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知大学与日本学者对话

在爱知大学与日本学者对话

应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的邀请，在早春二月，我们宁夏社科院一行5人赴日进行学术访问。

A.愉快的汉语会谈　我对爱知大学的了解，缘于双方的合作。2005年10月26日，宁夏社会科学院与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共同成立“中日合作西部开发共同研究中心”，加加美教授一行前来出席揭牌仪式。这之后，时任院长的吴海鹰教授率团访日，双方合作取得可喜的成果。2007年11月24日，在银川又举行了科研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到达名古屋第二天下午，我们就与ICCS中心领导成员进行了会谈。日方有该中心主任加加美教授、副主任高桥五郎教授和执行委员高明洁教授。三位教授都能说双语，我们的交谈就用汉语进行，使我备感亲切和轻松。

宾主落座致意后，我对加加美先生说，我很赞成他《镜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中的观点：“日本与中国互为对方的镜子，但镜中的形象都有歪曲和偏差。”这就让我们更感到学界的责任。这一共识，开启了我们愉快而友好的交谈。

加加美教授在我院的学术报告中，说自己很可能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使我感到很亲近。他用流利的汉语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对以双方合作名义申请文部省重点项目进展情况作了介绍。我们的会谈如同近年来双方的合作，既友好愉快，又富有成效。

在随后召开的研讨会上，双方又对今后的科研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作了进一步协商。这一切都印证着一个朴素的真理：真诚的交流与沟通永远是精诚合作的助推力。

B.可贵的学术探索　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研究传统，被爱知大学继承。几十年的时光里，这所大学始终以研究中国为其一个鲜明的优势和特色，在中国、日本乃至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991年，日本爱知大学研究生院增设了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国学专业。1997年4月，成立了现代中国学部，这在世界上也是创举。

随后，又成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和日中合作西部开发共同研究中心。这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的跨专业学科，已被日本文部省列入2002年启动的“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COE）工程”。该中心联合世界上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致力于建设一个国际性的中国学的学术研究与评价的平台，从而推动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该中心共有16名执行委员，都是各学部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例如我这次见到的还有：现代中国学部的农学博士、优雅的高桥五郎教授，散发悲天悯人情怀的文学博士、现代中国学部部长马场毅教授，活跃在人类学研究领域、没有时间变老的高明洁教授（她每周讲授22个课时，承担大量的科研和中日学术合作的联系协调工作，但似乎岁月没有在她光洁的脸上留下多少痕迹），具有绅士风度的经营学部的川井伸一教授，典型学者风范的爱知大学副校长佐藤元彦教授，等等。可以说，该中心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学术之旗，汇集了驰骋学术高地的科研精英。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科研兴趣，不同的学术成果，但有着相同的科学精神，相同的中国情结，相同的学术追求。

加加美教授，这位理想主义者就是学术之旗的擎旗人。他长期致力于现代中国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部的创始人。现任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交谈中，加加美教授表述了对中国研究的看法。他认为不少欧美和日本的学者有一种双重的中国观，即在文化学术方面看重古代中国的典籍而轻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中国，而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学术体系长期未能得到承认。他和同人们所有辛勤的付出，就是要突破现代中国研究的此类弊端，确立现代中国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加加美教授对我说，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有中国朋友，这里面有责任感的问题。几十年来，他把脚步送到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尤其是科研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出版了《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化中国》等十余种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并翻译出版了《证言：南京大屠杀》和《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关于血统论的论争》等著作。

加加美教授带领着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地探索着追求着。他的开拓、他的执著、他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他还获得了《中日新闻》主办的第58届中日文化奖。

C.浓郁的中国味道　我们在高明洁教授的陪同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图书馆、中日大词典编纂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学研究中心。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强烈地感受到：环绕身边的中国氛围和扑面而来的中国味道。

一进校门，就能看到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走进图书馆，佐藤孝司主事用汉语向我们表示热情欢迎并介绍情况。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很丰富，仅三好校区图书馆就有6万多册，中文的地方志就摆满了四排书架（每排近百个书架，每个书架有7层），宁夏的有贺兰、海原、固原等县市的地方志。

佐藤主事引领我们参观中路过一个办公区域，办公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中文。我走近一看，原来是我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对策研究与特色优势学科并重——宁夏社科院两个重点研究领域现状析论》文章的第一页。这个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大大咧咧的人！我向佐藤先生表示感谢，他连声说：不用不用！他灿烂的笑容既有制造惊喜的开心，又有自己一以贯之都是这样做事的表白。

接着我们来到中日大词典编纂所。抬头仰望郭沫若“激浊扬清”的题词，所长安部悟教授告诉我们，《中日大词典》能够在1968年出版，多亏郭沫若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呢。早在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中日大词典》才得以完成。

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们看到种类很多的中文报刊。《人民日报》国内版和海外版都有，《半月谈》分内部版和非内部版，按序摆放一期不少。

走进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在的办公楼，就看到了周恩来给爱知大学校友的题词和孙平化专为爱大的题词。

我们先去了高明洁教授的工作室。她的工作室是学校配备的，屋内有23个书架，犹如身处书城；窗外，满眼风景如画。不由得让人心生赞叹：真是教书研究的好地方！

前往中国学研究中心办公室的走廊墙上，有一个宣传专栏。上面有加加美教授获奖的图文介绍，还有研究中国的文章，例如《中国专家号脉中国经济与环境》。

展示台上，专门展示该中心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有论文集，有专著，有小册子，有简介。中日文版本都有，且印制精美，可以自由取之。我们认真挑选，各取所需，每人都带回了好几册呢。

走进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加加美和高桥教授在等候我们。学者的介绍使用的是汉语，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图书、资料又多是中文，交流的是有关中国研究的合作。让我感到温馨的中国味道，从每一位学者的谈吐中，从办公桌上文件盒中的每一份材料中，甚至从每一寸空气中散发出来，弥漫在整个空间！

D.真诚的交流研讨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与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经济社会新问题”国际研讨会。我们与该中心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内容涉猎经济、地方历史文化、伊斯兰研究等领域。

研讨会安排了整整两天，划分为七个议程。发言人均为社科院学术交流团的成员。每个人的发言和交流的时间为90分钟，双方就我院演讲人主题演讲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最后双方还就继续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会议第一天，高桥教授代表研究中心、我代表宁夏社科院分别致辞，相互传递了热情欢迎和诚挚感谢、愉快合作与良好期待的相关信息和愿望。

接下来，由我作了“论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力量——关于构筑宁夏人文精神的若干思考”，主持人是国际交流学部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博士生导师——周星。

演讲一结束，周教授就说，演讲通过对宁夏人文精神历史传承和当代呈现的论述，让我们对宁夏的地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与宁夏文化的关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年轻的经营学部准教授田中英式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地区的资产，但想知道我怎么看待：人文精神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否可以量化？

我答道，我认为人文精神是无形的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每每能感到它作为“软实力”的引领、推动和支撑的作用，但我不赞成用量化的形式进行表述。

话音还未落地，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部李春利教授说，西口敏宏教授最近出版了专著，他把浙江的温州精神用数据量化了，这是与你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感谢李教授介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研究文化不同方法的碰撞，对研究很有益。

第二项议程，由刘天明研究员作“西部大开发中宁夏的发展模式与面临问题”的主题演讲。其中介绍了宁东的有关情况。其主持人为经营学部川井伸一教授。

川井教授说：听了宁东重化工基地建设的介绍，感到政府的推动作用非常之大。资源方面宁夏产业发展的大规模化，非常有借鉴意义。对宁夏能源产业如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问题，自己很感兴趣。

李春利教授学的是产业经济学，对宁夏的能源建设非常关心，他从长远发展——主要是能源安全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铃木规夫教授建议，宁夏有能源有资源，能否利用民族优势，考虑吸引伊斯兰银行的资金。

第三项议程主持人为：现代中国学部高桥五郎教授，段庆林研究员作了“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题演讲。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按计划，副校长佐藤元彦教授下午16点参加。提前3分钟，佐藤教授悄悄进来，走路似乎轻轻踮着脚，以减少鞋对地面的摩擦。他悄悄把公文包和外套放在窗台上，悄悄入座。主持人没看到，在专注听讲记录以便点评。佐藤教授左右的学者好像也没看到，没有打招呼的意思。我试图用目光和他打个招呼，但他神情专注在看论文集，并用红黑圆珠笔勾勾画画。此刻，他是学者。带着眼镜，黑白相间的半长头发中间分缝，自然下垂在白皙的脸庞上。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这里有着默契的，大家认同并努力营造的培养学者的人文环境。

段庆林的演讲是下午16：33开始的，很快，佐藤教授就对“全要素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是如何考虑的”进行提问。

ICCS研究员秋山知宏博士提出，人文精神的演讲强调精神的力量，而经济的演讲强调的是效率。两个似乎对立的观点如何协调？

田中英式准教授在对精细的数据分析肯定的同时，对贡献率的重视程度问题提出讨论。

李春利教授认为，演讲展示了结果，但对要因没有具体说明，这里有无政策因素？

段庆林对提问一一进行了回答。

主持人高桥教授认为，研究使用数据的来源对研究结果影响很大。但数据是变化的，1996年和2004年国内对于固定资产的计算都有变化。可能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吧，高桥教授说，这是一种先驱性的研究，希望段庆林能挑战困难，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第二天，爱知大学副校长佐藤元彦致辞，对不能参加第一天上午的会议表示歉意。并对双方的合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合作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

第四项议程由王伏平副研究员作“西部大开发中宁夏回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主题演讲，其主持人为研究生院国际交流研究科政治学博士铃木规夫教授。

专家对展示的照片非常感兴趣，认为既直观，又形象。

高明杰教授提问：你理解的回族文化资源是什么？并想了解一项建议的依据和背景。

大野太幹研究员对宁夏与北京的回族文化的异同感兴趣。

佐藤教授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建议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建立基金。

马场毅教授认为，宁夏民族文化保护的力度很大。但要考虑这样的背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面临要灭绝的危机。因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传统，开发后会发生变质。他建议在把传统文化作为观光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时，一定要考虑保护的问题。

高桥教授说，我一边听着报告，一边在脑海里出现两个字：国家。我想知道您对于国家这个概念是怎样理解的？也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的？

在王伏平不紧不慢的回答中，大家在热烈的气氛中讨论着。

最后演讲的是张盛林副处长。题目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经济增长”，主持人朱安新，是名古屋大学环境学研究科的研究员。

张盛林演讲后，川井教授指出：屏幕上显示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彩色的，而论文集上是黑白的，请将彩色的曲线作一解释。张盛林做了让川井教授满意的解释。

高桥教授说，库兹涅茨曲线在我们日本还称之为“假说”，现在有争论，我认为否定意见也会对研究有启发。他在基本同意用此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思考。

加加美、高明洁等多位专家对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中宁夏的环保等问题提问并进行讨论。

朱安新研究员评价演讲展示了清晰的学术思路，并对学术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

研讨，是热烈的，严谨的，认真的，让我每每感受到中日学者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对探索的浓厚兴趣。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社会担当的责任感和人文情怀。在平等、宽松的探讨中，原本安排较为充裕的时间，又在主持人延长讨论的倡导下，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E.“认真”是一种境界　我们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强烈感受到随处可见的可贵的认真。是全方位的认真，全过程的认真，时时、事事的认真。他们的认真是渗透到骨子里的认真，是融化在潜意识里的认真。整个学术访问安排，充分体现了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认真。

会议设“综合司会”，为高明洁教授。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负责具体统筹、组织和协调整个会议。同时，为每位发言人分别安排了主持人，各主持一个议程。开始时简要介绍，演讲结束时画龙点睛式地点评，引导与会者开展讨论，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讨论并进行归纳式的小结。

村田主任是会务和接待事务的组织和实施者，他安排好每一个细节。在关键时刻，还能为播放课件提供中式连接电脑的插座呢。他在从容里体现细心，在有序中展示精致。一切都适度、到位。还有主持人认真准备，主动与演讲人沟通，与翻译衔接。就连会议的议程都注明每天的与会者名单。

当然，我们与能把认真推到极致的日本学者研讨，我们也做了认真的准备。不仅认真撰写论文、制作课件，还认真讨论出访交流的细节。结果呢，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凡事预则立，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回报。

认真，不仅是态度、是责任，更是境界和精神。

一件小事，足以诠释日本式的认真。在东京考察时，我看到路边生长着一种树。我便随口问高桥健太郎博士树的名字，他说不上。第二天见面时，他认真递上名片大的纸片，上面认真地画了一片叶子，下面两行树名：银杏、公孙树，每个树名前面又点了圆点。并告诉我资料的来源、树叶形状的特点及四季生长情况。

写到这里，我又在想东京街头想过的问题：个体的生命里有了这种认真，世界上还有做不好的事吗！民族的品格中有了这种认真，还有什么能够阻挡行进的步伐呢!

原载《思想财富》2008年4月28日，被中国社科院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