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欧洲“新世”动力的辩证视野

　　（一）地形与欧洲“新世”：“封建”与统一的辩证关系

　　康有为1904年欧游的第一站是意大利，他在《意大利游记》中多次指出，欧洲“封建”13之争是欧洲“新世”（现代民主社会）出现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延展出两个论题：一是欧洲“封建”与各国竞争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形；二是欧洲“封建”与中国一统治法有别，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各有利弊。

　　康有为将“封建”之争及地形因素视为欧洲“新世之所由”，并非欧游之后才有的看法。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西学之后，对欧洲政艺“致精”原因的探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在《康子内外篇》的《地势篇》中，以中西地势及一统列国的差别来解释孔子之教为什么不能远行，而基督教却可以。14不过此时康有为尚未将这一区别用来解释欧洲政艺发展之由。在《论时务》中，他认为原因是欧洲有“从赤道海逆北而流”的“逆流”，所以“人道以多变而致精”。 151891年的《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则较早将列国争雄视为欧洲兴起的原因。16此后，一统与竞争一直是康有为解释中西差异的核心要点。例如《上清帝第四书》论“泰西所以致强之由”，第一条原因即是“封建”并立的诸国竞争之势。17

　　欧游以实地观察确证和丰富了他的这一看法。《日耳曼沿革考》中的论述，可以看作“封建”与“新世”关系的总论：

　　欧洲封建之制弥亘千余年，至今虽已削藩为虚爵，而世爵之盛，犹为上议院之特制焉。比于我国与美之平等，可谓余波未殇矣。若其千余年中争竞之烈，生民涂炭，祸患惨矣。然今新世、新法、新理之生，实皆造因于封建，凡有五焉。18

　　康有为进一步将欧洲之争形势的形成归因于地形：

　　我国幸而一统千年，得以久安；不幸则以无竞争而退化，至有地球主人翁之资格而反致危弱也。求所由然，则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还回则必畸零而分峙，殆无可如何者耶！19

　　《西班牙游记》分析南欧在西方近代海洋探索、发现新大陆方面先发的原因时，同样归因于地中海周边的特殊地形。20

　　康有为不仅将欧洲近代“新世之由”最后都归于地形，他还认为古希腊民主制的成因在于地形造成了诸国并立竞争之势：“此民立议院之必开于希腊者，地形为之也。”21或许可以说，凡是欧洲与中国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康有为最后都可以在地形上找到原因。可以将这一解释模式简单概括为“地形—封建—新世”。

　　有意思的是，当康有为解释欧洲内部在立宪议院制度等治法方面的重大差异时（比如德国“政制尚严”与英国“压制不深”之间的差异），也是将原因归于地形。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政治制度形态及作用上与欧洲大陆国家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们有“绝海”的地形。如《英国游记》指出，民权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欧洲地形造成列国竞争之势，而“惟英能保守延长之，而成立宪议院之法耳”，原因则在于英国与大陆不接壤（同时离得也不远），“几可闭关卧守”，大陆国家没有兵舰很难攻入。22

　　按照这一解释，在刺激新理、新政、新教、新律、新艺、新学产生之外，欧洲大陆地形所造就的列国竞争之势，也有促使“政制尚严”的另一种作用力，而“岛国绝海”（康有为强调这只是“衣袖海之隔”，仅八十里，近大陆，方便输入文明）的地形则有利于形成相对宽松、君民相对平等的政治格局。康有为指出英国“新世”得益于它在欧陆列国竞争之时能保持相对安宁，显示“地形—封建—新世”解释模式并非一味强调竞争。但与其说这种复杂性是一种自相矛盾，不如说呈现了极为重要的辩证关系，即列国竞争之势的形成与一国内部的统一和凝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有列国竞争的压力，一国之内更需要统一和凝聚。因而“封建”需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和“时势”中做具体分析。以当时走向统一的德国为例，“封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联邦制）对于激发德国的民族精神和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形势条件，但德国内部的“封建”和分裂却是其严重的桎梏，是其敌人法兰西最希望它沉溺的状态，因而德国“一统”是其创造“新世”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条件。

　　“地形—封建—新世”解释模式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要论证的是中国文明未来仍然前途远大。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对“历史的地理基础”的阐释，并不只是一种知识上的描述，而是为了说明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亚洲是起点，而欧洲（日耳曼）绝对是历史的终点，23康有为以地形解释西方封建成因，又以封建解释欧洲“新世”的由来，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陈述。

　　首先，如果欧洲“新世之由来”在于地形，也就意味着“新世”并非由其他因素所造就。康有为首先排除了人种因素，也隐含地排除了革命因素。既然欧洲“新世之由来”在于地理环境，“新世”由欧洲而起并不能证明欧洲人种有优势：“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24不仅如此，英国在欧洲的领先也不意味着英国人种比欧陆国家优胜，“此自然之势，非英民有何特别之质也。”25康有为要否定的是中国人种低劣论。他说自己在游历时关心的是中国与欧美人“将来人种之盛衰”，如果中国人“果强而慧”，则西方“一时之盛”不足为恃，中国就可以像当年曾被匈奴人所蹂躏的罗马人一样复兴。26康有为的问题是：现有的世界格局是否已经无法改变，世界历史的终点是否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已经确定，中国在未来世界将有何种作用和地位？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所阐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康有为这里被用来论证中国仍然能“称雄于大地”，这是“理论旅行”的有趣之处。

　　将欧洲“新世”的动力确定为地形和“封建”（以及由此造成的竞争之势），另一被排除的重要选项是革命。康有为之所以认为他的官制议、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这三论就能解决中国“既富既强”27的问题，其前提即是中国“新世”的产生不需革命。

　　其次，与“本原新世之由来”相应，探索中国“新世”产生的动力，也需重视“封建”与统一的辩证法。欧洲“新世”两大动力（地形和“封建”）的实质含义都是造成一种列国竞争的形势，因而中国“新世”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让中国能时时接受“列国竞争”的刺激。这也是分省割据自立主张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欧榘甲在《新广东》“绪论”部分即提出，各省自立能够在中国创造出一种“争”的形势和动力。28但对于康有为而言，“列强环伺”的现实（海洋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已经无时无刻不在提供“争”的刺激，不必再通过分省自立来创造。同时，康有为指出“封建”纷争与统一和平对于欧洲“新世”各有其重要性（虽然欧洲封建之争造就了“新世”，但西欧学艺大进则是近百年和平时期的事情），29这意味着，中国也要看到“新世”的出现与（德国一统）“休兵息民”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面临列国竞争，所以一国之内才需要保持强势的统一和充沛的内部活力。

　　（二）中、欧得失的辩证视野与自主意识

　　《意大利游记》等欧游游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康有为记述游历的所见所思时，不断将思绪切换到中国问题，在历时性层面“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30他追索“地形—封建—新世”的关系，把握欧洲的古今之别，包含了政治比较的方法论。康有为区分古代西方和现代西方，区分古代中国与今日中国，可以突破对中西、欧亚的抽象化比较，而开辟新的比较规则，即以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以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比较。这一方法要求首先区分是哪个时期的中国或西方（欧洲或亚洲），而不是抽象地以中国比较西方，以欧洲比较亚洲，也不是以古代中国比较现代西方，以古代西方比较今日中国。

　　基于这一方法，康有为在两个方面挑战了流行的看法（有些也是他自己此前的看法）。其一，西方“新世”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好。如《意大利游记》开头部分即指出：

　　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31

　　其二，中国古代未必比西方古代差，很多方面要更好。康有为经常强调，西方的强盛不过就是这一两百年来的事情，大可不必因此认为中国不行了。32

　　康有为比较西方“封建”与中国一统之得失时，运用了将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相比较、西方“新世”与遭遇巨变之后的中国相比较的方法。在流亡之前，康有为经常用“竞争之世”与“一统之世”的区别来界定中西异同。就大的方向而言，这一判断和欧游游记有关封建裂国与郡县一统的结论基本一致，但流亡前的比较论述模式相对抽象和概念化。康有为在欧洲游记中比较欧洲“封建”与中国一统的得失，反复强调欧洲“封建”、长期战争的负面作用及刺激“新世”产生的正面效果，并同时将这两个层面分别与中国历史的长期一统相比较。康有为在大部分欧洲列国游记中都论及如下方面：与造就欧洲“新世”的“封建”、竞争与无穷战乱相比，中国的一统有更好的治法，也带来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世界；虽然欧洲的“封建”带来了分裂、长期的战争和巨大的痛苦，但它造就了“新世”；近一两百年欧洲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新世”的政艺，而且，假如为了有这一两百年的领先而要牺牲中国数千年的长期统一稳定，并不值得。33相对于流亡之前，康有为的变化（但并非“痛觉前非”）主要在于观察更为具体和深入，并发展出了复杂的辩证论述。他屡屡强调“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一统与 “封建”不是简单的好或者坏的问题，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和时势中做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这一辩证视野与康有为一直关心的两个问题有关系：一是他在“封建”问题上“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是在更深层次回应革命派分省割据自立的主张。他对“封建”分裂在欧洲历史中得失的了解和思考，是对欧洲国家分裂或者自立问题更为深远的探究；对“封建”与一统得失的权衡较量，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一统和分裂自立的利弊的思考。二是对中国人能不能重新“称雄于大地”的追问。在他看来，中、欧得失比较是重新确立自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系列欧洲游记中，康有为通过他对中、欧得失的辩证分析，反复论证中国“无可深愧”，不可因为欧美“一日之强”，而完全放弃自己“取媚”于他人，其主要目的在于确立中国人的自主意识。有没有自主意识，也是他批评革命派的一个主要用力点，他认为革命派“只知效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其实对欧美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康有为比较中西得失异同的辩证视野，因此也可以看作他确立自主意识和自信心的一种方法。这是对那种“以西方（或者中国）为目标”的中西异同比较思路的超越：其一，确立自主意识的关键，并不是确定中西优劣，然后以此决定中国的选择去向，而是确定中国有没有资质和自觉“称雄于大地”。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新世”之间非此即彼的思路，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其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辩证分析，需要将中西放在世界历史、具体的时势中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如果所有的思考只是为了决定要“保守”（坚持中国）还是要“激进”（接受西方），那么，欧洲游历除了寻找“中西之异同”，发现更多中国落后于西方之所在，很难再有其他的收获（比如，对莱茵河畔的连绵战垒会视若无睹），辩证分析很难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生长出来。

　　因此，以自主意识为基础和目标的辩证分析，在中西比较或者亚欧比较问题上，无意于获得某种确定的判断，无意于将意义寄托在对强势者的觉察、判断和依附之上。康有为要做的，是以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思考，以对时势的把握和对大同公理的理想，为中国“称雄于大地”和大同世界的到来寻找方向，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