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具有丰富财富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金钱。他的财富是精神的——是著作、是知识、是学问。
父亲曾经几次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是一个最穷的人，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原来不以为然的我们听了父亲的话，心里一愣。但想想，的确如此。生活中的父亲不管钱，他也从不计较金钱和财产，他的一生是非常慷慨的。
正如《女神》开卷第一篇序诗，父亲的自白：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赤条条的我之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
解放前父亲的稿费和版税用来维持家庭生活及参加社会活动，又经常用来帮助朋友，1930年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父亲将版税直接给了“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基金。此后他常常用自己的稿费和版税支持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于伶的悼念文章中回忆道：同年《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第一次叫出了“为无产阶级而戏剧”这个革命的口号，要公演时，没有经费，打算从书店借出准备寄给郭沫若的版税二百元，作为演出费。当在东京的父亲知道后，给他们写信表示：“估计你们一定难于卖出戏票去，这二百元算我买下了你们的戏票，分送请无产者看革命的戏剧吧！”
据傅抱石夫人回忆，1935年父亲在获悉傅抱石无力埋葬老母而愁急时，父亲“特意卖给内山书店一部文稿，让内山书店把应得的全部稿酬，直接地汇给了抱石。”
重庆时期为了帮助被国民党通缉的青年，父亲让把刚刚拿到的稿费送给这位青年，鼓励他去上海开办美术研究所。那时重庆家中常来常往的朋友很多，每每谈完工作后，父母亲总是留大家在家里吃饭，或又邀到家门口吃地道的重庆辣牛肉面，毛肚火锅，个个满头大汗。虽然饭很简单，但大家都很畅快。正如张瑞芳的悼文中写道：“在八年抗战的重庆，您朴素的家里接待过多少文化艺术界和各界人士？我们有了高兴的事要去告诉您，有了不愉快的事要去麻烦您，有了新作品要去请教您，您总是热情接待，诲人不倦。”
在上海，父亲为《募集贫病文化人救济基金的义卖游园会》题写许多幅字参加义卖。用募得的大笔基金来帮助辗转在文化战线上的贫困、多病的文化人士。一次，主持《上海剧艺社》的于伶社长给父亲送去上演《孔雀胆》的上演税。因为剧团困难，支票送晚了。于伶回忆，当时的心情忐忑不安，却看到了父亲的从未见到过的严厉，并对他说：你们社收容了许多由内地过来无所归宿的戏剧同志，除了一个《升官图》，卖票收入都不够每月的过大开支，我怎么还能收你们的什么上演税？于社长清楚，父亲那时正为小女儿生病愁着医药费呢，他也知道这个剧社的经济条件要比重庆成都的《中华剧艺社》好得多，但父亲仍表示要把这笔钱作为剧团排演洪深先生《草莽英雄》的布景和演出费而拒绝收下。
父亲在帮助别人时，他克服着自己的困难；在他困难时，又不愿意增添组织和朋友的负担。1928年2月因第二次伤寒，贻误了赴苏联的航船，改道赴日本时，与周恩来、李一氓“同吃午饭”，决定赴日行程后，“考虑此次赴日是往东京还是长崎，整天‘苦闷得难耐’，为今后生活担心。”当时组织上要给父亲一些经费，但他又知道组织上目前也很困难，坚决谢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资助。
▲1951年12月20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郭沫若和意大利、日本、英国、德国、巴西等国家的六位和平战士斯大林奖金。翌年4月，郭沫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授奖仪式上受奖，并把这一奖励的全部奖金十万卢布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图为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
每当父亲稍有条件时，他默默地、尽可能多地向党交纳党费。父亲在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长江局会议，列为特殊党员，不参加支部活动。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父亲的身份。他用K字为代号交纳党费，吴奚如回忆：当时用K字代号的人党费交得最多。以后知道K就是郭沫若。
在父亲身边生活期间，我们看到父亲于1952年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十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组织。
20世纪50年代父亲向中央表示停止版税收入。他捐献出稿费，中科院在中关村为科学工作者修了两个标准游泳池；在科技大学体育场北侧也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
▲郭沫若在景德镇瓷器厂参观。
那时，父母亲将有价值的书籍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几年后父亲将在日本时期保存的历史、考古等书籍捐献给了日本友方，当时日本朋友建议成立“沫若文库”，父亲不同意。他认为不要署个人的名字，后来按父亲的意见将文库定名为“亚非文库”。20世纪60年代初父母亲再次捐出整理好的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著《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二部历史学专著及历史剧《屈原》等六部历史剧的手稿。
父亲有时到外地视察——这是人大代表的工作。一次父亲到了江西景德镇。他仔细地看了当地瓷器的发展，生产过程及老艺工的手艺；与瓷器厂的领导和员工交谈并题了字。第二天启程时，只见楼下餐厅的长桌上放满了各种精美瓷器——这是厂方为送给父亲精心选出的。父亲看了说：“我又不是贩瓷器的，”表示“只留一件做纪念吧。”哪知刚说完，又有人带来了一些精品，父亲生气了，说如果不把这些瓷器收回去，就不走了，随后又上楼了。父亲的这一表态急坏了工作人员，因为后面的日程安排是很紧的。经过劝说，第二次送来的瓷器也全部原样退回了。人们的心和父亲的心都是好意。
20世纪60年代，父母亲又将余下的稿费十五万元，全部交给了科学院党组。就这样，捐出的稿费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科院作为宣传费用用了一部分，在父亲去世后，中科院领导又补齐了稿费的额度，经中央批准把这笔钱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我想这正是对父亲的最大的理解，也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父亲一直以来充满着对儿童、对青年成长的关怀和爱。在邓牛顿等编著的《郭老与儿童文学》书中，收编了父亲自1919年以来关于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教育的作品、讲话、题辞有七十篇。而这本书所编辑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父亲写的儿童诗含蕴的内容很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为儿童写作的无邪的诗句：
小小的婴儿，
坐在檐前欢喜，
拍拍着两两的手儿，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为给新生的共和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消除战争危机，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率先参加和平签名运动。
……
美丽的诗句：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
怀念的诗句：
扬眉，你才十二岁，你在苦难中成长，但苦难并没有磨损你的天真，你是聪明绝顶。……
你盼望你爸爸出狱。你欢迎了妈妈，如今你又伴着了他们永生。……
号召的诗句：
来来来，来呀！
来来来，来呀！
新中国的小朋友，来来来呀！
爱我们的新中国，爱我们的新时代！
爱我们的新中国，爱我们的新时代！
我们像百花齐开，多么地自由自在呀！
……
友情的诗句：
这儿是加格拉，这儿也就是北京！
哦，可爱的小妞妞玛娜娜哟，你可不就是我的小女儿郭平英？
关爱的诗句：
“六一”是孩子们快乐的好日子啊！
孩子们的妈妈，孩子们的爸爸，
孩子们的老师，孩子们的教育家，
请听听孩子们说几句衷心话。
……
大人们呵，这是孩子们的衷心话，
说得不好听，请你们不要骂。
今天是咱们的欢喜的好日子呵，
让咱们一同唱歌，一同笑哈哈。
鼓励性的诗句：
红旗迎风飘，
锻炼，锻炼，锻炼，
锻炼得身体十分好。
高山向我们点头，
大海为我们舞蹈，
太阳和我们赛跑。
活泼、勇敢、沉着、机敏，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有健康的精神。
……
父亲给小儿建英的诗句：
五朵银花，送你回家。
今天是你的生日，八月二十八，
你已经九岁了，我可爱的娃娃！
望你好好学习，快快长大，
长大成红色的专家。
驾着宇宙飞船到月球和火星去玩耍。
到那时你如果想起了爸妈的话，
望你喊一声：我的爹爹，我的妈妈！
父亲在1955年9月写有《请为少年儿童写作》，文章中提到：“事实上儿童文学是最难做好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要在精神上比较没有渣滓，才能做得出好的儿童文学。……要做好儿童文学，有必要努力恢复我们自己的少年儿童时代的活泼纯洁的精神，并努力向今天的少年儿童的生活作深入的体会。……”他提出：“我愿意诚恳地提出一个建议：在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都要为少年儿童至少写一篇东西。……”
父亲还提出“长远保持儿童时代的精神”。早在1921年父亲就提出“儿童文学既如此重要，则儿童文学之建设不可以一日缓。”他在1927年写出《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为孩子们写出了工人运动中英雄小普罗的故事。1938年父亲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孩子剧团”会上讲话说：“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一定是流许多许多勇士的血，牺牲许多战士的头颅，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我希望你们在困苦艰难和磨练中长成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
“孩子剧团”的孩子们起身于难民收容所，他们团结起来干些歌咏演剧的事体，自立生活。上海沦陷到徐州，到汉口，到重庆。父亲在筹建三厅时，按周恩来的建议，收编孩子剧团到三厅。父亲与陈诚斗争后实现了收编工作，并写道，这是“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从此，孩子剧团100多人陆续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赖家桥的老银杏树下听父亲讲话，与周伯伯、邓妈妈欢聚、聆听教导。父亲著文《我们大人们，学学孩子吧！》
为了青年的成长，解放后父亲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于1958年建议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使之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中，又添加了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为立志从事科学事业的年青人，提供了汲取知识、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1959年邯郸戏校豫剧班的少年演出的《穆桂英挂帅》，英姿飒爽，引起了开国元老们的关爱，父亲也特别喜欢他们，题名“东风剧团”。请他们到科学院、科技大学演出，请他们到家里来玩耍，前后为剧团题了九幅字。1977年父亲已经久病虚弱了，剧团来北京演出，小演员长大了，父亲仍然把他们看成小孩子，感情真切地接见他们。剧团的胡小凤、牛淑贤等演员得了梅花奖，优秀的后继者都活跃在豫剧的舞台上。
▲1942年夏，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孩子剧团、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们合影于赖家桥三塘院子。
▲郭沫若、于立群与子女及当年的孩子剧团部分成员。
▲郭沫若与东风剧团小演员。
对青年的成长，1956年父亲曾复信给清华大学一位同学，说：“您在专业之外，对于文艺仍保持着爱好，这也是好的。这样可以使生活不偏枯，可以养成优美的情操。”“当然我自己还是想努力，也总想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但我却禁不住要把期待更多地寄放在新生力量上了。新陈代谢，理所当然，希望青年同志们迅速成长起来，更有担当地在各方面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父亲和青年的交流中，始终保持着相互关系的平等，又善意地给予鼓励、指导和关怀。
在给科大一同学复信中写道：“你的诗，我都读了一遍。你在科学专业之外，文学上有这样的修养是不错的。我在你的年龄时就不曾写出你这样的诗。这证明我并不是‘天才’。祝你努力，并注意健康。”
1968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父亲为科大建校十周年作词：“十年校庆欣逢，把抗大作风莫放松。要服务工农，一心一德，赶超国际，有始有终……。”在“文化大革命”派性猖獗、知识无用、否定一切之时，父亲为科大师生提出了忠告和希望。
▲郭沫若与儿子郭汉英。
同年父亲为北京师大“红烂漫”战斗组复信，探讨毛主席诗词解释的注意点。
7月底，又复信于福建师院“飞雪迎春”战斗组，也与他们探讨主席诗词的注释若干问题。
父亲很注意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他说过：“我感觉我一辈子都还是学生。天地间值得我们学习的事体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别时，我的真正的学生生活是不会终结的，也不应该终结的。活到老，学到老。”父亲正如他说的那样做的。记得父亲主张推广普通话，他常常在群众大会前，把讲话稿事先给我们念念，让我们几个孩子帮他纠正不正确的发音。那时父亲在念“改造”的“造”字，总是带有川音，发为“cao”。我们说不对，这个音在北方是骂人的音调，必须改正。老爸爸很认真地改，但时不时地也会露出原来的调子来。
父亲有时会把写好的稿子内容和我们几个孩子聊聊，汉英、世英等为某个问题提出异议时，父亲当时一下子会接受不了，但他往往转身回到自己办公室转上几圈，觉得孩子们说得有道理时，他会回来平和地接受。
父亲曾写过电影剧本《郑成功》，学工程物理的大哥汉英改写出了一个话剧本《郑成功》，竟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
父亲是伟大的，但他又是那么地平凡，他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希望后来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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