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国际制度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公共政策的收益分散时，如果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利益相一致，国家自主性就会遇到动员困境。在常规政治中，国家在利益集团政治中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的现象集中反映了这种动员困境。在抗争政治中，国家所许可的、乃至所支持的社会运动的式微也集中反映了这种动员困境。[70]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将国内政策与国际制度相联系的方式来推动与其偏好一致的非国家行为体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公共政策偏好。
在理性选择的视野下，资源动员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些资源既可以是有形资源，如金钱、设施和通讯工具，也可以是无形资源，如正当性、人力资本等。查尔斯·蒂利指出:“动员指的是获取对资源的集体控制，而非资源的累积。一个集团规模的增长可以拥有更多的人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致力于集体目标的人力也绝对增加或者成比例地增加……集体控制的增加才能构成动员。没有一定程度的动员，一个集团可以繁荣，但不能争取权力。”[71] 这种资源动员模式强调组织基础、资源积累和集体协调对于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和汇合倾向。[72] 国际制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加国内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从而有助于国家推动与自己偏好一致的国内集体行动。
首先，国际制度可以使某些与国家行为体偏好一致的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一定的集体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它们可以协调彼此的行动。认同是政治动员的基础。没有最低限度的集体身份认同，即使是潜在利益一致的行为体也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正如西德尼·塔罗所指出的:“动员工作依赖于认同构造，以便促成集体行动联盟和互动。”[73] 资源动员理论表明，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连通可以看作是策略性的。即使集体认同的建构本身是一种成就，它对后续进程也造成了工具性的后果。[74] 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揭示了政党认同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工具性作用。罗格·迈尔森（Roger Myerson）和罗伯特·韦伯（Robert Weber）在考察选举制度时就提出，政党认同可以解决参与者所遇到的协调问题。政党成员身份形成了协调均衡，利益攸关的个人或集团由此可以在各种议题和选举上紧密结合以实现它们的某些共同目标。[75]
认同并不一定都是政治体系建构的产物。比如，认同可能来自于血缘、宗教、族群、职业分野等。但是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集体身份认同与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国家政权构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近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表明，国家构建不仅使政府成为公民提出要求的对象，还导致对公民政治身份的建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提出，现代国家努力将其统治对象加以理性化和标准化，从而使其成为更清晰和更便于管理的形式，以使国家可以有区别的介入各种事务。[76] 比如税收、行政法令和户口调查类目的标准化都促进了原本敌对或互不关心的群体间的联合，而将公民分成不同类别的团体则造成了新的社会认同，或者为更广泛的联系奠定了基础。[77] 在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国际制度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制度对国内行为体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正如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在考察全球化对抗争政治的影响时所注意到的:“文化与制度的标准化使得倡议者更益于以相似的方式去建构各种问题，同时也使得典型形式的抗争更益于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理解和采用。”[78] 当这种身份认同对某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行动必不可少时，如果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利益相一致，国际制度就有助于国家克服政治动员的困境。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既可能是被动继承的，也可能是主动建构的。但无论如何，身份认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对政治机遇和制约、策略需要和可取的文化资源中的变化作出的回应。[79] 国家可以通过对国际条约的批准、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等方式来塑造对实现国家偏好有利的社会认同。比如，贝思·西蒙斯认为政府对国际人权条约的批准揭示了关于政府在权利事业上的正式承诺的信息:“国际人权条约包含了具有说服力的新信息和新观念，进而影响公众的价值和信念。他们可能会将本地的文化或政治实践置于更普遍的背景下，思考先前他们从来没有思考的某些权利。”[80] 当政府倾向于支持这些行为体对权利的寻求时，就会选择批准这些国际人权条约。
其次，通过条约批准、国内立法转化等方式，国际制度为与其规则或规范相符的国内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法律工具。具体而言，国际法主要以两种方式导入国内法律制度中。其一是国家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在一元化的法律体系中通常可以被直接纳入国内法，由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予以适用。其二，无论对已批准或未批准的国际条约，还是国际习惯法，国家均可应用立法的程序将其引入本国法律中，实现国际法向国内法的转化。例如某一国内法通过引用而融合一些条约的内容，或要求国内官员遵循条约规范或参照在条约或国际习惯法中明确规定的政策。[81] 这些渗透到国内法律制度的国际法可以成为与社会行为体进行法律动员（legal mobilization）的工具。当这些社会行为体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偏好一致时，法律动员就增加了国家自主性。
将法律看作工具的观点在法理学中并不新鲜。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就将法律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下，实用主义法律工具观与马克思主义法律工具论遥相呼应，将法律看作是社会行为体用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在这种视野下，法律不仅是当事人实现自己利益的有效工具，而且是国家与社会在彼此博弈中都予以采用的工具。[82] 在国内集体行动面临困境的背景下，法律可以成为一种动员工具。弗朗西斯·卡恩·泽曼斯（Frances Kahn Zemans）认为，当一种渴望或一种需求转化为一种法律权利的要求时，就发生了法律动员。同时，这种权利要求的基础在于法治，包含了以国家权力作为其自身代表的含蓄威胁。[83] 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形式，法律动员使公民得以运用公共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法律体系通过在个体基础上构造案件和争议，为政府限制某些对己不利的集体行动或者推动对己有利的集体行动提供了路径。
国际法的国内化为国内法律动员提供了无形的资源，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正当性（legitimacy）和焦点（focal points）。正当性，也称合法性，指的是依从某个政治体系的意愿，而不管该体系是如何建立的。[84]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政治正当性越来越来自法治。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划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越来越多地从历史和习俗（传统型权威）、人格力量（克里斯玛型权威）转向正式的法律框架（法理型权威）。当国家批准了国际条约或者进行了相关的国内立法后，条约的受益者更愿意动员起来，因为其要求是立基于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而且，“条约在确立一项要求的正当性上特别有用，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好的惯例所具有的全球共识，并为要求的本质提供了相对明晰的陈述。”[85] 作为全球社会的共识，国际法一旦为国家所接受，某项权利或者某种政策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建立国内与国际社会、特殊与普遍价值的连接而得到强化，进而减少相应的国内抵抗。比如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尽管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但自由贸易原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中的嵌入改变了国内自由化倡导者和反对者之间争论的利害关系。正当性使政治争论不再限于对狭隘的经济利益的衡量，因为实现自由化的决定包含了对国际法的服从。
作为焦点，渗透到国内法律制度的国际法也有助于协调国内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并确立集体行动的优先日程。在博弈论中，托马斯·谢林最早阐述了焦点的概念。根据他的阐述，多数讨价还价的情形最终归结为一个点，在该点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指望对方会让步:“某个焦点使双方成功地对彼此预期做出判断，从而达到某种默契。”[86] 由于集体行动涉及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和收益分配，那些具有“显著性、惟一性、简明性、先例性的特定结果”会使各方减少讨价还价的困扰而尽快协调彼此的行动，降低有关各方的交易成本。作为一种经过相对清晰表述的规则和规范，国际条约可以发挥焦点的作用来汇聚行为体的期望。国家行为体可以将国际条约作为国内相关立法和政策的蓝本和模板，为自己所期望推动的国内集体行动提供清晰的目标模式和行动路线图。此外，在条约的规则不甚清晰时，国际组织也可以通过确定行动的方向和建立可接受的行动界限来确定规则的具体含义。正如迈克尔·巴尼特和玛莎·芬尼莫尔指出的:“国家建立国际组织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以及追求集体利益，也是为了有助于界定这些问题和事务”。[87] 这样，国际制度可以为国内集体行动提供协调的焦点。
再次，通过制度化的议题联系，国际制度为与国家偏好一致的国内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遇。根据收益的集中/分散程度，公共政策领域涉及不同的情况。有的公共政策的收益集中，比如保护贸易政策。有的公共政策的收益分散，比如自由贸易政策。在前一种情况下，受益者作为“小集团”很容易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推动自己所偏好的公共政策。在后一种情况下，受益者作为“大集团”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推动自己所偏好的公共政策。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选择性激励”的方法将“大集团”转变为“小集团”，同样也有可能提供集体物品。国际制度所确立的制度化议题联系就是这样一种选择性激励。
资源动员理论表明，有效的动员需要一定的政治机遇结构。简单地说，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各种促进或阻碍某一政治行为体之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种种变化。[88] 机遇或威胁的归因作为一种驱动机制，在以下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条件下才能引发动员:（1）对潜在的挑战者而言是可见的；（2）被认识到是一种机遇。[89] 众所周知，议题联系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这些议题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而不能分开进行处理。在很多情况下，“外交家人为地在谈判中把两个分立的对象硬联系在一起，利用一个对象作为影响另一个的平衡手段”。[90] 比如在国际谈判中，一方许诺另一方，“如果你做X，我就会做R，但是如果你不做X，我就不会做R。”[91] 如果X在另一方国内遇到否决者的反对，但R在另一方国内的受益者相对集中，R的受益者为了获得R就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来推动本国政府做X，或阻止本国其他否决者对做X的否决。通过X与R之间的议题联系，国内本难以实现的集体行动有可能得以实现。这样，议题联系通过“机遇或威胁的归因”，使在没有议题联系时无动于衷的人们被动员起来。
作为贸易政治研究的早期开拓者，沙特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很早就提出，通过扩展冲突的范围，受损者试图在冲突中卷入更多的人，直到力量平衡被改变为止。[92] 贸易政治的主流文献在探讨贸易自由化何以实现时，大都强调了议题联系（互惠）对自由贸易受益者的动员功能。“当议题联系扩展了谈判每个部分的利害时，更多的国内行为体卷入谈判之中。既然在一个议题上的闭锁会导致整个谈判的失败，从谈判中获益的行为体必须在谈判每个问题的进展上施压。参与的扩展业已作为一种策略来克服国内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93] 如果政府具有自由贸易的偏好，就会通过扩展谈判议程的范围来动员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联盟。当加入新的议题时，新的联盟将会形成并对付保护主义集团，从而为政府提供了政治租金以超过保护主义联盟施加的成本。[94]
从性质上讲，议题联系属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承诺或者威胁。这样，承诺的可信性会影响议题联系的结果。正如克里斯蒂娜·戴维斯所强调的:“议题联系的可信性改变了它对国内政治的影响”。[95] 比如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议题联系越可信，出口利益集团越有可能进入农业政策争论并推动自由化。如果政府拒绝就农业自由化和贸易伙伴展开谈判，将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贸易伙伴将会缩小议题范围，同意在没有农产品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品自由化；二是贸易伙伴坚持议题联系，拒绝在没有农产品自由化的情况下签署任何协议。如果议题联系看上去是不可信的，出口利益集团将会期待第一种可能的结果，而没有理由关心农业谈判的进程。但是如果议题联系是可信的，他们将期待第二种可能的结果，并且为了避免谈判崩溃而游说推动农业自由化。[96] 结合上一节阐述的理论，国际制度可以增强承诺的可信性。类似的逻辑可以适用于议题联系，即国际制度可以增强议题联系的可信性。实际上，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联系发生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制度的背景下。与双边的谈判相比，国际制度正式化的议题联系具有更大的可信性。这样，国际制度通过制度化的议题联系可以为某些国内集体行动提供有效的激励，并在这些国内集体行动与国家偏好相符时增强国家自主性。
【注释】
[1]Daniel Drezner，ed.，Locating the Proper Authorities: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16.
[2]Peter 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9.
[3]罗伯特·贝茨:《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刘骥、高飞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2页。
[4]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5]G.John Ikenberry，David Lake，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onomic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13.
[6]Andrew Moravcsik，“Whythe European Union Strengthens the Stat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at Harvard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52，1994，p.7.
[7]Daniel Drezner，ed.，Locating the Proper Authorities: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16.
[8]George Tsebelis，Veto Players: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p.34.
[9]布里吉特·斯塔奇、马克·波义耳、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外交谈判导论》，陈志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0]Andrew Moravcsik，“Why the European Union Strengthens the Stat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8.
[11]Rachel Brewster，“The Domestic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4，No.2，2004，pp.27-29.
[12]Ibid.，p.29.
[13]Daniel Drezner，ed.，Locating the Proper Authorities: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p.18.
[14]Lisa L.Martin，Democratic Commitments: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8.
[15]Andrew Moravcsik，“Why the European Union Strengthens the Stat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20-21.
[16]Ibid.，p.12.
[17]Helen V.Milner，Interests，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4.
[18]Norrin Ripsman，Peacemaking by Democracies:The Effect of State Autonomy on the Post-World War Settlements，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p.57-59.
[19]Ibid.，p.59.
[20]Alastair Iain Johnston，“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No.4，2001，pp.487-515.
[21]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24-25.
[22]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赵晨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23]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24]James Raymond Vreeland，The IMF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4.
[25]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8-29.
[26]Barry Weingast and William Marshall，“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or Why Legislatures，Like Firms，Are not Organized as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6，No.1，1988，pp.131-163.
[27]Oliver 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pp.48-49.
[28]Paul Milgrom，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rchant，Private Judge sand the Champagne Fairs，”Economics and Politics，Vol.2，No.1，1990，pp.1-23.
[29]Paul Milgrom，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The Law Merchant，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p.3.
[30]Robert Yarbrough and Beth Yarbrough，“Reciprocity，Bilateralism and Economic‘Hostages’:Self-enforcing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0，No.1，1986，pp.13-14.
[31]Andrew Guzman，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3-48.
[32]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Winter1986，p.8.
[33]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34]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战略与制度》，载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35]Andrew Guzman，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p.41.
[36]Charles Lipson，Standing Guard: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7.
[37]Charles Lipson，Standing Guard: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p.166.
[38]Zachary Elkins，Andrew Guzman，and Beth A.Simmons，“Competing for Capital:The Diff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1960-200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4，2006，pp.811-846.
[39]Ibid.，pp.823-824.
[40]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41]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9，No.4，1989，pp.803-832.
[42]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817.
[43]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第26页。
[44]Kenneth Abbott，Robert O.Keohane，Andrew Moravcsik，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01.
[45]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46]Darren G.Hawkins，David A.Lake，Daniel Nielson，and Michael Tierney:“Delegation under Anarchy: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Principle-agent Theory，”in Darren G.Hawkins，David A.Lake，Daniel Nielson，and Michael Tierney，eds.，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9.
[47]Edward Mansfield and Jon Pevehouse，“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p.137-167.
[48]Songying Fang and Erica Owen，“Subtle Signals，Limited Devic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of Nondemocrac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Rice University，2010.
[49]Helen V.Milner，“Foreign Aidand Domestic Principal-agent Problems”，in Darren G.Hawkins，David A.Lake，Daniel Nielson，and Michael Tierney eds.，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7-139.
[50]Ibid.，pp.118-119.
[51]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第156页。
[52]同上书，第157-158页。
[53]Margaret Levi，“A Model，a Method，and a Map: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in Mark I.Lichbach and Alan S.Zuckerman，eds，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 Struc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8.
[54]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1页。
[55]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4，No.2，2000，pp.251-267.
[56]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p.261.
[57]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65.
[58]奥利佛·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页。
[59]Peter Gourevitch，“The Governanc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44.
[60]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61]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3页。
[62]John Barton，Judith Goldstein，Timothy Josling，and Richard Steinberg，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e Regime:Politics，Law，and Economics of the GATT and the WT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63]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p.255.
[64]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68.
[65]陈宗翼:《中国贸易政府机构的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变迁与延续》，载陈志敏、崔大伟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7-316页。
[66]笔者于2012年6月3日对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官员的访谈。
[67]Beth A.Simmons and Allison Danner，“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2，2010，pp.225-256.
[68]这种从承诺可信性角度来解释内战的判断符合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参见James 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379-414。
[69]Beth A.Simmons and Allison Danner，“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p.234.
[70]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运动以国家作为抗争目标，国家则力图压制社会运动。但近期的研究表明，国家也会采取行动来使社会运动认可国家，甚至直接支持社会运动的目标。特别是当国家行为体在常规政治框架内无法实现其目标时，国家也会运用社会运动的力量来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在2012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发生后，奥巴马政府中不少政府官员，比如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等都对抗议的动机表示理解和同情。奥巴马总统则表示自己听到了民众的诉求，并借机抨击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阻挠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实施。这次“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对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增强了奥巴马总统对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额外税收以资助就业计划的决心。当然，在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社会运动对国家来说即使是可资利用的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鉴于对“占领华尔街”的过多认同会使中间选民的支持流失，并会使华尔街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合作更加困难，奥巴马政府与“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参见杰克·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14-18页；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73-92页。
[71]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8，p.78.
[72]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73]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74]艾尔东·莫里斯、卡罗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75]Roger Myers on and Robert Weber，“A Theory of Voting Equilibri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1993，pp.102-114.
[76]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胡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77]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第87页。
[78]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79]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第161页。
[80]Beth A.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3.
[81]约翰·H.杰克逊:《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赵龙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48页。
[82]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17页。
[83]Frances Kahn Zemans，“Legal Mobilization:The Neglec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7，No.3，1983，p.700.
[84]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85]Beth A.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p.147.
[86]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87]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第32页。
[88]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第62页。
[89]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第55页。
[90]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杨静予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
[91]Ronald Mitchell and Patricia Keilbach，“Situation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Reciprocity，Coercion and Ex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899.
[92]E.E.Schattschneider，Politics，Presssures and the Tariff:A Study of Free Private Enterprise in Pressure Politics，as Shown in the1929-1930Revision of Tariff，New York:Prentice-Hall，1935，p.40.
[93]Christina Davis，Food Fightsover Free Trade: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ssue Linkage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44.
[94]Anu Bradford，When the WTO Works，and How It Fails，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1，No.1，2010，p.12.
[95]Christina Davis，Food Fightsover Free Trade: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ssue Linkage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p.45.
[96]Ibid.，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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