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人文科学本身具有一种“自由的”、“个性化的”艺术气质（Liberal arts），它本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人文学者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的精神天地与心灵世界。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那些有着高远志向、敏觉心智、超凡才情的作家和学者，尽可以纵横其才情，驰骋其志意，他们可以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的心灵状态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因此，杰出的人文学者，优秀的作家诗人，往往都不会将自己的思想与视野限于某个十分专业性的狭窄领域，人类的一切精神情感，天地宇宙间的万般景物，都会引发他的关爱，引发他的志趣。他总是这样对世界对人生充满着幻想、好奇、惊异与想象，他总会在人类精神与情感的一切领域里出现，去思考，去探险，去追求一种“本真”、“诗意”般的学术境界和思想世界。

因此，尽管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知识与科学领域的专业化与分工已是这样明显，但在人文科学世界里，总还是会出现一些百科全书式的或是视野开阔的人文学者与思想家，他们是人文科学世界里的“自由人”，从不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于某一点上，也从不将自己的思想与目光限制在某个领域。而他们的治学风格，他们的丰富而细腻的思想与情感，也会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比如，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陆机、刘勰，隋唐时代的刘知几、陈子昂、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大都可以说是熟读六经、贯通文史哲的人。在西方，古典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现代的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歌德、伏尔泰、维柯、赫尔德、克罗齐、柯林伍德，都是一些在众多学科领域留下有意义成果的人文学者，他们既是杰出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又往往可能是在文学艺术诸多领域都有突出成就和学术个性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同样的，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曾出现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冯友兰、陈寅恪、钱穆等大学问家，他们也都是在继承中国学术传统、贯通中西学术方面有造诣有成就的杰出学者和作家。考察他们的学术与人生，总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知识与思想，他们的学术与研究，他们的才情与志意，大都有一种纵横古今、开阔宏大的境界与情怀。

同时，由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创作与研究，是一种具有较强主体构建性和渗透性的精神情感活动，因此每一个人文学者或人文科学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精神气质与丰富情感，把自己的爱憎好恶和喜怒哀乐等，以富于个性化的方式，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明显地或者隐而不见地，渗透到他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的创作过程或研究成果中去。而他的创作过程和研究活动，他创造出的种种成果与作品，也可能就构成了人文学者们内在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外部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以人文世界的精神追求和创作为生命意义之归属的人来说，他的文学、哲学、历史学与艺术活动，自然地会与他自己的生活直接相互对话，学问与人生两者间一定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虽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比较而言，人文科学家的个性特征与人生经历，他的价值取向与爱憎好恶，与他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与他的作品和学术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更紧密更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

一般来说，我们往往可以从人文学者的作品中，从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中，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人文学者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之种种状态。在人文科学的世界里，无论是哲学、史学的作品，还是文学、艺术和美学的作品，无论这个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经籍典志、著述文章等，从中我们总可以隐隐看到人文学者自己的身影，可以或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人文学者自己的情感志意或价值理想。人文学者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方面的倾向性，他所承继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民族个性等等，也都会对他的学术活动、学术观点、学术成果等，产生广泛而直接的影响。惟其如此，在人文科学这个独特的世界里，人文学者的人格精神与人格力量，对其学术活动与创作，才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史哲作品不过是人文学者内心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在呈示，它体现着人文科学家自己的思想、情感、性格、气质、欲望与理想。一部史学文学名著，一份传世哲学手稿，一篇美学艺术史名篇，往往离不开作者本人的价值选择与意义思考，甚至可以看成是人文学者个体生命独特性的一个外在象征。人们常说的“风格即人”、“文如其人”，正是人文学术与作品世界两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这个人文科学世界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鲜活的、有灵有肉的人，他应该是个体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他的作品也因此而必然是具有个性特征的，有个人身影的。如果在人文科学世界里文史哲的作品是一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统一模式，是一种无个性的标准化、普遍化、通用化、模式化形态的话，人文科学的内在灵魂与精神也就可能失落了。

我们说，人文科学家往往以作品来表达他的价值理想与个性特征，人文科学家个性特征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人文科学家人生经历的个体性、丰富性和独特性，他的治学风格、论学之道的多样性，也就影响了文史哲艺术美学研究流派、内容、表现形式和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司马迁的《史记》之不同于班固的《汉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有异于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作者之思想、情感、价值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我们读《史记》，从太史公对那些英雄人物历史事迹及其悲剧命运的叙述描写中，从他对历史兴衰文明更替之复杂原因的深刻揭示中，总可以看到一个不屈权贵、人格高尚、充满人文知识分子理性批判精神的古代学者的身影，我们总可以与太史公一起为历史的风云、为英雄人物的命运而感叹、嗟息。18世纪的法国人文学者和启蒙思想家卢梭少年时就过着一种贫困流浪的生活，经历过许多人间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这使他形成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反抗精神，写出了《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同时，卢梭又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乡村小镇的所谓“外省年轻人”，宁静的乡村与纯朴的大自然，小城镇闭塞的乡风民俗，给了他许多影响他一生的情感与人生信念，因而在他的思想与精神世界里有许多十分固执于乡村民间生活和大自然天性的准则与精神追求。那种感伤的、怀旧的、抑郁的个性气质与纤细敏感心灵特征，使他写出了追求自然天性、“重返自然”的教育论著《爱弥儿》、《新爱洛伊丝》，他写的《论科学和艺术》等众多揭露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对人类天性和道德的侵蚀的论著，都与卢梭本人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世界有紧密的关系，是他自己内心情感的自然表露。卢梭自己也认为，他的作品，都是他个人自己内心世界与精神体验的忠实描写，而小说《忏悔录》则被认为是卢梭本人的个人传记小说。

我们说文如其人，或者说风格即人，是因为，在每一部人文作品背后，都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有情感有意志的人，每一部作品都曲折地体现着作者的人格精神与人格特征，都浸透着作者的心血与魂灵。正如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所说：“言者心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诗歌如此，其他文史哲作品，包括学术性研究性较强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学论著、哲学美学作品，也都或直接或间接的表达着传递着作者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尽管这种传递与表达的方式要复杂得多。但总体上来说，人文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人文学者作品的万千风格流派的差异性或作品个性的形成，正在于作者人格特征的差异性与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所以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说过：“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心情融为一体，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了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在这里，钱钟书所说之他人“学不会、学不到”的，主要是指那种基于人文学者的个体性人生经历、心灵体验和个性气质而产生的作品个性与独特风格，当然你可以模仿、效法，但总会与原作有差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之一，在于人文科学的作品，不只是对人文学者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反映，它更是对人文学者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的表现。人文科学的重要认识对象之一，也正是人文学者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情感，内心感受，内心体验。当然人文学者的这些内心体验与内心感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人文学者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人文学者所获得的人生体验与生活经历，也不一定全部都来自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体体验，人文学者可以从时代的经历中，从他那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经历与体验中获得必要的养分，他可以从他周围的人，从他同时代的同胞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中获得必要的创作动力。比如，20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学家、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的那种心灵荒原和人性毁灭的现实，加缪、贝克特、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作家和诗人所描述的那种无家可归的“颓废”、“孤独”、“恐惧”、“恶心”、“虚无”、“毁灭”等痛苦焦虑，那种无可理喻的人生荒诞感和无以摆脱的精神压迫感，既可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但也可能是他们对那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状况的反映。他们描写的不只是作家个人的内心感受，更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作品中呈现的乃是哲学家和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的现实。只不过，这个外部的生活世界与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与时代特征，需要通过个体性的人文学者的内心情感体验，通过具体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富于感情色彩的描述得以反映出来，才有可能成为人文科学世界的成功作品。如果说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从外部的社会与环境规范的制约角度来把握人的精神状况，那么人文科学更多的是通过人文学者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天地才得以反映外部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的。因此，在人文科学领域，人文学者的情感与精神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人文作品的风格与个性。

在人文科学的世界里，人文学者自己的生活积累，人生经历，岁月磨难，都可能成为他从事创作与研究工作时最有价值的“知识储备”与“专业训练”，对他的研究与创作过程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就与自然科学家相比较而言，人文科学家的那种所谓“大器晚成”、“厚积而薄发”的成长模式常常为人们关注，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年轻的天才给人的印象却似乎更为强烈。一般来说，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二三十岁便有重大成就或深刻思想的并不多见，人文科学家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大多在要在三十岁以后，四五十岁是创作能力最强、思想既充满激情而又趋向成熟的时期。同时，人文科学家在晚年也往往还会有重大的成就，他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会随着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日益丰富、深刻、广阔。而自然科学家所作出的重大科学成就，特别是具有创新性的科学发明与科学发现，许多都是在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作出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科学家们可能会比人文科学家更多的感到要跟上科学技术急速发展步伐的困难，但因其岁月的推移、人世的沧桑而可能会对自然科学技术的精神文化意蕴有了更广阔的理解，因此年轻时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晚年转而成为充满睿智的人文学者、哲学思想家的并不少见。当然不是说人文科学家年龄越大越可能有成就，也不是说自然科学家只在年轻时才会作出创新性成就。这里只是就人文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比较来说的。事实上，人文科学家的成长模式与过程似乎更加富于多样性和矛盾性。这是因为人文科学本身就是高度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生活的积累可能成为人文科学研究与创作的重要基础与知识储备，因此人生经历越丰富、阅历越复杂，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来源就越多，但两者并不一定是一种直接而简单的对应关系。在人文科学家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融入他的研究作品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中介环节和制约因素。而且，人文科学家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都是人文科学家认识世界体验人生的重要方式，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也并非怪论。所以我们知道，近代史上的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家康德，一生几乎不曾离开他出生的那个小镇，却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这些都是人文科学家的成长模式与个性气质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多样性特征。

“文如其人”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表现为人文科学的作品对作者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对象化，反过来讲，人文科学作品本身也会反过来对作者的精神世界与人生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也就是“人如其文”。在人文研究的世界里，人文科学家本人的情感与精神的变化，人文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念与人生信念的形成，往往同时也是在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他所进行的人文学术研究工作，在这学术研究与创作中所接触的体验到的文学情感、哲学理念、史学观念、美学准则、艺术精神，会浸润于他的心灵之中，内化到他的生命中去，形成人文科学者新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由此反过来影响他、重塑他。因此，人文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也同时成为研究者自己情感与价值观念演进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人文科学家成长过程的一个特点，表现为他所从事的对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美学的认识研究过程本身，可能同时也就成为人文科学家的一种新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过程。

就人文科学家而言，学问的过程也就是人生的过程。学问里的问题往往也就是他现实人生中的问题，或者说，他会从学问里的问题，看到自己的人生问题，使学问与人生发生彼此间的对话与解释。人文科学家可以从他所进行的文学、哲学、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和艺术学的研究过程中，从他接触、阅读、认识的研究对象那里进一步反思到自己，将研究对象的客体特征移入自己的主体世界，内化为自己的人生信念或个性素质。这样，研究对象与人文科学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往往会相互渗透、双向构建。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述了学问与人生经历、生命活动间特有的这种紧密互动关系。比如，历史学家会从他所认识研究的对象中获得对他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生活意义产生影响的体验，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自己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和人类文明的信念，也会影响到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并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得到反映。正因为这样，人们总可以在人文科学论著里，看出人文科学家自己的身影，看出人文科学家自己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个性气质的变化轨迹。人文科学家的人生理想、内心追求、价值信念，也都是通过他的作品来实现和表现的。人文科学家在创作他的研究成果，在完成他的作品的同时，他也就在创造着自己，塑造着自己的本质与存在方式。人文学者创造着作品，作品也在塑造着人文学者自身，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世界里那种理想性的“文如其人”与“人如其文”的丰富内涵所在。

如果说“神思”、“风骨”、“情采”、“气韵”等境界，本是人文科学文章著述的生命力所在，那它也应该是人文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追求的理想。人文教育与人才培养，总是应该在受教育者的心灵上唤起生命之鲜活之气，激起某种不死的精神。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体系中，人文科学各学科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应该是最强调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精神的。大学里的文史哲学科的教授学者，应该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治学风格和学术志趣，形成自己独特的才学品格。虽然文史哲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也需要有某种相对规范和统一的学术要求，有比较确定的知识与思想内容，但总的来说，任何一门文史哲领域的课程，任何一个文史哲领域的研究课题，都会留给人文学者们以相当大的空间去展示他们的个性气质与才情志意。所以我们往往会在文史哲学科中见到这样一种特别的现象，即哪怕是讲的同一门课程，不同的教授来讲，讲授的风格、形式、方法乃至对内容的理解说明，都会形成十分不同的特点与个性。而这种个性化特点，这种最大限度的多性化风格，正是人文科学的魅力所在，生命力所在。

惟其如此，在人文科学领域是不大容易搞标准化、通用化、模式化的教学的。我们可以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诸如《大学数学》、《大学物理学》、《大学经济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学教科书，也可以搞这类课程的全国统一的标准试题库与水平考试。但在人文学科教育领域，情况却似乎没这么简单。我们当然也可以编全国统一的大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或美学教材，因为在文史哲领域并非就不存在某种可以标准化通用化或统一的东西，在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的专业教育中，也有大量教学的内容还是属于比较规范的基础性知识，比如在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方面的一些相对确定的知识性、事实性或原理性内容，这些较为固定的确切的内容，是可以采取相对统一标准化的教学方式的。但从总体上来说，人文科学却应该是一种更强调个性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教育。

如果我们忘却了人文科学的这一本真属性，那我们可能最终将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在我们现代的大学教育里，在进行越来越标准化、模式化、工厂流水线般生产的大学专业教育中，尽管投入在不断增长，办学条件越来越好，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现代化，但却总是不易产生有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人文学者，不易产生有自己鲜明个性、才华飞扬的怪才式文史哲毕业生。如今，大学里的人文科学各学科的专业教育，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历史学、美学、艺术学，越来越多地在使用“全国统编”的文史哲教科书，采用所谓“客观化”的考试方式，“标准化”的试题与答案，像自然科学那样来“解析”、“分析”文史哲的学科精神与丰富思想。所有这一切，虽然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达致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它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结果。其中潜在的陷阱或隐患，就是可能在这种标准化、统编化、模式化的努力中，人文科学教育的本质个性被忽视了，它可能已经抽去了人文科学特有的那种内在自由精神与个性魅力，挤走了那种靠人文学者自己去感悟体认的神思境界与情感天地。文学、哲学、历史学学科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逐渐纳入现代大学那标准化通用化教育体系的做法，固然可以批量地产出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专业毕业生，但它可能也埋下了人文科学教育危机的重要根源。因为这样一种工业化式流水线作业生产出来的文史哲毕业生，虽然会掌握住人文科学方面大量的知识，但他们对人文科学那种特有的精神与气质，却可能缺乏必要的熏陶与体认。同样的，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人文学科领域或专业的史学家、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也可能会越来越把人文学术研究当成一种技术性操作的职业，一种工具化的生存之技。于是，人文科学的内在精神与灵魂，往往最终可能在这种职业性专业性的束缚中越来越趋同，从而逐渐失去了人文学者那种个性飞扬、神思飘逸的品格，失去那富于浪漫气质与幻想色彩的本真天性了。

因此，如何从人文科学的特性出发，在我们的大学的文史哲教育中更多的注入个性化教育的精神，强调人文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既有相同又有各自的特点和特殊性，从而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考试模式等方面作出与人文科学特性相适应的调整，按照人文科学的“科学规律”来办人文科学教育，办人文学院，办大学文史哲艺术学专业，培养未来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是我们大学人文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