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战备保障是三线建设的根本所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经过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以及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1964年，国民经济状况已明显好转，国家开始着手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按照原来的设想，“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这一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按照这个思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线发展下去。

然而，进入60年代后，中国周边国际环境非常严峻，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及侵略威胁，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对国际战略格局分析的重大变化，导致国内经济建设重点的转向。首先，在中国的南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从出钱出枪出顾问的“特种战争”发展为直接出人的“局部战争”，威胁到中国“南大门”的安全。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美国还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5次派出40余股特务登陆从事骚扰活动，先后被歼灭594人。其次，在中国的北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苏联向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100万人，还把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中苏边境紧张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再次，在中国的西面，中印边界动荡不安。1962年，印度军队悍然由中印边境东段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自卫反击，将印军击退。其后，虽然由于中国方面主动停火、撤军和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而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边界挑衅重起的威胁仍然存在。

面对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不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有所准备。而从当时国内战备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1）工业过于集中。当时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国家采取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备现状，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研究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后指出，战前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中国应汲取这一深刻教训，建设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同时提出，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10月，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1965年九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拟定的“三五”计划。修改后的“三五”计划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这样，“三五”计划就将原来的以吃穿用为中心，改变为以战备为中心，拉开了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序幕。到1970年“三五”计划完成后，国家相继实行的“四五”“五五”两个五年计划，仍坚持了加强战备的指导思想，使三线建设获得了长期持续的进展，逐步达到了预期目的，从根本上巩固和加强了国防。由此可见，备战是三线建设的最直接原因。