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仍须从根救起

1994年，袁伟时教授在《现代与传统》第五辑上发表《人文精神在中国：从根救起》一文，指出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此文可以视为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个总结和反思，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近日，袁伟时教授在广州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人文精神建设的当代意义、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读经热及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意义深远，但也存在局限性

夏和顺：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自动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你当时也是积极参与者。10多年之后，你是如何看待那场文化思潮的？

袁伟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理想的追求为现实利害计较所取代；感觉的满足成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庸俗文化淹没了高雅文化；金钱的权威冲决道德的堤坝，等等。部分有责任感的学者惊呼：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了人文精神，他们开始积极思考对策。1994年，在王晓明等人的策划下，《读书》于当年第三期至第七期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名，陆续刊载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这组文章1996年结集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当时那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由文学界发起的，参加者主要是作家、评论家以及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其中心是在上海，尤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为主力。应该说当时它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思想界及文化界影响深远。但也正因为它是文学界发起的，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对其他文化领域触及不够广，也不够深。其实，这些受到批判的社会现象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虚假的道德高调被冲刷，没有什么不好。

夏和顺：人文精神的内涵应该如何界定？你对人文精神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袁伟时：我本人对人文精神内涵的界定，并没有改变，而是更明晰了。我当时在文章中指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累积的成果，它比人道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在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培育应该是人们经常关注的重大课题，应是通常说的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2003年，我将它概括为：“所谓人文精神，即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

人的价值至上，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应该将人放在中心，这个问题文艺复兴以来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即人的价值得到了尊重，但这样还是太笼统，人的价值一定要落实到公民权利上来，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保障。

人的价值至上的观念一旦确定下来，如何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自由权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体现。这一套制度不分东西方，没有地域限制，具有普世价值。

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文精神的根据，用心良苦，但牵强附会

夏和顺：有学者指出，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即有：“观天文以察事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提法。因此我们今天提倡人文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弘扬。对此，你有何看法？

袁伟时：《周易》包括经和传，蕴藏着很多人生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诸如此类的思想闪光，传承至今，没有中断。可惜，这些是吉光片羽，不成系统。从古至今，研究这部经典的两大流派都认为《易经》是一本卜筮书。虽然它的思想遗产很宝贵，但它并不是古代的《人权宣言》。阅读古代经典的大忌是“增字解经”，赋予它本来没有的东西。“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周易·贲第二十二》的彖辞的原话。它谈论人文的本来意思是什么？文明是“止”，是规矩，是限制；讲规矩、限制就是人文。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规矩“化成天下”？它的答案很清楚：“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是男，是君，是父；坤是女，是臣，是子。它要化成天下的文明秩序是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古代中国的文明规矩后来由汉代的《白虎通义》做了总结，中心就是“三纲六纪（六亲）”。它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已固定化为法典，成为中国历代律例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这里，人的价值是不能得到真正体现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有人宣扬中国古代早就有“人为贵”的思想。以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来说，它的确有“人为贵”的提法。但看看它的前言后语就会了解它的本来的意思：“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这原来是论证三纲的文章，与人文精神根本不搭界！古代优秀的思想遗产应该珍惜，但应拒绝牵强附会。

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如何管理现代社会，人类没有现成经验。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征服、屠杀、经济危机、压迫等劣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严重的内在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以求得人类社会的更大进步？有两种途径：当社会矛盾激化时，革命是一种解决方式，但革命并不能保证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有与建立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制度联结起来，才称得上是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变革。

民主、宪政和法治思想，在古希腊时就已经萌芽，在古罗马时就很发达了。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近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开端。它为什么能从西方出现呢？因为在西方古代的封建制度中，封建主和农奴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从契约而转入法治，是自然的过渡。

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人认同，中国古代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的那种封建制度，有的只是宗法专制制度。因此要向法治社会转型，相当艰难。

所以说，人文精神在更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的知识分子硬要从中国古代找到根据，甚至有人认为“乡校”是议会制的萌芽，儒学可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乃至后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可谓用心良苦。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牵强附会。

夏和顺：当代人文精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观念相比，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其标志是什么？

袁伟时：当代人文精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文明的成果。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后，其惨痛的教训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在经济上，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1929年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证明，不善于管理的市场经济会变为魔鬼。从罗斯福的新政开始，经过不断探索，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弱势群体不至于生活无着。此后随着管理制度的完善，再没有出现过世界性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社会保障体系自德国俾斯麦政府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运动兴起，推动了这个进程。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两者在融合。

在政治上，殖民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及其种族屠杀政策、苏联的反面教训等也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便是这一反思的总结。这两个公约荟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内涵阐释得更加具体和完备，公民权利的保障则制度化、系统化了。经济应该持续发展，但社会应该公平和正义。这两个公约标志着人文精神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

对这两个公约，中国政府也是认同的。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后来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个公约。1998年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近年来，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批准这个条约。

不能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混同，读经热是一股歪风，有违现代教育思想

夏和顺：你是学者，又是教育家，你10多年前呼吁人文精神从根救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痛感中国素质教育的落后。最近几年，在文化热之余，又掀起一股传统热、读经热。你怎么看传统热、读经热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关系？

袁伟时：中国的史学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也是很辉煌的，中医中药至今还是中国人健康的护卫神。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我反复说过，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遗产不能弃置，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很好的继承。

儒家很重视道德修养。比如他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有益补充，对政府官员而言，尤为重要。又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这类励志格言，鼓励上进，没有什么不好。

各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很重要，都值得继承，关键是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不能拘泥于传统而不能自拔。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是现代公民立身之本。公民权利强调的是自由、平等，而传统文化讲三纲六纪，这与现代人文精神是对立的。我们不能食古不化，要剥离这些糟粕，继承其他优秀成分。

不要中国传统是错误的，但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它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是相抵触的。我们不能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有人就将法家与法治混同。法家讲究的是残酷统治，与现代法治是两码事。我们要引进吸收现代法治思想，否则中国的现代化会走向歪路。

国民教育要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前一个多星期，台湾有一名教授到广州，自称是全世界第一个推动读经的人。其实，他爸妈还没有出生，军阀们已经拼命提倡读经了。他说现代小学教育是垃圾，认为只要读经，可以不学数学。这是胡说八道，完全不知道现代公民教育和义务教育为何物。

我们对传统教育重视够不够？这要系统研究再下结论。以中国大陆来说，义务教育阶段，9年要熟读200多篇诗文，其中一半是中国古代诗文。多了还是少了，这要慎重研究后再下结论。如果家长个人希望孩子读经，作为课外的补充，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作为义务教育的内容，不能规定必须读经。现在义务教育的根本缺陷是学生负担太重，始终贯穿培养“乖孩子”的原则，要听话。传统诗文中恰恰就是这样。《三字经》、《弟子规》尽灌输这类观念。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不会火上加油。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现代教育，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而他们弄的读经运动，提倡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与这一原则恰恰是违背的，是一股与现代教育背道而驰的歪风。

夏和顺：你十多年前即提出，人文精神盛衰，其主要标志不在于是否出现几个深具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要观察在一定时空下的人群状况。群体的人文精神指标，就是由人的解放程度决定的。你认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城市人文精神不是虚文，要体现在制度上。在我看来，有四个方面不能忽视，每一方面都应体现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不是说农村不必理会这些问题，而是城市应该走在前面：

一、落实法治。

法治与通常说的依法施政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中心。法治首先要治政府。现在常见的现象是部门霸占立法权，把自己的利益法制化，这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恶法，与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应该从源头开始，让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用制度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行为规范了，市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二、建设高素质的文化教育体系。

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别是有思想，有文化。建设高素质而廉价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意义不必赘言，但我们还要建设高水平的文化设施，让市民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光有硬件不行，市民精神世界的自由权利不应受到侵犯。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古今中外，天下百家，海阔天空，我喜欢什么，任何人都管不着！官员指手画脚，艺术家和学者动辄得咎，小百姓要察言观色，什么人文精神都会化为乌有。

三、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在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收入有较大差别并不可怕，工资水平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决定的。高收入者的经营和消费是会惠及百姓的，更不用说日益昌盛的慈善活动了。可怕的是衣食无着、无人救济，既贫且病、求医无门，饱受欺凌而司法不公，这些才是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

四、发展公民社会。

人，公民，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一要有自己自发和自下而上的组织；二要有声音。没有公民的监督，官员不可能认真守法和真正忠于职守。孟子说得好：“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有稳定收入特别是有物业的公民，他们的总的趋势必然是平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发展和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报刊和网络应该是真正的“大众传媒”，善待传媒，就是尊重公民。

原载《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0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