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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征程,开启新的精神之源

时间:2022-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拓展了中华民族的视界,推动与加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征程正是在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交往实践中启航与推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是在中西文化交往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元,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应该成为这种全球现代性转型中不可离弃的资源。

(一)开启新的精神之源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文化之所以悠长而强劲,正是由于它在与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他文化的优秀因子,使自身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更新。纵观中外文化交往史,中国文化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先后容纳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其中与印度佛教、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华丽转身,形成了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同理,当代中国文化要实现自身可持续的现代性发展,就必定要在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的文化交往实践中借多极文化主体之镜来反观自身。这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拓展了中华民族的视界,推动与加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态不仅是由历史时间意识决定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同时也是由空间视域决定的,即通过与他文化的交往而得以拓展。“当今思想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而是要面对全世界,它就不可能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某些因素,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2]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打破了文化主体过去那种狭隘的民族性的或地域性的视界,使文化主体能够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环顾世界与审视自己,认识到任何特殊性文化都不过是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从而在实践中迫使自身逐渐摒弃过去那种狭隘的文化本质主义观念,走出偏执的文化中心主义,以全球意识关照自身,在多极文化主体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实现自身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合理“对接”,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征程正是在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交往实践中启航与推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是在中西文化交往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

文化交往的深入发展,培育着文化主体宽容的文化心态,有利于建立和谐的文化交往关系,为多元文化创造着良好的发展环境。文化交往传递的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成果,具有增加知识与传播知识之功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交往通过主体性追求的不同意义指向的相互交换与相互作用来提升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以实现人类的意义世界。这一过程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运用理性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主体往往把文化交往作为一种为已谋取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的手段与工具,其结果总是背离人类文化交往本身的意义诉求而使文化交往的现实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导致激烈的文化冲突,严重阻滞人类社会及人的发展。随着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与深入发展,文化主体在交往中强烈地意识到,文化是人的“身份证”,人与文化并非工具性关系,人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处于文化之中,而文化又始终只是人的文化,人与文化血肉相连。因而,在时代的变迁中能够不断更新与发展的任何文化皆有无限丰富的内涵,是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的。文化交往只能是一个基于宽容和理解来构建意义世界的过程。“文化是对话,是交流思想和经验,是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传统的鉴赏。”[3]普遍的文化交往凸显着这一现实。只要尊重这一现实,和谐的文化交往关系就不会是困难,中国文化就能够在全球文化交往中顺利地发展。

全球文化交往是多元文化展示自身魅力的新平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辟着道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文化最早通过全球文化交往取得了世界性意义,它使整个时代处于现代化的漩涡之中。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工具理性,集中于物质条件的完备——人类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满足,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管理与组织中获得了较高的效率。可以说,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现代社会。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日益张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主义精神与工具理性精神以及精神自足与物质欲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地激化,以至于人的物化状态本身成为人在意志与无意识层面反感和厌倦的生存处境。在这种情势下,西方现代性文化试图借助于自我超越的力量实现文化的转型,后现代性应运而生。然而,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之后”,它并不反对现代性,也并不否定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在欣赏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绝对基础、惟一视角、纯粹理性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等进行大刀阔斧的解构。这种解构没有指向,不可能超越现代性,因而只是现代性的伴随产品、批判性话语。尽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不乏重建性的互动与对话,但这种囿于西方文化视域内对现代性姿态上的反叛与修复性的批判是不足于实现现代性文化转型的。现代性文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启蒙精神至今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精神,因而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困境实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困境。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超越必然要进入一种全球性的视界。作为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元,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应该成为这种全球现代性转型中不可离弃的资源。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著名对话中指出,儒家“所主张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该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4]“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5]当代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无疑是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是拯救现代性文化危机的完备方案,而是旨在强调全球现代性转型(包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是多元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相互调适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出现在全球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并为全球性文化的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全球文化交往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展示自己文化特质的舞台,搭起了通往世界文化的桥梁,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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