与保护。各级工会组织应将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最大限度地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并努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当前，工会要进入非公有经济组织。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770万名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名是农民工，占工人总数的近50%，其中大部分农民工集中于新经济组织当中。非公有经济组织是目前工会管理的空白点或薄弱点，工会的缺席是农民工权益易受到伤害的原因之一。非公有经济中的农民工是最需要工会组织的力量支持的地方。工会组织的进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工会为解决农民工业余生活问题，督促企业在保护职工权益与文化生活方面尽到应有的责任。如帮助企业购买电视机、建立图书室、组织流动电影队等。此外，共青团、妇联组织，通过各自的渠道，开展教育活动和文化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做到经常性教育不间断，专题性教育有特色。

6.发挥农民工的自组织作用。当前农民工权益维护基本依靠政府、媒体，依靠自身力量的很少。这不是长久之计，最终目标是让农民工自身能够有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农民工的自身组织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敏感之处在于担心会形成某种力量与政府对抗。但农民工的自身组织只要是以维护自身的各种权益为主的、具有工会性质的，就应允许其发展，以调动农民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只要他们严格遵守社团的规范就可以。它既是压力团体，也是减负团体。适当地让自助性的农民工组织成立，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是一件长久的事情。发展农民工中的精英人物，让他们进入政治领域（如担当地区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做农民工的代言人，让他们自己来表达意见，有许多问题也要由他们自身来解决。此外，农民工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些娱乐性团体，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如组成学艺团体，自娱自乐。组织打工者艺术团、打工妹之家等组织。对这些组织要给予支持。通过自编自演具有浓重农民工生活气息的节目，化解农民工的精神苦恼。当然，这些组织受到能力和资金的限制，再加上数量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贫乏。目前，主要依靠政府与企业、社会的推动。

7.调动社会资源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不是某个具体单位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用工单位、社区、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关心与努力。目前，还有许多社会资源有待挖掘。不花钱的文化消费是农民工最欢迎的。但目前我国文化娱乐的消费设施，如电视机、VCD机、电脑等，是以家庭为单位消费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既不可能带上这些东西，也不可能购买这些东西。而许多电器设施是城市居民闲置不用的，或准备更新换代的设施。这从各个城市生意兴旺的家电收旧行业中可见。我们可以借鉴慈善超市的经验，成立诸如农民工超市。只要有机构组织，许多家庭是愿意捐出归电视机、VCD机、电脑等给农民工使用的。许多电影放在库中沉睡许久，也没有人看，也可以考虑免费提供给农民工看，“送片进工地”。企业图书馆、社区文化阅览室是否可以考虑免费对农民工开放；文化局是否可以组织一些文艺团体为农民工免费演出；体育局是否可以组织农民工开展体育比赛活动；市运动会是否可以引入农民工参加。可以发动退休的专家学者、技术高超的退休职工、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等力量，以社区为主组织农民工学校，学习技术培训、文化补习、科普知识、市民公德、科技资讯、政策法规等内容，也可以学习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还可以争取国内或国外的慈善机构来支持，如爱德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加拿大非政府组织项目等，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可以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心理咨询热线，解决他们的心理苦恼。应该充分利用城市闲置的人力、物力，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提供物美价廉甚至是免费的文化教育产品，让农民工充分享受城市先进文化成果，把他们吸引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来，积极参与城市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

8.注意制度创新。浙江省金华市有关部门招标免费为农民工放电影。免费电影夜市的运作机制是，利用现有的广场空间和观看人数众多的广告效应，吸引企业出资冠名。获得冠名的企业除了可以在银幕架上做固定广告外，还可以在每天电影放映前适度播放企业宣传广告。一年支出的总成本费用包括建银幕架、支付放映、卫生清理、治安维护费用等，由出资企业全额承担。放映的影片和宣传广告由市委宣传部统一把关。这一招吸引了多家企业竞相要求出资^［1］，这是一种将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结合起来的机制，可以持久地运作下去。政府只能起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不可能将事务性的工作全包下来。有了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就有了持久的动力机制，为农民工文化服务的工作就能坚持下去。

9.传媒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带着城乡差别的历史烙印来到城市的农民，遇到精神上的困惑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也有一个过程。传播媒介在化解城市部分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方面可以做许多有益的工作。媒体要多报道农民工中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在社会文化心理上，消除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心理隔阂，我国没有“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建设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让农民工从孤岛化的生活中走出来，真正融入到自己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中去。

农民工整体状况的改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就需要全社会从更深层面对农民工问题予以关注，这不仅需要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做出将农民工利益纳入城市利益体系中，也需要我们为他们做实事、做好事，解决这一城市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待遇与困难处境问题，使他们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主流，从而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

注释:

［1］最后浙江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捷足先登。该分公司总经理王文生说:“这钱花得很值！”他算了这样一笔账:电影夜市平均每晚有2 000多名观众，除去刮风下雨天气和市里举行重大的活动不能放映外，一年少说有50多万人次观众。如此庞大的观众群体，全年总支出的费用不足20万元，这样小成本投入，却能得到长效超值的回报，企业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