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延伸线下的样板生活

香蒲：城市延伸线下的样板生活

城市的大小和居民的活动范围，这应该算是个老话题了。只不过自从针对新上海人的讨论越来越多，上海城市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反而提得渐渐少了，各个区，包括郊区的房价跟所谓高尚地段同步疯涨，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带来了轻松穿越城市街区的便利，一个又一个城市“副中心”正大兴土木，于是城市似乎被重新想象为一个超级主体，“上海人”则被统一代表为周立波口中的“喝咖啡”阶层——这真有点莫名其妙。在这个城市出生、长大，近几年又做过一点与上海文化有关的研究，我从来不觉得此地有什么统一的精神和文化主题，有什么高调的口号可提。稍稍通达一点的上海史学者都会告诉你，这个城市自形成以来，其特点就在于两个字“杂处”，各种种族、身份、阶层、地域，各具想法、别有怀抱的人混居在一起，如许杂乱方能凸显殖民地城市的“奇观”，它的问题和活力以及可能性都在于此。解放后政府用严格的户籍政策改造上海，大乱归于大治，铁板一块的上海想象似乎有了前提，但上海生活其实还是建立在“杂处”一代，“杂处”二代们差异极大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当这个城市突然以新的户籍管理和劳动分配方式“关闭”以后，它的内部差异曾经相当醒目，要说认同感，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认同感无非就在于那一张户口本上，从文化上来讲，他们有各自的习惯、口音、趣味、性格，在城市中了形成各种地带，歧义、差别、互相之间的磨合带来的文化上的多样性也由此产生。纵使“高速发展”成为了第二个三十年的主题词，但要在这座城市的现实历史之中提炼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上海精神”，不是失之偏颇，就是虚无缥缈。

关于居住，上海人曾经最敏感的是地段，“下只角”这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提了，前天在《东方早报》上看到大型调查，“你最愿意居住的几个区”，结果是浦东排名第一，徐汇第二，静安第三，想来这个调查里面有许多发达了的新上海人的贡献。小时候听闻大人们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仅从文化上来讲，开发浦东是上海“样板化”最重要的一步，而老牌高尚地段徐汇和静安现在也要屈居于后。最近和一个刚来上海工作的同事聊起在学校附近买房，她说差不多的钱还是在杨浦买吧，感觉杨浦比虹口好，让一旁的上海人们兀自惊讶，后来想想，杨浦区这几年的确标准化了很多，反而虹口有些疲疲沓沓的，缺一股子初来乍到的人们喜欢的旺盛气。这类差异的抹平应该说是真正的进步吧，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本地居民的自主生活出了问题，比如穿睡衣上街，在新高尚地段里当然看不到睡衣，而在西区老公房，在“空巢化”、老龄化，生活节奏仍然缓慢如初的居住区里却还能看到，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些居民，无论他们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就是还喜欢沉默地穿一下睡衣而已。前年我曾在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住过一段时间，曾经是最市民气，用王安忆的话说最“轰轰烈烈”的日常生活之地，现在却感觉那里有种奇特的安静，连学龄的孩子进出的喧闹之声都很少了。贾平凹在讲农民工进城的作品《高兴》里说，城市靠的就是流动，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不断涌入，一旦他们安居下来，用不了几代就会被再度边缘化。在上海，已经有人呼吁上海话遇到了“危机”，甚至考小学会说上海话能加分，而上海人可以数数自己的亲戚，只有那些挤入了成功人士阶层的才能保住地盘，进而力争上游，而相对贫穷的都逐渐退场，怯场，连荡马路的贫民风情都快荡然无存了吧。即使上海人也在“学做”上海人，这个“学做”里面有诸多的无奈和尴尬。

前一阵子参加了几个边缘行政区的文化建设专家咨询会，这些区的领导们都十分着急发展问题，想要大打文化产业之牌，然而政府能想到的仅限于一些文化设施建设，我们去参观某区斥巨资建造的文化宫，硬件设施的确非常好，但里面看不到一个人影，管理员哀叹市民素质仍未提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的服务对象。而咨询会上各路专家贡献的意见，则绝大部分将文化产业直接改写为娱乐商业，无非就是咖啡馆、餐厅、歌城等等娱乐餐饮消费，再盖上一勺所谓历史文化符号，其情形恰如毛尖所说的，“看见石库门就要改成新天地，看见轮船码头就要做成新外滩。”

随着交通技术的提高，城市半径的延伸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延伸和扩展并非意味着将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群全部格式化为某种单一而抽象的概念，那些旧时的街道巷陌，古镇边城，它们各自的气息、风貌、民情，并不能降伏于一根简单的延伸线。城市内部的差异曾经在封闭的状态下变得十分消极，后来则单纯以房地产价格来标志，为什么它们不能促成某些对不一样的城市生活的想象，让各种生存期待都能找到落脚的理由，而不是只有一种成功的“样板人”才能获得上海身份。在我看来，做一间金光锃亮里外三新的样板房，可能是一种选择，但绝不合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