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与安全两难

中俄关系与安全两难

姜　毅

在冷战结束后的最近十余年里，中俄关系无论在适应新形势方面，还是在满足两国各自外交战略的需求方面，都走在了大国关系调整的前面。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为它们共同和各自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提供了可能。但是，在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清醒地看到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正视与此良好形势不协调的“暗流”。这里所指的即是两国关系面临的“安全两难”（securitydilemma）。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这些障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

“安全两难”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按照其鼻祖约翰·贺茨的概念，国际社会的每个个体为求安全起见总是在追求权势和实力，这样一个过程又会促使其他个体因同样的理由而不断加强自己，从而又加剧了前者的不安全感。如此循环的作用—反作用进程不仅没有真正巩固各自的安全，而且可能恶化双方关系的气氛。^[1]在相邻的国家间，这种两难可能就更明显。在冷战后新国际安全格局未形成之际，两难状态普遍存在于国家关系之中，安全两难理论仍不失为考察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局势的一个重要理论参照。因此，用这一理论来看待中俄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似乎使我们对两国关系中的某些现象有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了解。

虽然中俄两国在冷战结束后立即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两国早在1996年就开始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安全两难的状况依然存在于中俄两国关系之间。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有必要指出的是，中俄两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外交活动目标都决定了:任何一方都没有企图利用冷战后的新局势，有意寻求获得对对方的优势，或奉行旨在针对另一方的政策。也就是说，中俄两国之间的安全两难问题，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人为的结果，而是两个接壤大国由于最近十年力量状况的变化，在传统安全理念影响下“自动”形成的状态。两国自身和双边关系中的下面一些特点，可能是导致产生两难状况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俄两国都是变化中的国家。它们都不是现存的国际制度的制定者和主要受益者。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力量状况的增减、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的调整，特别是两国对未来国际和地区制度的构想将对另一方造成何种影响，都是双方特别关注的，也是对方难以预期的。

第二，在迅速变动和重新组合的世界进程中，中俄两国都明显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从而推动两国民族主义在社会动员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差别的是，由于中国政权的控制能力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总体说来，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尚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在多元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容易找到宣传的渠道，也更容易影响政策的选择，政府的政策较容易变为因变量，而不像中国那样在相当程度上仍是自变量。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而逐渐上升的，更多的表现为自信和进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由于国家的衰败，更多地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危机感。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在培育和形成成熟的民族心理和爱国理念方面都需要学习。

第三，中俄两国不仅是大国，有自己宏伟的抱负，而且是邻国，有漫长的边界线。这种状况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双方都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视为自己潜在的竞争者，也都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政策中对对方持有戒备心理。

第四，中俄两国虽然有过合作与睦邻的历史，但毋庸讳言，在过去几百年里，双方的对抗和敌视不仅时间长，而且影响也深刻。且不论两国社会中因此存在的疑虑心理，仅指出由于过去的历史造成的、迄今未完全解决的边界遗留问题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间两难状态之形成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没有这种两难局面倒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最近十年里，中俄两国力量对比状况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也使得目前在中俄两难状态中，更主要的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和疑惧。

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俄罗斯社会一直存在着的所谓“中国威胁”，^[2]这些判断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中国迅速发展后肯定要试图获取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一些冲突和斗争，从而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和俄罗斯的安全。不仅如此，中国力量的增长还很可能加强它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的地位，迫使后者接受中方的主张。其二，也是最经常和最普遍的“中国移民占领俄罗斯领土”的论调。其基本依据是“无政府的国际竞争规则”: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在市场、能源和人口聚集地等方面争取更大的空间，而俄罗斯脆弱的远东就是首选。它认为，中国的人口对俄罗斯、尤其是其远东地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移民的传统是家庭、家族、姓氏式的，而他们又极难被当地文化同化，从而可能在俄罗斯形成一个个中国人居住点。其发展逻辑就是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行政管理权要求，进而是自治要求，并寻求母国的支持。其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俄中发生对抗，要么俄罗斯领土、首先是中国一直“耿耿于怀”的远东地区领土被逐步蚕食掉。尽管现在中国政府未必有计划地进行这种活动，但届时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这种局面，且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很难抵御这种诱惑。经常被用来支撑这一分析的还有至今也未改变的中国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观点，即坚持认为俄罗斯从衰败的清王朝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

从中国的角度看，上述观点当然是十分离奇和荒唐的:自己好不容易从与庞大的邻国的对抗中摆脱出来，正致力于解决内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需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怎么会再与这个邻国过不去？更不用说中国还面临着西方强大的压力和捍卫领土完整的重任。至于俄罗斯关于上百万中国人移民的说法就更有些可笑和不值一驳了。且不论中国人或中国政府是否有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即使大批中国人抵达了俄罗斯，按照俄罗斯一些人的逻辑，在上百年前就有了大量中国移民的北美、东南亚今天早该支离破碎了。把对历史的记录与现代的政策联系起来的推理同样是莫名其妙的。如同没有人因今天和未来中俄关系的友好，把20世纪60年代的两国关系改写成花团锦簇一样，希望中国涂改对19世纪历史的认识也是荒唐的。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中俄两国关系一方面在不断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却愈炒愈烈；中俄两国一方面需要共同面临霸权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少人却接过了西方“中国威胁”的口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人是不是也会产生某些疑问:北方的朋友如此怀疑我们，这个朋友是否可靠？如此认识中国的朋友是否明天也会参与构建反华“防疫线”。^[3]

这个可怕的逻辑推演下去，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愿看到的“谎言的自我实现”就走上了启动的边缘。

在俄罗斯，最积极宣传“中国威胁”的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或出于个人政治利益，或基于某种“民族爱国”情调。前者（如前远东地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把“中国问题”当做炒作原料，企图在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后者（如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则不过是为仇外理论添加一点内容。在关于俄罗斯按何种模式发展（即走向西方，还是走向东方）的争论中，中国因素也是常常被涉及的。一些西方派人士为了论证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必要，把中国当做了一个威胁的来源和防御的靶子。在这方面亚·沙拉温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根据他的分析，俄中关系似乎是“宿命论”的:无论中国是强大、抑或孱弱都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4]

事实上，上述政治原因在推广“中国威胁”方面只是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更多的认为存在“中国威胁”的俄罗斯人，包括那些对华并无恶意的学者、政府官员，^[5]他们的根据还是传统的地缘安全观念。这也是俄罗斯关于“中国威胁”认识“流行”的主流因素。这些判断当然不是真理，或者缺乏足够的根据。但就其相当部分的表述者而言，却确实是出自真实的疑惧。而且，从这些判断的推理而言，这种担心也具有自己一定的历史和理论的逻辑。换个角度，从安全两难的理论来看，这些疑虑也并非臆想。一个只有720万人口、俄罗斯族只占这个总数的54%的远东地区，^[6]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远东地区，面对人口众多、充满活力的中国能没有危机感吗？

在过去十年里，无论俄罗斯社会存在着多么大的对中国行为的猜疑和戒备，安全两难问题都没有成为阻碍中俄两国关系进程的障碍，现在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将导致双方在安全和外交政策层面的变化。但是，在双方长期保持相互防范心理的情况下——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和俄罗斯不可避免的复苏，这种两难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加强——谁也无法保证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会受到影响，两国关系推进的深度和广度不会遇到牵制。西方许多分析家正是据此得出了“中俄伙伴关系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前途的结论”。俄罗斯更有人已对“中国威胁”产生了病态的反应:在目前自己无力担负遏止中国的“重任”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身上，企图与西方在亚太地区组成某种同盟，借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来阻止中国的“外向”进程；并认为这是俄罗斯解决长期的远东战略问题的“历史性机遇”。^[7]也正因为两国面临的两难局面，一直对中俄关系予以关注的西方似乎也期望利用中俄之间的戒心，在两国之间打入楔子:“在21世纪，俄罗斯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在南部和东部与其接壤的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强大到能够在太平洋对美国、在远东对俄罗斯提出挑战，它就会弃俄罗斯而去。”^[8]因此，如果仅将俄罗斯对中国担心的言论视为别有用心的反华宣传，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担心的根源和普遍认同度，自然也就不会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仅是对上述担心有些简单化，而且可能是对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有害的了。

二

对于安全两难问题，以及由此主要在俄罗斯引起的种种担心，中俄双方——特别是中国——一方面应予以理解，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不能够回避，而且应予以高度的重视，最关键的是找到跳出两难局面的道路，设法降低相互防范心理的程度。两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如果我们双方不能根绝这种两难状况及由此产生的相互戒备心理，那么至少要设法使之不破坏大局，并从另一个角度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应该清楚，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个落后大国的实力迅速上升时，都会引起周边和国际的关注和不安。事实上，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的不断延伸，安全两难问题已远不仅只产生在中俄之间。在中美、中日、中印和中国与东南亚等几乎所有利益相关或与之接壤的国家和地区关系中，安全两难状况已越来越明显。无论中国愿意与否，它都已“被迫”站在了地区活动舞台的中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意欲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更需要前所未有的智慧、技巧、谨慎和忍耐力；在这种形势下，急于摆脱被动地位，追求现有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目标，就可能过度使用自己的实力，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外交的任务应该是在开展外交的过程中寻求机会。

中国还应该看到，中俄关系中的一些要素是在其他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中所不具备或不同时具备的。其一，中俄两国的综合国力最近十年里在不断接近，并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力量大体均衡历来是获取相对安全的基础，也是最有可能促使双方合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其二，中俄两国关系在过去十年里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从而为两国缓解因误读、误判而造成的相互戒备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三，中俄两国致力于内部发展的相同任务，决定了两国争取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总体外交和安全战略，并由此产生了在双边关系中实现睦邻友好的政策。与此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立场。这些均为两国关系的接近提供了实际的利益前提。正是具有了上述这些要素，在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两难困境中，中俄之间的安全两难即使不是最容易缓解的，也是较有可能得到缓解的。而这种两难状况的改善将使中国整个北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有所保障。不仅如此，在两个大国间安全两难问题的缓解也可能为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范例。

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一句古训可能是十分有益的:悠悠万物，有容乃大。如果在过去数百年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可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那么俄罗斯也应该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鲁迅先生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强大，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任何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历史的法则，中国的强大也只是时间问题。可能俄罗斯已“习惯”与一个虚弱的中国打交道，但它今后不得不适应与一个强大的中国作邻居。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通过限制别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获得自己利益的方法已行不通。因此，受困于安全两难而试图阻止、遏制中国，不仅是不理智的，而且也是无用的。正如有人指出的，把中国变为俄罗斯的敌人那简直就是噩梦。^[9]一个繁荣的中国是俄罗斯远东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中国越是发展，它与各国的联系越紧密，也就越不可能挑起事端，也就越需要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已经证明，追求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既会加强两难局面，又将使自己陷入永无止境的安全困境之中。强大是保证安全的基本条件，但这个逻辑不能推演为，只要强大了，安全问题就解决了。因此，面对安全两难局面，“自助”式的保障安全方式可能永远达不到其推行者试图达到的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中俄两国都意识到必须从更广泛、更综合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树立新的安全观。这就是不仅考虑自身的安全，也充分注意他国正当权益的“同等安全”；以平等为基础，以消除共同威胁为目的，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并辅之其他手段的“集体安全”。

中俄两国还需要意识到，解决面临的外部压力问题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它们自己。在两国都必然地选择与世界主要大国改善关系的情况下，透过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的棱镜看待中俄关系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中俄两国关系发展首要的和最关键的理由不是联合抵御美国的霸权，而是基于一个最“简单”和现实的理由:它们是邻国。

为了营造共同安全，中俄双方提出了对两国关系发展最形象的目标描述: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显然，好邻居应该是前提和基础，是两国关系第一位的目标，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是推动两国关系最核心的动力。什么是好邻居呢？每个“家庭”都可以、也必然有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成为相互敌视的理由；每个“家庭”可能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式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密切的交往，不影响它们共同处理某些问题，不影响它们的相互帮助。中国俗语中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同样，中国文化中认为，邻里之间的不和、邻里之间的相互猜疑、戒备，乃是生活中一大不幸。

中俄两国欲实现共同安全、缓解两难局面、成为好邻居，唯一的出路在于全方位的合作。这就是两国在保持各自独立性、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确立起类似市场关系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供需”体系。在合作中加强彼此了解和信任，在合作中交流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在合作中创造相互连接的网络，并由于这种合作使双方获利而加深合作程度，也由于相互依存和能有稳定的预期，从而能保证合作关系的持久。这样，中俄关系就能够始终处在良好的发展轨道中，避免任何风浪对它的冲击。

过去的十年里，中俄两国在涉及它们关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双方建立了最高级定期会晤机制，各层次的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基本解决了两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在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略协作；在双边和地区、国际问题领域的协商与合作开始了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双方为了向对方证明，本国涉及对方利益的国际行为是严守道义的和可以预测的，在双边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互谅互让是两国的基本行为准则。2001年7月两国还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原则。所有这些都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走上了稳定和可预见的轨道，也为两国跳出传统的两难困境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

中俄两国早在双方发展关系的开始就不断强调两国不断接近的友谊是公开的、透明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次把“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视为它们相互协调和互利合作的宗旨。“不结盟”的原则丝毫不妨碍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并有相似立场问题上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外交可能更有助于双方以更坦诚、更“轻松”的心态来进行合作。中国和俄罗斯都将以发展自己、创造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以反对对抗、争取和平作为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它们认为，平衡的、全方位的外交符合各自的利益。事实上，双方主张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反对逆时代潮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不是试图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基本规则实行彻底的“革命”，更谈不上重温20世纪50年代封闭的“同盟鸳梦”。不过，还是应该承认，两国关系最近十年的迅速提升与它们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外力”在推动两国关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两国在过去较短的时间内，还只是迅速搭建了新型关系的总体结构，而这个庞大“建筑”内的许多具体部分、包括其运作机制还处在一个细化过程。因此，如果从两国关系发展的长远和稳定的角度出发，从缓解“静悄悄”地侵蚀两国关系的安全两难的需要出发，如何逐步减轻外部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已成为首要课题。双方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某些还较薄弱的领域的工作，逐步增强合作的“内生性”因素，以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所谓的“内生性”因素是指，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两国人民间的了解与信任，并使两国人民能从合作中获利，从而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动力。

谈到合作是不能不提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方面，这里与中国紧密相邻，最有可能成为好邻居的窗口。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来了”的担心又是这个地区一些人士经常宣传的主题。这种由民族偏见、不守规则的非法交易以及几十年的对抗和孤立引起的怀疑已使远东变成产生“中国威胁”的一个主要的温床。在这里缓解安全两难最主要的出路是远东与中国东北的经济合作。事实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远东的发展依靠遥远的莫斯科的可能性极小。市场的互补程度、交易的低廉成本程度都说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伙伴来自相邻的中国东北。在这样的经济合作中，中国企业当然可能得到利益，但远东同样也会得到发展的机会，而发展才是远东安全和稳定最牢固的保障，这远要比停留在口头上的担心和疑惧更可靠、更实在。

在俄罗斯远东（当然还有西伯利亚）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俄罗斯一些学者大胆提出了大量引进中国劳动力的方案，^[10]可见，不少俄罗斯人是有足够的智慧和远见的。按照“资本永远自动地流向有利可图的地方”的逻辑分析，不妨将劳动力也当作一种特殊的资本，近年来中国人大量地流入俄罗斯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那里可以产生机遇。对俄罗斯来说，可怕的不是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本（想想许多拥有大量华人国家的状况），俄罗斯不该对按合同工作的中国劳务人员担心，他们担心的应该是这些资本活动方向、目的和手段的混乱。因此，对俄罗斯最合适的办法可能不是堵截，而是有效地利用。有序、有计划地引进劳动力同样可以成为中俄双方创造共赢的途径。这里的核心是建立规范市场、管理资源流向的法律环境和制度。

虽然中俄宣布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面向世界的，它们业已表示出来的对新的世界秩序的看法、对多极化世界力量格局的配置构想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最近的时间里，两国不能不看到，它们的伙伴合作主要集中在地区水平上。这是由两国目前的国际角色定位决定的。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是地区性的大国，它们的力量投掷范围、可能施加影响的区域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或与它们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这也是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节约资源的外交战略原则的要求。也正基于这一点，地区性问题是两国最有可能利益交叉、兴趣相同、并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的。比如两国在与它们最直接相关的中亚地区的合作，比如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立场的协调和合作。指出中俄合作的地区性质并不是否定这种合作的国际意义。其实，中俄两个大国的协调和接近本身所具有的国际影响，两国在欧亚大陆合作可能带来的地缘战略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俄地区合作方面最现成、也是开始迈向成功的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中俄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合作并不是为了迎合“普遍联合”的世界趋势而搭建的临时机构。事实上，它们面临着完全具体的任务:确保相互间的良好关系，确保本国和地区的安全，促进每个成员国的发展，推动互利的经贸交往。换句话说，促使六国迅速接近的动力首先是它们现实的利益需求。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还不仅在于参与各方能够共同回应由三种危险势力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挑战，它还符合由经验和理论证实的以多边合作塑造共同安全、缓解安全两难的精神。这就是，多边合作为参与各方提供了互利的机会；多边合作为各方的活动建立了一定的规则，并可能使各方的行为模式具有可预见性；多边合作为各方提供了获得较透明信息的平台。从这样一个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地区的新局势并没有动摇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合作基础。首先，塔利班政权的倒台并没有解决中亚面临的稳定与发展的问题，上海机制原始的活动目标（即所谓的两个轮子）依然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其次，其他势力进入中亚并没有改变多边合作的国际潮流，事实上中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远不是单个的双边关系能够解决的，即使这种双边关系中的一方可能具有超强的实力。同样，奢望上海机制在短时间内就解决既有问题并取得突破，显然也是不现实的。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没有、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封闭式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俄两国就协作解决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问题搭建的多边平台，地区力量多元化的形势既可视为是对两国的挑战，也可当做推动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机会，同样还可以成为两国与其他势力进行合作和交流的渠道。

缓解安全两难并非易事，历史上也鲜有成功的范例可循。欧洲夙敌德法两国在1945年后的和解对中俄两国来说显然不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中俄两国缓解两难肯定不会是一个较短的进程，而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多的智慧和更理智的选择。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

【注释】

[1]约翰·贺茨:《理想的国际主义与安全两难》第2卷，《世界政治》1950年版。

[2]俄方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谈到“中国威胁”的地方甚多，难以一一列举。下面所列观点即为对所有这些看法的总结。

[3]“九一一”事件后，俄美关系改善在中国一些专家那里引起的对中俄关系前景的担心与此背景不无关系。

[4]参见此公:《三大威胁》，载《独立军事评论》2001年9月28日。

[5]例如，亚历山大·卢金绝非反华人士，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胜于一般人。但读过他的《俄罗斯和中国》一文，就会发现，他似乎对未来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也吃不准。参见《国际生活》杂志2001年第12期；同样对中国有着足够知识的还有亚历山大·拉林，不过，他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远东问题》2000年第6期）中多少表现出的对中国的恐惧，丝毫不亚于普通的俄罗斯人。

[6]与中国交界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区和阿穆尔州的俄罗斯人口为420万。资料来源:叶·莫德利奇:《人口潜力与在俄罗斯远东的中国人》，载［俄］《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6期。

[7]韦塔利·奇基奇科:《与美国一道，还是分离》，载［俄］《独立报》2001年6月9日。

[8]马克·亨利:《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与俄罗斯结盟的序曲》，载《莫斯科新闻》2002年1月29日。

[9]德米特里·特列宁:《中国需要予以特别关注》，载http://www.carnegie.ru/russian。

[10]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专家提出了调整移民政策，吸引亚洲劳动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建议，著名的西方派人士德米特里·特列宁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中国需要予以特别关注》，载http://www.carnegie.ru/russian/Projects/securit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