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统一与自由立宪政治联系

第一节　民族统一与自由立宪政治

〔民族运动与战争〕从1815年至1850年之中间，在欧洲各国，尤其是比较文化发达的中欧西欧国家，几皆有继续不断的骚乱，但它们相互间究未有正式的战争。而在此时期以后，则欧洲国家相互间战争迭见。英法与俄罗斯之间有克里米亚之战Crimean War(1854～1856年);法国及萨地尼亚有对奥战争(1859～1860年);随后有普奥对丹麦的战争(1864年)，有普奥战争(1866年)，有普法战争(1870～1871年)，有俄土战争(1877～1878年)。此种种战争，都是直接间接起于民族统一独立运动，而1863年之波兰革命亦起于同一的原因。为此时代政治之支配的要素者，已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此时代政治活动之中心在民族运动;民族主义为欧洲政治上的大势力。

〔民族运动战争的结果〕然在此时代中，欧洲国家战争之一个主要的结果，为自由政治制度之扩张，其显著有过于自由宪政运动时代;欧洲大多数国家，至1878年，各具有巩固的政府。就全体说来，欧洲国家除东欧及欧洲东南部之纷扰不进步的区域以外，从那时候以后，重要的政治变动殊少。我们可以说，就主要的国家看，民族统一之时代同时亦是宪政确定之时代。民族主义之胜利与革命运动之衰落及立宪问题之解决，其间有密切之关系。

第一，在分裂的国家，如德意志、意大利者，民族运动之胜利，有以消除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之冲突，除去影响前时代改革运动之一个弱点;盖此两者曾因冲突之故自相消杀。此项弱点后来犹存在于奥匈帝国，彼处民族运动迄未确然成功。同时而民族的统一，供给了自由政府之一个切要的基础，即参加政府者之情感一致;而此项情感之一致，尤其在人民为共同争斗共同胜利而团结之处，特为强固。新民族国家创设的政治制度所以运用成功，此殆为其主要的理由。

第二，在时代成功的民族运动，每次皆以既存的政府为领袖，他们是掌握国家之组织的势力者。从奥大利之羁绊解放意大利者，为萨地尼亚王国，虽则若不是民族精神已经在全意大利活动，其结果或未能完全成就。毕士马克之能统一德意志民族而建设全德意志帝国，实赖普鲁士之军队势力，虽则若不是民族精神先已在全德意志激发，毕士马克之胜利未必能如是之容易获得，而其结果亦未必能如是之热心见接受于国民。政府在国民事业之活动，实以两个方式影响于自由运动。在一方面，此活动破坏改革派首领对于既存的政府之敌忾，而同时使他们觉悟组织的军队势力之强不可抗，而有与之妥协的必要;于是始之为国王及其大臣的死敌者，而兹值后者已自任为国民的领袖，乃愿与之合作。而在他方面，政府亦依民族战争之经验受有教训，而深悟他们可从民众援助取得强力，于是急愿与他们的旧敌调和，而依自治制度之赋予，以博得民众之援助。因为此等理由，民族战争时代，在新成立的国家，睹政府与旧改革党(主为中流阶级)之联合。

〔其他国家之政治改革〕宪政的树立不仅见诸国民运动胜利之国家。即在民族战争中失败之国家，其结果亦是到处睹议院制度之扩张;则因为既存的政府因战败而失其信望，不能抵抗自由主义之运动。例如丹麦1864年之战败，使国王接受一个真正的议院制度。在奥大利则因为1859年战败之损失威望，从1860年以来发生政治骚动;而1866年对普战争之败挫，随即继以从1867年以来宪法的大改革。在法兰西则1870年普法战役之耻辱，致拿破仑帝国倾覆，民主的第三共和产生。最后，半受时代倾向之影响，半为自然的发达的结果，未直接受民族战争的影响之国家，亦于其政治制度中施行变革。英国于1867年增进民主主义的改革。即俄国亦开始改革之程序，不过未充分前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