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封建”实现中央、地方的分权

　　 古代“封建”、“郡县”的讨论，直接涉及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配置问题。根据顾炎武等人的观点，郡县制虽然取代了封建制，但中央集权又有新的弊端，即走向集权专制。封建制虽有其弊，但也有分权于天下好的一面。[29]将郡县与集权、封建与分权相联系，应该是“复封建”旗号下分权主张的基本逻辑。通过“复封建”的讨论，顾炎武等人明确表达了地方分权的主张。也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复封建的讨论是倡导地方自治。[30]

顾炎武简介：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顾炎武认为应将政权赋予县级单位，以世官统领一县之政务。黄宗羲主张在地方设立“方镇”，设世袭官员领导，使其自行组织政治、经济活动和建立武装力量，“方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通过“封建”，加入“政治中间层”，避免君主权力直接施加于全国老百姓头上，使诸侯在各地能行使君主的部分权力，起到分散和缓冲专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在顾、黄的设计中，地方的政治实体具有完备权力，实行自治。这些地方实体与中央的关系是松散的，虽“每年一贡，三年一朝”，[31]但并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

　　 这种“封建”之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与现代政治中的联邦制有着相似之处。在联邦制下，大部分政治权力被保留给地方的政治实体，中央政府只起到一定的联系各个地方和管理全国性事务的作用。地方实体是高度自治的，其活动只要不超出既定的政治规则，中央政府无权干涉。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相互制约与平衡，能够有效地制约中央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评价美国的联邦制时曾表示，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被分到两种政府手中（联邦和州政府），两种政府相互控制，这是对人民权力多一重的保障。[32]黄、顾所设计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地方具有非常可观的政治权力与行动自由。“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33]“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徵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34]这样的权力安排，颇具“联邦制”色彩，应该说是对以专政皇权为核心的国家中央权力的削弱和有效平衡。

　　 借“复封建”分权与地方，不但能够平衡君权，还可以充分激发地方的发展活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顾炎武认为分权与地方，可以制止巨大的国家行政权力对地方的压榨。如其所说：“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州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衡僻，衡其简繁，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35]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明末清初思想家们认识到传统郡县制中，“地方”完全是个空洞的间架，地方的政治等于是无治。所以，他们讲封建，其实是在强调将权力归于地方，意在加强地方的治理。[36]而地方官员掌握权力，则更具有推行善政、发展生产的动力，即“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为子姓，则必然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然之而勿弃”。[37]这是利用了更多人的“私心”，而限制天子一人的“私天下”，进而实现“公天下”的理想。[38]地方因分权自治而繁荣，作为整体的国家也自然变得强盛，“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39]

　　 另一方面，分权于地方可以扩大基层的政治参与。颜元指出“封建”可以“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才之用”。[40]顾炎武亦认为权力归于地方有利于“辟举”人才，发展教育，使士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分权于地方，大大缩短了普通百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使得民众参与政治变得相对容易，因而能够扩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综上所述，黄、顾、颜主张“复封建”，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地方的权力，来限制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中央权力。同时，加强地方的权力，还有促进地方发展、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好处，是“厚民生、强国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