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悲苦的,电影是幸福的

生活是悲苦的,电影是幸福的

对生存的体验,从来没有哪一代会像第六代一样独特,第六代导演王小帅、阿年、张元、贾樟柯、王全安等人在谈到自己的影片的时候,总是羡慕第五代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充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他们却一无所有。当贾樟柯的《小武》在柏林电影节上捧回两个奖并获得2万马克奖金的时候,他还在担心怎么推销自己的拷贝。王小帅最为自豪的是仅仅花了9万元人民币的小制作《冬春的日子》,单是在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上就拿了6万美元奖金,于是他对自己的艺术立场总是充满信心。张元在2000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次观摩放映会(放映《过年回家》和《疯狂英语》)上满足了师弟、师妹们的好奇心之后说,“拍艺术影片只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就不存在钱的问题,不过影片总是得让国内的观众看到,才是一种对自我的真正肯定。”^[23]至于何建军,对拍电影的辛苦,担惊受怕更是没得说了。可以说第六代电影人是以电影为生存手段的一拨人。对体制外制作的这批电影人来说,电影就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即使是对挂着电影厂厂标正式发行的影片导演,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头发乱了》的导演管虎,以福建电影制片厂厂标制作《周末情人》的娄烨,以北京电影制片厂厂标制作《月蚀》的王全安等人来说,电影是而且只能是安身立命的方式。但是恰与他们的热情、执著相反的是中国电影的持续低迷,即便像《长大成人》、《浪漫街头》、《呼我》、《再见,我们的1948》这样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资的影片也饱受市场无情的打击。也许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使第六代形成了现在的创作倾向。正如张元所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没有成功感……我是个边缘的人,我也选择边缘的题材……生活是悲苦的,电影是幸福的。”他们就是这样以电影为生存方式的一拨人;他们的电影就是表现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的电影。

管虎导演的处女作《头发乱了》中对“87级”致意的片头。

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颁发广发影字[1994]135号文件,向上海市电影局、各制片厂、各省市广电厅(局)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并在全国数家电影报刊先后公布。通知说:今年(1994年)2月初,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中有多部未经国家电影制片厂批准、私自拍摄并未送我部电影局审查的非法影片参展,计有×××的《1966年,我的红卫兵生活》,×××的《冬春的日子》,×××的《红豆》又名《悬恋》、《自我画像》,××的《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张元的《北京杂种》,集体创作的《我毕业了》以及×××的《蓝风筝》和与香港合拍片《诱僧》。除《蓝风筝》经电影制片厂审查未予通过,其余未经电影局审查私运出境。与电影节交涉未果,被迫取消原定派中国电影团赴该电影节的计划。鉴于此,为严肃法纪,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洗印厂和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在上述人员问题未得到处理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其拍摄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及进行影视后期加工等。这次事件(被香港电影界的个别人士称为可与好莱坞“十君子”相提并论的事件^[24])使所谓的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浮出水面,引起一定的关注,同时也使第六代影片被赋予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除了这次事件所涉及的一些体制外影片之外,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摇滚影片的《头发乱了》和同时期出现的《周末情人》,以及以都市“金丝雀”现象为题材的两部影片《湮没的青春》和《感光时代》的先后出现,也在一定程度印证了这一新生电影群体的创作实绩。而《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影片的出现使第六代在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这两种电影学术刊物上,相继刊载了一些有关这部影片的文章。在“世界电影百年华诞”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喜庆的1995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辑部于6月14日和15日召开了以“1990年代现实题材影片创作”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话题”——对新生代导演及影片创作的研究成为一个焦点。这种种迹象都表明第六代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已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