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迷信的式微

4.封建迷信的式微

近代中国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世俗迷信横流和漫延，不仅流于农村，也风行于城市，甚至波及于知识界。而且渗透到近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生老病死、贫富祸福、婚丧嫁娶、天灾人祸，以及自然、社会等现象的发生等，往往都归之于命运，释之征兆，求之占卜，祈祷鬼神，以致泛滥成灾。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并逐渐普及，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终于遭到沉重的打击。

近代科技文化对封建迷信的冲击，一方面通过广大有识之士宣传科学，从思想上批判中进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种科学事业及近代化事业的建设中实现。

近代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以及五四启蒙思想家，对封建迷信的批判都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在批判封建迷信问题上，虽然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样，但运用科学作为武器却是一致的。比如具有较高西学造诣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严复，在运用西学抨击中国旧学的同时，将斗争锋芒对准神学和封建迷信，认为神学和迷信“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而其荒谬之实质在于“立根于臆造”。严复说：科学凭事实，讲试验，“试验愈固，理愈靠实”，“印证愈多，理愈坚实。”⁽⁵²⁾而与此相反，迷信则全凭玄想，无根据，多诬妄，为“心成之说”。他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⁵³⁾这种根源的揭露道破了迷信的谎言。严复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有种种神鬼仙怪的迷信思想，主要因为不懂科学。因而，他倡导科学，变换世俗民心，揭开自然界的奥秘，解除迷信的束缚，成为近代中国无神论及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先驱。

谭嗣同一直重视并学习自然科学，以此揭示一切所谓神仙鬼怪皆为“诬妄”。他指出声光与天地皆“至实”，而非空幻。他是“有形”之物，“是实物”，“天是气”，⁽⁵⁴⁾宇宙万物“有成有毁”，“岂能凭虚无而创设哉”。他根据科学揭示“雷即电之声也”“非有隐匿也。”⁽⁵⁵⁾而“扶乩断乎不可为”，鬼神旧俗更“害将不可胜言。”⁽⁵⁶⁾一切风水迷信皆“壬遁弧虚风水生勊，岂足当一辩哉。”⁽⁵⁷⁾唯有扫除一切所谓“《太极图》、《先天图》、谶纬、五行、爻辰、卦气、纳甲、纳音、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占验诸神怪”等违背自然科学的世俗迷信，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也才能使科学“臻于精实。”⁽⁵⁸⁾与此同时，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也指出迷信与科学不相容，认为“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等等，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窒息人的思想，禁锢人的灵魂，关键即在于“未能建立在真正科学基础之上，”⁽⁵⁹⁾以致“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⁶⁰⁾他对世俗迷信的批判，其志是坚决的。

此后，革命派思想家再次掀起批判世俗迷信的热潮。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章炳麟力图依据近代自然科学，摈除一切怪妄之说。他认为世俗迷信以承认鬼神为前提。因此，他着重批判了有神论思想，认为“人死而为枯骼、其血之转邻，或为茅黾；其炭其盐，或流于卉木；其铁其矿；其肌肉或为虫蛾蛰豸。”⁽⁶¹⁾后来又说：“原子为物质始基”，认为“人之死也，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磷、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⁶²⁾人死了，人的精神也就散灭了，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不存在的，形散神灭，鬼神是不存在的。由此出发，章氏批驳一切谶纬、怪说等世俗迷信为“怪诞惑人，无助深辩。”⁽⁶³⁾与此同时，作为反封建的旗手和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对“俗尚鬼神”的迷信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不仅批判其思想，还反对其种种之活动。他反对“符咒”，否定“蓍鱼”，认为一切民间迷信风水，乃是“凭据不坚”的荒谬“陋习”。他对几千年来中国人建房造屋总是“先谋祖先神龛之所”，“安设许多家神之龛位”等“一切神事”极为反感，认为此乃“愚蒙之古说，及无用之习惯”，⁽⁶⁴⁾应扫除净尽。而国人“凡事无不委于天数气运”，更是毫无科学依据，缺乏科学的表现。他说：“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⁶⁵⁾表现出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破除迷信、荡除鬼神的战斗精神。

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迷信闹剧再度沉渣泛起。在这种情况下，高举“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用自然科学作武器，掀起了更强劲的抨击有神论和有鬼论的高潮。陈独秀针对迷信鬼神之说，写了《有鬼论质疑》等文章，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用科学法则说明，所谓“天命天罚天幸”、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鬼摄影、扶乩，风水、阴阳五行等都是不可信的。森罗万象之中并没有神灵为之主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如果“鬼神之说大张，国家之运告终。”⁽⁶⁶⁾胡适以科学对抗神学，自认是“信仰科学的人”“不信上帝”。认为超自然的主宰为“不根之说”。他长期学习自然科学，形成了自己的无神思想。五四时期，他写了大量文章，对风水、扶乩、八字等世俗迷信进行了揭露，他说：“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台？这种道理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他号召“学生不但用科学道理来解释本地的种种迷信，并且还要实行破除迷信的事业。如求神合婚、求仙言、放焰口、风水，等等迷信，都该破除。”⁽⁶⁷⁾鲁迅更是一位破除迷信的先锋。他在《随感录》中深刻地说明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意义。他指出，科学是教人明白道理，不许鬼混的，故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科学中夹着鬼话的现象是由来已久的。辛亥革命后，比较切实地向西方学习科学的风气抬头了，但同时，公然张皇鬼话的邪说依然炽盛，而且鬼话之中也居然掺入“科学”。有些号称懂科学的人也照样欣赏鬼话，提倡“灵学”的丁福保就是一个十里洋场的西医。可见，真要提倡科学便必须反对“鬼话”，反对迷信，反对有神论。此外，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等都为以科学反迷信摇旗呐喊。

我们不能说，近代思想家们的宣传，已经铲除了一切封建迷信，但他们对世俗迷信前赴后继的批判，压制了封建迷信的抬头，推动了中国人的新觉醒，特别是他们掌握自然科学这一武器，表明科技文化在近代中国转唤世俗民心中的重要作用。

近代伊始，西方科学知识开始传播，各种科学和工业事业诸如使用机器、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等活动相继开展，然而往往遭到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阻挠，其借口即所谓有碍地方风水、破坏祖茔庐墓、惊动龙王河伯等，认为会带来各种灾祸。从而使近代中国自始至终充满着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发生在全国各地利用封建迷信阻挠科学及工业事业的事例，随处可见。如60年代，总理衙门接受了新天文学，准备择一适当之地设立观象台。但每择一处，“地神”（风水）便与古时的泰坦（Titans）诸神一样，挑战上天，以致差不多整整费了20年时间，才得了一处不犯风水的地方。⁽⁶⁸⁾1888年，总理衙门改组了，迷信略减，渴望已久的上谕才颁下，但限定不得超过三层。又如天文部节译了一本西方航海历，准备试行，但时时受到钦天监官定的标准历书的冲击。官定历书把日子分为吉凶两种，由皇上颁布，人们一体顺从，无论出家、动土、植树、迎娶、出葬，以及种种公私生活，谁都得先查查这本神书。1865年，西人开始在上海架设电线，乡人则割电线，毁电杆，因为“闻说乡间死去一人，谓电线有碍风水之故。”⁽⁶⁹⁾1874年，广州近郊建立机器缫丝厂，引起多人反对，认为男女同工，有伤风化，烟囱太高，有碍风水。由于丝厂厂主抵制众议，才得以生存。1875年，李鸿章筹办磁州煤铁矿，曾引起民众哗变。1881年通车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因“震动东陵”而被迫改用畜力牵引。⁽⁷⁰⁾杭州欲造自江干至大关的铁路，有人“谓妨碍风水，力行阻止”；芦汉铁路及各省干路，也“皆藉词阻挠，群起而攻。”⁽⁷¹⁾1900年，荣氏申新资本集团在无锡筹设保兴面粉厂，也被封建势力以破坏风水为口实而加以阻止。辛亥革命后，各种会道门乘机出动，以左道惑人。北京拟于新华街修一条直通城外的马路，因官民怕拆城坏风水，却只造到城根而止。安庆修缮宝塔，动工的日子要与省长的八字不冲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毕竟科学事业和工业事业是人类进步的潮流，是任何愚昧落后的反动势力所不可阻挡的。尽管近代中国充满了迷信对科学的阻挠，但经过多次较量，烟囱、电杆还是树起来了，铁路修起来了，矿业也开办起来了。虽然风水、庐茔受到冲击，但利益大于祸害。在事实面前，近代中国人终于开始接受科学文明，而渐渐抛弃了迷信。正如《盛宣怀行述》中说：“时（光绪初年）风气未开，民间惑于地脉风水之说，旁挠者众，经营累月，始有端绪。”⁽⁷²⁾表明了科技文化对封建迷信的冲击及对民众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