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下集中关注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之间因果关系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社会科学家致力于探索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因果链上，国际制度是原因，国内政治是结果。本书将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路径下集中关注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为政治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是国内政治的核心，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连接的枢纽。正如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言简意赅地指出的:“直到21世纪初，国家仍是权力和资源的最重要的容器……政治也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展开的。”^[56]在第一节所阐述的三种国内政治情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无处不在的身影。就常规政治而言，选举、投票、立法活动和司法判决等政治行为大都是在国家所确立的制度结构中进行的，比如希腊的议会选举和中国的政策协调机制。在抗争政治中，国家作为社会行为体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的提出者或者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比如“西雅图战役”中抗议者对美国参与贸易谈判所提出的条件。改革则是国家主动促进的制度变迁，比如韩国政府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而推动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无论在常规政治、抗争政治还是在改革中，对国内政治结果的分析都缺少不了国家的角色。

基于理性选择的路径，本书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的行为体。也就是说，国家行为体会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制度选择以使其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最大化。比如，国家由于国内的社会动员或者国际组织、外国政府的施压而选择参与国际制度，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批准《禁止酷刑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固然是被迫的，但也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即“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虽然受到了国内外的压力，但主要是出于自身的目标而愿意接受国际制度的限制，比如中东欧国家向哥本哈根标准的趋同。此外，国家即使没有面对显著的国内外压力，也积极地接受了国际规则与规范，比如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的合作。还有一些情况，即当国家面临着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时，国家仍力图维持甚至强化与国际制度的联系，比如美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遵守。除了第一种情况外，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往往会基于自身的理由而主动地参与国际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或者缺乏国内外压力，国家仍然会支持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持，甚至支持国际制度的扩散与强化。在理性行为体的假定下，本书认为国家在后几种情况下选择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自身的收益。

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已揭示了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层次上向其成员国或缔约国提供的具体收益，包括改变信息不对称、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等。^[57]但作为连接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枢纽，国家行为体既面向国际政治，也面向国内政治。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制度的收益既有可能来自国际政治，也有可能来自国内政治。在国内政治中，国家最关心的是将自身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来刻画国家行为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与自身偏好之间的一致程度。如果国际制度可以增强国家自主性，国家行为体就有利益上的激励来参与国际制度。这样，为了阐述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政治收益，我们需要集中关注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的因果关系。本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际制度在什么条件下会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增强国家的自主性？

在探索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的因果关系上，我们致力于考察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机制而非评估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效应。在方法论上，关于因果关系的探究需要分清两种目标:一为因果效应的评估，二为因果机制的考察。“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s）是指（1）因果关系的量级，即自变量发生变化后对因变量的预期影响；（2）与上述评估相联系的相对精确性与不确定性。^[58] 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则是指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物理、社会或心理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行为体能够在特定的情景或条件下转移其能量、信息或事件到其他实体。^[59] 在没有确认因果机制的情况下，自变量和因变量可能会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我们难以搞清这种共变模式是否在本质上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对因果机制的考察优先于对因果效应的评估。 ^[60]

理性选择路径有助于揭示因果机制。正如理性选择路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所指出的:“一旦分析者建构了博弈，他就能理解结果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以他所观察到的方式来行动。一旦建立了形式模型，博弈所刻画的战略情势就可以产生均衡；如果模型正确地刻画了战略背景下驱动选择的激励，这些均衡就包含了预期占优的选择。” ^[61]基于制度分析的理性选择路径，本书将在“结构—诱致均衡”的视角下分析国家行为体与国内其他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以及这种战略互动所发生的制度环境，以此展示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机制。

在重构国家自主性概念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国家自主性在纯粹的国内制度环境中会面临三种不同形式的困境，即否决困境、承诺困境和动员困境。由于分配问题，国家行为体提出的公共政策倡议有可能受到国内否决者的阻碍，国家自主性就会遇到否决困境。由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如果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在政治制度中不受制约，国家行为体就难以向国内其他行为体做出可信的政策承诺。此外，由于集体行动问题，即使国家行为体的利益与国内其他行为体的集体利益相一致，国家行为体有时也难以在公共政策的潜在受益者中间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本书认为，当国家行为体在纯粹的国内制度背景下遭遇上述自主性的困境时，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的方式改变行为体互动的制度环境，从而推动自身政策偏好的实现。首先，国际制度可以重新分配国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使国家行为体以外的国内否决者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下降，从而使国家行为体的偏好更容易得到实现。其次，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捆住自己的手或者产生沉没成本，使其当下推动的政策具有不可逆性，从而向非国家行为体做出可信的承诺。再次，通过正当性和焦点的建构以及议题联系的制度化，国际制度可以为国内集体行动提供更多的政治机遇，从而有助于国家行为体推动与自己偏好一致的国内集体行动。这样，国际制度改变了国内政治博弈的既有均衡，在这个新均衡中国家所推动的公共政策将与自己的偏好更一致。

在阐述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机制后，本书将以此分析相关的历史案例。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安德鲁·巴尼特（Andrew Bennett）认为，案例研究可以用来详尽地检验因果机制的运作。他们指出:“在单一案例内，我们可以检视大量的干预变量，有助于我们观察特定因果机制的运作中某些未曾预期的方面或者确认案例中会激发因果机制的条件。” ^[62]在本书中，我们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选择代表性的案例来检验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机制。一般说来，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已经表明安全关系也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作为“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安全问题仍然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问题。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贸易问题、国际货币与汇率问题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则更多地触及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密集互动。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案例将会为揭示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具体而言，我们将在本书中分析以下四个案例: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贸易政治的转型、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欧洲货币合作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资关系的再平衡。从议题领域的差异上看，这些案例分别涉及贸易政治、货币政治以及劳工政治。从国别上看，涉及美国、德国、中国等具有不同国内政治制度的国家。总体而言，这些案例符合典型案例（typical case）的要求，即“基于对某种现象的某些一般性理解而选择的具有一系列典型特点的案例”。^[63] 案例选择的典型性有助于说明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广泛的经验现象，甚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一些相类似的经验现象。

为了充分地揭示与案例相关的因果机制，我们将在理性选择的框架内寻求对这些案例的解释。在政治学中，理性选择路径经常受到忽视经验研究的批评。比如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沙皮罗（Ian Shapiro）认为，理性选择来自方法驱动而不是问题驱动，其研究者更为热衷的是为某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辩护而非理解和解释实际的政治结果。^[64] B.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则认为，理性选择的假设很难具体到能够经受毫不含糊的检验，这一流派的学者似乎都更热衷于逻辑分析，而不是将分析结果加以应用。 ^[65]这些批评显然没有注意到理性选择路径在经验研究上业已取得的重要进展，特别是理性选择与案例研究卓有成效的结合。罗伯特·贝茨、巴里·温格斯特等几位理性选择理论家提出了所谓“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的方法来推动理性选择模型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我们称我们的方法为分析性叙述，因为它包含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常用的分析性工具和历史学中常用的叙述方式。我们的方法是叙述性的；它更关注故事、解释和环境。它也是分析性的，它厘清推动的过程，有助于深度探讨和解释。” ^[66]在对中世纪晚期热那亚的政治体系、英国和法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道路、美国内战、国际咖啡组织等历史案例的分析中，他们运用理性选择的工具来描述案例中的行为体偏好、环境约束和战略相互依赖，力图深入具体的情境来解释产生均衡结果的因果机制。针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进步，肯尼思·谢普斯勒在回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时指出:“虽然仍有人强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非历史属性，对历史的依赖和情境化的方面已成为博弈理论的一个部分，丰富的历史案例现在可以通过更严密的分析方式来检验。” ^[67]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分析性叙述”反映了理性选择路径与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方法的有机结合。所谓过程追踪，就是研究者通过考察案例中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来探究系列事件或决策的过程。^[68]过程追踪要求近距离审视单一案例内的证据，或者具体现象的时间和空间约束条件，从而推导或者检验对案例的替代性解释。^[69] 因此，过程追踪可以成为理论推导和理论检验的重要手段。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强调了过程追踪在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理论命题不应该基于大数目的统计分析，而应该基于具有不同因果链的案例。^[70]过程追踪方法不仅在比较历史分析中得到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使用，而且在理性选择路径下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使用。作为过程追踪方法的早期提出者和主要阐述者，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巴尼特就强调过程追踪方法与理性选择路径完全可以兼容:“很多理性选择的倡导者同意其功效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决策过程的经验检验来判断，而过程追踪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理性选择路径的要素和其他理论一起被用于发展关于复杂事件圆满的、更复合的解释。案例研究方法则被用来检验和提炼基于博弈论所发展出来的演绎性框架所推导的洞见。” ^[71]

鉴于过程追踪方法在揭示因果机制上的优势，也鉴于该方法与理性选择路径的兼容性，本书将过程追踪作为案例研究的具体方法。为了获得与因果机制相关的经验证据，我们将在搜集和甄别后在案例研究中采用以下类型的一手资料或二手资料:第一，本人所进行的访谈，比如本人对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官员、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官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访谈；第二，公开出版的领导人讲话、统计年鉴以及其他政府出版物，比如《朱基讲话实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程》、《中国统计年鉴》等；第三，由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等撰写的历史类著作和人物传记，如《邓小平时代》、《美国贸易政治》、《欧元的故事》、《施密特传》等；第四，报纸、网站，比如《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国际劳工组织网站等；第五，社会科学家所写的学术论著中有关的经验资料，特别是一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运用过的实证资料。在本书所考察的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将在这些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时间顺序来详尽地考察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他们所面临的国内制度约束以及他们所采用的国际制度战略，以确认产生政治结果的具体因果机制。

基于上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书除了导论和结论外分为八章。第一到四章为理论部分。第一章在回顾国际—国内互动视角引入的学术背景后，重点探讨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提供了怎样的解释，并且阐明了既有的理论解释尚有哪些不足之处。第二章对既有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加以审视和反思后，根据理性选择路径重新阐述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将行为体、环境和结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国家自主性问题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基础。第三章根据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制度结构提出了国家自主性所面临的三种困境，即否决困境、承诺困境和动员困境，并分别从分配问题、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出发说明了这三种困境的成因。第四章阐述了国际制度增强国际自主性的具体因果机制，说明了国际制度为何可以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工具来进行权力再分配、作出可信的承诺以及展开有效的政治动员。

第五到八章为经验研究部分，包括四个案例研究。第五章结合国际法律化的文献分析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贸易政治的转型。该案例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贸易政治中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既有均衡，并使这一均衡朝着有利于总统的方向演变。第六章关于欧洲货币合作的案例研究则发现，即使在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最高的德国，联邦政府也可以运用国际制度带来的议程设定优势、信息优势和正当性优势来克服国内的反对。第七章则运用我们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国际政治逻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政府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八章则强调，正是在对国家自主性的寻求中，中国政府批准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并借鉴了国际劳工标准来推动国内劳动立法。结论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阐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40.

【注释】

[1]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1977.

[2]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53.

[3]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eds.，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5；Javier Auyero，Routine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Argentina:The Gray Zone of State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3页。

[5]Matthew M.Taylor，“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Policy-Making:A Case Study of the Brazilian Central Bank”，World Politics，Vol.61，No.3，2009，pp.487-515.

[6]安妮玛丽·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7]Samuel S.Kim，“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havior，”in 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405.

[8]于宏源:《国际制度与政府决策转型》，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44-47页。

[9]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十年与中国低碳发展进程》，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4期，第7-8页。

[10]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界定，抗争政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行为体提出了对他人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第二，行为体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作出了协同的努力；第三，政府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的提出者或者第三方介入其中。参见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11]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12]Robert O’Brien，Anne Marie Goetz，Jan Aart Scholte，and Marc Williams，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

[13]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21页。

[14]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第243页。

[15]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郭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16]Beth A.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5-296.

[17]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2页。

[18]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19]Barbara Koremenos，Charles Lipson，and Duncan Snidal，“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771.

[20]欧盟委员会网站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enlargement_process/accession_process/criteria/index_en.htm。

[21]Manuel Guitián，“Conditionality:Past，Present，Future”，Staff Paper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Vol.42，No.4，1995.

[22]斯蒂芬·哈格德:《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袁明旭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03-111页；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4页。

[23]Pieter Bottelier，“China and the World Bank:Howa Partnership Was Built”，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No.277，2006；丁韶彬:《社会化视角下的世界银行与中国关系》，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9期。

[24]World Bank，China and the World Bank:a Partnership for Innovation，Washington，DC:World Bank Research Report，2007，p.47.

[25]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陈子恪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26]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74.

[27]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28]James 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379-414；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巴里·温格斯特:《政治稳定性和美国内战:制度、承诺与美国民主》，载罗伯特·贝茨等:《分析性叙述》，熊美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0]唐纳德·格林和伊恩·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袁瑞军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1]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

[32]彼得·奥得舒克:《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载詹姆斯·阿尔特、肯尼思·谢普斯勒编:《实证政治经济学》，王永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33]Peter Hall and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Vol.XLIV，No.5，1996，pp.936-957.

[34]Kenneth A.Shepsl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a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3，No.1，1979，pp.27-59；Kenneth A.Shepsle and Barry Weingast，“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and Legislative Choice”，Public Choice，Vol.37.1981，pp.503-519.Barry Weingast and William Marshall，“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or Why Legislatures，Like Firms，Arenot Organizedas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6，No.1，1988，pp.131-163；Kenneth A.Shepsle，Analyzing Politics:Rationality，Behavior and Instititutions，New York:Norton，1997.

[35]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6]George Tsebelis，Nested Games: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37]鲍·罗斯坦:《政治制度:综述》，载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1-207页。

[38]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8页。

[39]同上书，第17页。

[40]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8页。

[41]威廉·赖克:《政治科学与理性选择》，载詹姆斯·阿尔特、肯尼思·谢普斯勒编:《实证政治经济学》，第183页。

[42]唐纳德·格林、伊恩·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第25页。

[43]Barry Weingast，“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2，p.660.

[44]Barry Weingast，“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p.661.

[45]托马斯·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谢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46]威廉·赖克:《政治科学与理性选择》，第187页。

[47]唐纳德·格林、伊恩·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第34页。

[48]肯尼思·谢普斯勒:《制度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载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49]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7页。

[50]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4.

[51]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第30页。

[52]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8页。

[53]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第121页。

[54]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Kenneth A.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Lake，David，Entangling Relation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Barbara Koremenos，Charles Lipson，and Duncan Snidal，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Charles 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55]Duncan Snidal，“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77.

[56]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XX页。

[57]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58]John Gerring，“The Case Study:What Is and What It Does”，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02.

[59]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IT Press，2005，p.137.

[60]John Gerring，“The Case Study:What Is and What It Does”，p.102.

[61]Robert Bates，“From Case Studiesto Social Science”，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76.

[62]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p.21.

[63]John Gerring，“Case Selection for Case-study Analysis”，in Janet Box-Steffensmeier，Henry Brady，and David Colli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48.

[64]唐纳德·格林、伊恩·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第45页。

[65]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王向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66]罗伯特·贝茨等:《分析性叙述》，第9页。

[67]Kenneth A.Shepsle，“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inR.A.W Rhodes，Sarah Binder，and Bert Rock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5.

[68]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69]Andrew Bennett，“Process Tracing:A Bayesian Perspective”，in Janet Box-Steffensmeier，Henry Brady，and David Colli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704.

[70]Charles Tilly，“Means and Ends of Comparison in Macrosociology”，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Vol.16，1997，p.48.

[71]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