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封建——郡县”问题复杂而辩证的分析

　　康有为对“封建—郡县”问题（在欧美、中国和其他国家）复杂而辩证的分析，清晰地呈现了他的核心问题意识：寻找一种具有可能性的道路来回应共和革命的浪潮。他对欧亚得失和中西异同的思考并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也没有经历由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而是一直在较量、推求、反复中进行辩证性的思考。他对西方的观察和分析，是努力深入地分析和把握西方不同国家的差异和西方“新世”的历史脉络。这是康有为与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多数参与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从他对“封建—郡县”问题的论述来看，他的论断和主张值得重视，而渗透在这些论述中的方法同样重要。择要而言，有如下几点：

　　其一，康有为没有以肯定西方或者否定西方的方式来探索中国道路，他将“寝卧寖灌于欧美政俗之中”发展为对“封建—郡县”这种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总结 “封建—郡县”在全球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和原理，包括列国竞争、国家统一与现代民主社会产生的关系，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等等。这一思考和探索普遍性原理的努力，对于康有为超越那种对中国和西方（或者欧亚）抱持概念化、本质化认识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以中国思想为基础而吸纳他国思想，以全球各国为分析对象而进行综合性思考的探索。康有为对“封建—郡县”问题（在欧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辩证性论述，就建立在这种全球视野和追索“新世之所由”的历史视野之上。86康有为探索普遍性原理方面最著名的努力是其对大同世界的思考。从知识上说，康有为对世界诸国的了解并未受制于他为中国辩护的愿望；从他对大同世界以及到达路径的设想，则可以看出他在欧亚和中西比较之外有更高的追求。

　　其二，康有为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处于何种位置，今天的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何种位置，以及中国未来在走向大同的过程中将起到何种作用。系列欧洲游记分时段比较了中西治法等方面，这种从古到今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本身是新的世界结构的产物，康有为也是以新的世界结构为基础比较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在他看来，从古到今，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重要一极，双方互有短长，欧洲不过是近两百年左右才领先，未来中国和欧洲仍然都会是世界重要一极。康有为没有以其中的任何一方作为历史的终点，他认为历史的终点将经由几大“霸国”主宰世界的阶段而达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他以分析世界诸国为基础的“三世说”看作一种历史哲学，他通过这种方式理解世界和中国自身。当时，孟德斯鸠、伏尔泰、黑格尔等欧洲思想家的历史哲学观及其包含的一套世界历史叙事（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位置的叙述），已经渗透到当时康有为所见的一些西书及日本人的著述中，成为康有为思考的一个基本知识背景，因而康有为的思考也可以看作是对欧洲思想的一种回应。

　　其三，康有为在进行中西比较分析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总是要细致辨析同一问题上不同国家的不同形态，以及细致辨析为何两种被放在一起比较的现象往往属于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可比度”的强调是康有为介入革命辩论的一个基本方法，他希望以对世界诸国脉络更为深入的把握，以更为具体、准确的比较，为讨论中国问题提供更好的知识基础。这种在对历史具体的分析基础之上展开的中国与欧洲和欧洲诸国的比较（系列欧洲游记清晰地叙述了欧洲不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位置和差异），不是抽象的、类型化的比较。例如，他拿中国的古代与罗马的古代相比较，以欧洲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相比较，即是区分比较的时间性。又如，他认为在讨论分省自立问题时，要区分“自合而分者”与“自分而合者”的不同情况，其中，印度更具可比性，而缔造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和促进意大利统一的加富尔则更具启发性，这种区分细致清晰地界定了问题的类型。再如，他区分以省为基本单位的联邦制与以乡邑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提供了更为准确地确定比较对象的基础。

　　基于这种细致的分析与比较，康有为才有可能针对分省自立（以及联邦制）的共和革命主张，在不同的视野下更为明晰地确立自己的论题，提出自己对于中国道路的主张。其主张可以归纳如下：中国已经面临列国竞争的历史条件，无需再通过分省自立来激发地方竞争的动力，而且国家统一有助于中国进入现代阶段；中国既需要巩固中央集权以应对列国竞争，也需要通过地方自治以动员民众、刺激地方活力、促进中央与基层民众的沟通，但地方自治的规模应该以乡邑自治为主，“舍联省而但言自治”，同时需要“废省”、“析疆”，减少行政层级。这些主张作为对共和革命很有理解力和很有分量的批评，深刻地嵌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影响和塑造了革命的道路。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汪晖、舒炜、肖自强、陈越、周展安、王悦之等师友的指点，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